1938年7月30日晚上，干了一天农活的乡亲们正要睡觉，可刚刚躺下就听见村头有人喊“日本鬼子要来扫荡了”。乡亲们不敢睡觉，坐起来听着动静，天刚蒙蒙亮，从远处传来了一阵阵震耳欲聋的枪炮声由远而近。杨玉田回忆说，八点来钟吧，就说来日本（鬼子）了，那时日本还没进庄子，他把那大炮安在南边的山头上了，往盘山那打，所有的庙都给打着了。一边打炮，一边就下庄里头了。大家见势头不好，便扶老携幼地往盘山上躲去。天亮了，几十名日军打破了史各庄这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的宁静。侵略者砸开了几户百姓家的门,却没有发现一个村民。于是,恼羞成怒的日军队长下令烧掉村里所有的房子,顷刻间史各庄成了一片火海。全村100多间房屋在大火燃烧了十几个小时后变为灰烬,同时化为灰烬的还有村民们的粮食、衣物等全部财产。
（史家曰：我爷爷家的老屋也是被这群“纵火犯”毁掉的，这算是鬼子进村的“常规动作”了。）
在一片宁静的田地和树林中，矗立的纪念碑显得庄严肃穆。
92岁的杨玉田老人在纪念碑前控诉当年日军的暴行，碑上记录的11位村民全被残酷地烧死。
兽性大发的日本侵略者不满足于放火烧村,在将近中午时分又集结人马向野孩子沟进发“扫荡”。在野孩子沟,日军发现了藏在这里的11名中国人,分别是史各庄的7个村民和邻村的4个人。日本兵将这11名村民包围后,先是用绳子将他们倒背着手绑起来,再野蛮地用铁丝穿过每个人的锁骨,最终将11人穿成一串。残忍的日军一路狂笑着将穿成串的11个村民强行牵扯到村南邻村小米庄的一个小山包上。之后,几名日军把1名村民拖进看坟人住的章房里,锁上门架起机枪后,在房子周围堆满了柴草。只听日军队长一声令下,几十个日本兵同时点燃草房周围的柴草,瞬间火舌春没了草房,11名村民挣扎、怒骂，但无济于事，因为锁骨被穿在一起，惨遭迫害。乡亲们不忍目睹这惨案的发生,日寇却发出阵阵野兽般满足的嚎叫。
傍晚，鬼子终于撤走了............。映入乡亲们眼帘的，是横七竖八躺在那里的11具焦黑的骨架，皮肉都给大火烧化了，一层厚厚的焦油浮在地面上。
（史家曰：日寇之凶狠变态真是反人类的！）19387月,蓟县爆发了抗日武装大暴动,“抗联”队伍进驻上仓镇。（包含南闵庄、后秦各庄、河西镇三村)。驻扎在别山镇的日军150余人,在对账石川的带领下奔袭上仓镇。“抗联”队伍主动撤离。石川扑空后恼羞成怒,以强杀、刺刀挑、刀劈、活理、水溺等残忍手段,先后屠杀无辜村民300余人,制造了蓟县境内规模最大的惨案一一骇人听闻的上仓惨案。
1938年8月2日(农历七月初七),300多个日本侵略军从东北方向朝着壊门村扑来。当时駐扎在村北坡上的抗日武装“便衣队”首先发现了敌人,为了吸引敌人并掩护群众移,便主动向敌人开了枪。
当时村里的老百姓正在吃早饭。听到枪声,村民们马上扔下饭碗,扶老携幼,弃家跑出。村民们大部分跑到了村北名为三岔沟的山坡上躲避。大人们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几个孩子连吓带累哇哇地哭起来。敌人没有进村,便循着孩子们的哭声追了过来,见人就杀。他们先用刀捅死了一个12岁的外号叫“冯老棵”的放马的小孩,又用枪打死了怀有八个月身孕的孟庆忠的媳妇。唐振如一家9口有7口死在敌人的枪口下。不到两个小时,敌人凶残杀害百姓20人,打伤十几人。惨案过后,山坡上尸体纵横,哭声满山。
苏家圈村位于天津东部葛沽镇的西北,是海河畔的一个小村。1938年8月8日,日军100多人乘着卡车包围了苏家圈、北园等村庄,部分村民闻讯逃往村外庄稼地里躲藏,余众被围村内。日军进村后逐户搜查,把几个小村的200余村民驱赶到苏家圈张玉林的宅院内,逼迫村民招认为“土匪”。（史家曰：自己是强盗土匪却让别人招认土匪，这是什么强盗逻辑？）村民拒不招认,日军恼怒,捆绑30余人,押到一条水沟边,强迫跪成两排,诬为土匪,要杀给村民看。村里剃头的越三聋子首遭其害,被打死在沟里。接着扛活的张小二、做小买卖的张玉林被杀。日本兵杀一人,问一次村民是否招供为“土匪”。无人招供就继续杀人。张德发、张徳起、张洪祥、李国清、孙友成的父亲等被枪杀。尸体倒在沟里,水被染红。日本兵把20多岁的郭景山拉到沟边欲枪杀时,郭景山两眼如铃,青筋暴涨,不甘下跪,大叫“我们不是土匪”。日伪军用棍棒打、皮鞭抽、枪托砸,郭景山仍喊冤不停,被打得血肉模糊。最后,日军见天色已晚,恐遭袭击,放火烧了郭长盛、郭长オ、任成义等人的房子,然后抓了几个村民,撤走了。不幸的是,躲在棉花地里的郭长富以及往地里送饭的蔡大爷,均殒命于日寇枪下。日军以剿匪为名,滥杀无辜,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史家曰：日寇犯下的战争罪行真是罄竹难书！）閱讀更多 史家淘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