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有着悠久的历史，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活跃的繁荣地带之一，因而其居民也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发生过无数次或显或隐的变迁。在诸城农村，除一部分居民是元末以前的老住户（当地称“古时人”）外，其他大都为元末以后的外地移民。
古时的当地人称为土著人，实际上也包括了元末以前的客籍人。
地地道道的诸城土著人，当属东夷人。
据史书记载，远古时代，东方有一个强大的东夷部落。其地域北自山东北部，西至河南东部，南至安徽中部，东至东海，诸城显然位于东夷的腹地。传说中的“五帝”之一东夷人虞舜，经考证即为今诸城市诸冯村人。由此可见，诸城境内的东夷人，当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了。
当时诸城人烟兴旺，繁衍后续，至今在诸城生活的人，有些很可能就是东夷人的后裔，但要真正明确孰是孰非，却不是件容易事，就是有家族谱牒，也未必记载详实，因为他们有能力搞一部家谱的时候，若干代以前的家世也就不可溯及了。
古时人中的客籍人中也有东夷人的后裔，只因为几经迁移，已续不清他们家族的世系。
从前诸城有句俗语：“长城岭（现为前后两村）、葫芦柄（现称福禄并，这两个村庄旧时均属诸城，现辖于五莲县），不用问道是姓郑。”这里的郑氏就是战国时因郑国被韩国所灭，为避难而由河南郑县迁来的，旧县志记载，到清光绪年间已传至67代。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之族，就是由此地迁去高密的；现在诸城、五莲一些村庄的郑氏，也是他们的分支，可见有人讲古时人不旺，是不切实际的。
有一些外籍人是随着战争而移入的。据史书记载，周灭商后，受到敕封的诸侯率领着军队、部属，并裹挟着一部分殷人宗族，开赴全国。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南方的越、楚等国相继强大并北侵齐境，越曾一度占领琅邪，并将都城迁到这里来，期间随迁人员也一定很可观。秦代，秦始皇为作琅邪台，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这台下是泛指附近地区，旧时全部属诸城地域。晋代南燕占据齐地，以及金、元的南侵，慕容氏和女真、蒙古族人的从军参政人员及其随行眷属，免不了也会遗留散落下来。九台镇的慕容老庄，相传就是南燕遗民所立。
自古以来，诸城境域既有大量的外籍人流入，也有大量当地人迁出，寄寓到外地或异国他乡，甚至遥远的大洋彼岸。这是造成古时人极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早在原始社会，先民们为追逐猎物四处游移。东夷人是最早使用弓箭捕猎的人，从这里走出去的古时人，为数当然也不会少。
从三国至元末，内忧外患，战争频仍，东晋时南燕占据齐地，北宋末年金兵压境，南宋期间，诸城地区又是宋、金及山东农民起义军红袄军争夺的重地，诸城人为免受战乱劫难而纷纷远离战区，其主要流向是南方。《晋书》徐邈传载：“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晋明帝时，他们在今江苏省武进县西南侨置姑幕县，姑幕原在诸莒之间，这千余家移民中，必然有诸城人。
元朝末年，诸城的外迁人口数量最大，其主要迁往山西一带。
当时山东、河南地区不仅有起义军与起义军、起义军与朝廷之间的激烈战争，而且水患、瘟疫肆虐，以致民不聊生，造成人口大量迁移。而山西晋南一带不仅地势险要，没有受到战乱影响，而且风调雨顺，物阜年丰，成为人们理想中的家园，于是得知此信息的诸城人，纷纷迁往那里。
明代以来开始有了正常的人口迁移现象。从前有句关于移民的俗语：“有本事的下南洋，没本事的闯关东。”南洋实指东南亚一带的国家和地区，亦泛指海外。那些漂洋南去的诸城人，多数早已成了外国公民。但这期间，人口的主要流向是东北，去那里不用漂洋过海，而且那里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是人们较好的生存之地。不仅如此，清朝初期，政府还曾出台鼓励去东北垦荒的政策，对其组织者可视招徕人数和开垦荒地亩数，授予不同级别的官职。一百五十年前的“关东”，还包括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以及库页岛在内的地区。今天东北人聚到一起，谈起自己的原籍时，不少人会不约而同地说是山东，还有人能具体地说出是诸城。明代以来的外迁人口中，古时人虽占少数，但占本人群的比例却是很大的。现在人们所了解的古时人去向，大都是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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