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克良：“自古忠孝不能兩全。我對得起茅臺，對得起仁懷人民，唯一對不起的是自己的親人。
採訪季克良:
“我是一個農民的子女，沒有所謂的靠山，沒有所謂的後臺，也沒有親戚朋友在身邊，遠離家鄉，在這麼一個偏僻的地方，應該說當了三十年的領導……很難的，但是我過來了。”
1939年4月24日，江蘇南通東郊一間茅草屋裡誕生了一個瘦弱的小男孩，排行第五，取名克良。三歲那年，因為家貧，男孩被過繼給膝下無子的姑姑，改姓季，全名季克良。
雖家境貧寒，但季克良聽話懂事、勤奮刻苦，靠助學金讀完了初高中。報考大學時，拿不出更多路費，季克良填報了離家較近的無錫輕工業學院（現江南大學），學習食品發酵專業。
即便如此，他還是有三次寒暑假沒捨得回家。
1964年畢業後，經輕工業部選拔，季克良被分配到國營茅臺酒廠工作。這意味著要先從南通坐一天船漂到上海，從上海坐兩天火車到湖南，再坐兩天的火車到貴陽，再坐一天汽車到遵義，最後才能抵達茅臺鎮，顛簸、耗時五天五夜。
因為這漫長的路程，季克良養父、養母、生父去世的時候，自己都沒能陪在身邊。季克良親生父親、愛人徐英母親辭世那段時間，正值茅臺酒下沙。當時廠裡其他幾位負責人或調走、或養病，都無法親臨指導。為了茅臺酒的質量，兩個人含著悲痛堅持在一線工作，都沒有回去奔喪。
到茅臺酒廠工作，這段大概2000公里的路，季老一路走了大約7天多的時間。到了之後映入眼簾的是零落的廠房，用酒罈砌起的宿舍以及落後的生產設備，他的工資只有四十二塊五，當時全國城鎮職工工資大概也就是在600元左右。“下鄉”卻沒有得到絲毫的優厚，而且對偏遠山區生活條件自然也比不得江蘇，甚至季老在搬到宿舍當天“就被小偷光顧了”。
在很多人看來，彼時的生活總是苦的，但極大的落差總還是會讓人產生恐慌。季老夫人徐英女士曾這樣回憶當年：“有點害怕，還是有點害怕的。到這裡生活不習慣，交通不習慣，吃辣椒也不習慣，一吃辣椒鼻子就流水。確實很艱苦，怎麼辦呢？因為你學了這個專業，你就要堅持下去”。
在大學時，季克良認識了後來的妻子徐英
季老也曾回憶稱，我是一個農民的子女，沒有所謂的靠山，沒有所謂的後臺，也沒有親戚朋友在身邊，遠離家鄉，在這麼一個偏僻的地方，當了幾十年的領導……應該說很難的，但是我過來了。
季老也曾打過報告離開，從1967年到1987年曾寫了長達二十年的請調報告，期間大部分時間是他已經出任茅臺的領導職務，要知道他那是已經從副科長已經做到高管，直到1983年出任廠長職務。
熟悉季老的人都知道，雖然在貴州幾十年，但他的南通鄉音猶在，或許這就是季老內心的反映：對家鄉的留戀。在過往20年的請調中，讓他申請離開的也只有這個原因：如山親情。
與很多英模、先烈為了國家發展而隱姓埋名，幾十年不回家類似，季老養母在1967年離開人世，因為交通不便，他趕了五天五夜回到老家，還是沒能見到養母生前最後一面，封棺的時候，他到了，空餘一聲嘆息。養母去世後，季老養父只剩孤零零一個人，親生父親經濟條件也並不好。此後，親生母親高血壓病危，季老才趕回去，親生父親1983年去世，季老還是沒能趕上送一程。對於父母的愧疚，讓季老才頻頻申請調令回鄉。
結果“先是廠裡不放，後來是輕工廳不放，再後來是省委不放”。彼時，茅臺酒廠以及貴州省領導也給予了季老極大的支持，老廠長鄒開良曾特意跑到季老老家動員家人到貴州生活，貴州原省長王朝文也是多次挽留，曾對季老說“虧待你了”。
