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四十餘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成就：從1978年的國內生產總值3679億元，到2018年的近92萬億元，總值摺合14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5%左右，跨上歷史新臺階；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實現歷史性跨越。
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跨越，離不開我國當時的人口紅利。按照美國經濟學家布魯姆和威廉姆森的“人口紅利”概念，當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上升，會形成低撫養比、高儲蓄率、高投資的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局面，就是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是對生產的影響，通過大規模的人力資源使用，不斷提高生產能力，滿足不同層級的社會需要；其次是對消費、儲蓄的影響。當人們通過勞動獲得財富後，一部分人會將財富以貨幣的形式存儲起來，另一部分人則會通過各種消費，將財富轉化為物質，反過來又推動社會生產。
當然，人口紅利也是有侷限的，當經濟增長模式發生改變的時候，人口紅利不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而是通過消費促進社會生產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就認為，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來說，人口是一個基礎，沒有這個基礎，經濟想要實現跳躍式增長會比較難；在經濟增長進入快車道的時候，人口則可以成為助推因素。
然而，從2011年開始，中國的老齡化進程加快。據統計，2011年60歲及以上的人口為1.84億，佔總人口比例的13.7%；而到了2017年年底，這一數據分別達到2.41億和17.3%。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到2050年，中國老年人口將達35.1%，超過4.4億，大約每3個人就有一個老年人。社會人口老年化的一個顯著特徵，是撫養比開始由降轉升，隨之而來的是，通過勞動提高生產效率的途徑逐漸消退。因此，伴隨了中國四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的人口紅利毫無懸念地正在消失。
不過，人口紅利只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助推因素，絕不是絕對性因素。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遇到人口紅利消失時，往往會採取幾條路徑進行改變：一是改變生育政策，通過鼓勵大規模生育，提高生育率；二是通過人才引進，有規模地進行人口擴張。如德國很早就有意識地引進土耳其勞工，以彌補本國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三是靠技術創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基本動力，以刺激經濟發展。如日本通過人工智能代替自然人進入工廠提供勞動，以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四是實行投資、併購等轉移行為，將工廠搬遷到人口紅利充沛、具有較大稅收優惠的國家，藉助他國的人口紅利，保證企業的發展。
當前，不少中國企業面臨的招工難，實際上就是人口短缺。在引進境外勞工尚有很多障礙之時，依靠技術創新，提高企業效率和實施“走出去”戰略成為企業家們瞄準的目標。但技術創新絕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這種技術創新的過程，往往具有投資大、回報風險高的特點，因而，不少企業不願、也不敢投入太大。因此，“走出去”戰略的實施，無疑更能讓企業在短期內獲得發展。
佛山是全球陶瓷製造業的重鎮。而陶瓷業的發展，更與人口紅利息息相關。早在多年前，佛山的陶瓷企業就已開始試水國外，但力度並不大。近年來，不少佛山陶瓷企業紛紛將投資辦廠的目光瞄準了越南。這一投資注意力方向的轉變有一定的基礎：越南與中國地理上近鄰，該國目前正處在經濟發展初期，不僅有許多稅收優惠政策，更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陶瓷行業作為勞動密集型企業，越南目前的人口紅利正是這些企業所希望得到的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不過，時至今日，佛山陶瓷企業還沒有一家在越南落地。據佛山市奧斯博陶瓷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黃國強稱，目前還沒有中國大陸陶企在越南辦廠，中國臺灣的陶瓷衛浴企業則偏多。
目前來看，投資越南陶瓷行業還是具有較為明顯的優勢：
一是越南正處於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無論是稅收優惠政策還是對外貿易，具有較大的優勢。數據表明，2019年1-7月，中國對美陶瓷磚出口總額為1.91億美元，較去年同期的2.19億美元下滑12.68%。特別是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陶瓷先後遭遇了印度、韓國、墨西哥、海灣六國等多國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對中國的陶瓷企業打擊非常大。從瓷磚關稅來看，越南產品出口美國的關稅為5%，而中國同類產品出口美國的關稅達到25%。這種關稅差異，對於中國的陶瓷企業來說，無疑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二是中國的陶瓷製造技術遠遠優於越南，具有技術優勢。以600×600（mm）的拋光磚出廠價為例，越南出口該產品的價格為中國同類產品的兩倍以上，其他衛浴產品的出廠價也與此類似。雖然價格的差異是多種因素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差異與中國陶瓷製造業的技術及不斷創新的理念具有很強的正相關性。而這也正是中國陶瓷企業走出去的信心和底氣。
但到越南開辦陶瓷工廠，決不會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容易。
一是陶瓷行業本身有一定的侷限性。全球經濟的持續低迷，買方市場熱情不高，加之目前正處於全球經濟的寒冬，各國政府都在採取措施，優先保護本國企業的發展。如近期菲律賓政府對越南出口的建築材料加徵關稅，以保護該國的同類工業企業。
二是如何有效應對當地的用工政策。保護本國工人優先是當地政府的重要決策內容。以越南大同奈公司為例，該公司以往的中層管理人員中，中國管理人員的佔比很高，但目前只有15人，其他均為越南員工。本國工人優先安排是一個國家、一個政府首先需要面臨的問題，屬於政府決策的問題。如果在越南開辦陶瓷工廠，應當考慮清楚這個涉及國家用工政策的問題。
三是如何有效應對越南的法律制度，特別是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都是有差異的，在越南，無論是投資開廠還是投資併購，往往都會涉及到反壟斷法、跨國併購審查、證券交易法、公司法、社會保障法等，而這其中不少又會涉及到知識產權的相關法律。不熟悉、不瞭解當地的法律，無疑是一項極具風險的投資行為。因此，對於想要走出去、到越南投資辦廠的中國陶瓷企業來說，應當儘可能尋找了解當地法律制度的法務人員或律師，將投資辦廠的風險降到最低，避免因涉及法律問題而功虧一簣。
當然，我們雖然提到上述風險，但我們決不能因此止步不前。從長遠來看，越南仍是我們中國陶瓷企業的投資窪地。只要我們做好風險控制，建立符合要求的合規審查制度，防止投資越南可能出現的糾紛，我們仍然可以在此時，贏得全球市場。
也許，到越南辦廠，佈局越南經濟發展版圖，搶灘越南陶瓷市場，正當其時。
（作者系佛山市法學會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主任 孫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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