對於茅臺，季老從來都是眷戀的。在他工資幾十塊錢的時候，有企業許諾小別墅和5萬年薪聘請他，他卻毅然拒絕：“去那些地方，我感到對不起茅臺”，在他心中，是茅臺成就了他。讓季老留在茅臺的，是茅臺人的熱血，是“心安處即是故鄉”，對於季老來講，“愛在茅臺，難以離開”。
季老的榜樣，不僅僅在於成功，更在於自我修養
成功與偉大的區別，前者源自對於職業的成就，而後者更進一步包含了自我修養上的座座豐碑。季老所樹立的榜樣，不僅僅是為茅臺、為酒業、為貴州所做的貢獻，也在於他自拔的人生。
其實，季老原本並不姓季，而是本姓顧，出生在貧寒家庭，親生父親曾在當地小酒坊釀酒貼補家用，怎奈一人無法支撐一個大家庭的生計。後來因為家貧，在三歲的時候他被過繼給姑姑所在的季姓人家，被取名季克良。
在那個時代的農村，雖然季老因年幼得到的寵愛更多，但生活總不太豐裕，季老年少時過著甘之如飴的生活，好在家人重視教育，季老肩負家人的期望，一路考到了大學。14歲的時候，季老考取了初中，年近六十的父親拿著根扁擔挑著衣服、鋪蓋等把季克良送到了離家四十多華里的南通第二初中。
1959年，季老考入大學。因為傳奇，季老的一生有太多“附會”在他身上的說法。例如，“季老選擇無錫輕工業學院是因為他身板單薄，填報志願是從字面意義出發，特意選擇了無錫輕工業學院”，真實原因卻是“選擇這所大學，只因‘路費便宜”。入學之後，季老選擇的也是比較好就業的食品發酵專業。
進入茅臺酒廠工作之後，釀酒與食品發酵也有很大的不同，更是面臨從學院派到實踐派的考驗：堆積發酵，入池發酵，7次取酒，9次蒸煮……在課本上根本就是難覓蹤跡，而傳統的釀酒工藝向來只有“口口相傳”的經驗，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總結，而向來不嗜酒的他還要每天品酒……
人只有了匠心才有可能成為匠人，也才有可能練就匠藝。最終憑藉勤學苦練和對茅臺技藝的傳承，季老練就了爐火純青的技藝，並不斷總結茅臺的工藝並無償對外進行技術支持。
文革期間，茅臺酒廠60年代的書記和廠長被打成了“走資派”。因為曾經跟書記一同出過差，季老心直口快地說了句“不像”，就被扣了個“鐵桿保皇派”的帽子被當成臭老九下放到生產車間，一干就是三年。熟悉釀酒過程的都知道，那是一個環境十分惡劣的工作。即便如此，季老在這一時間仍然是甘之如飴，哪怕一天要搬運200噸的東西，哪怕烤酒時常累得暈過去，哪怕體重從150斤瘦到108斤，哪怕夫人待產無法隨時照料……
提起這段經歷，季老並沒有怨天尤人，而是表示“我感到文革時期的鍛鍊，增長了很多知識，是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這句話在工人們的嘴裡也得到驗證：那個老頭什麼都會，你瞞不住他的。這段困境，反成為季老寶貴的財富。一些日後被封為金科玉律的茅臺生產規律，一條條被季克良總結出來。
“40多年喝掉兩噸茅臺酒”這是媒體很多次報道季老的一個事跡，在很多看來每天喝茅臺酒是一樁美差，殊不知愛好變成工作也會折磨人，更何況品酒要保持敏銳的嗅覺，不能過量飲酒，更不能吃辛辣食物，反而讓人過得猶如清教徒一般。幾十年來，季老一直遵循有規律的生活習慣：不酗酒、不抽菸、不熬夜、不吃辛辣食物。這種自律的修養同樣為業內楷模。
對於任何一個人來講，修養不僅僅是外在，更是內心。季老在外是茅臺靈魂人物，也是酒業楷模，在家庭內部也是一個丈夫楷模。季老與夫人徐英女士相識於大學期間，成婚於茅臺工作階段，在工作中可能曾因為工作而虧錢家庭，但季老一直對夫人一直十分恩愛，幾十年的婚姻中相濡以沫，退休之後經常和夫人手挽著手逛街遛彎的圖片羨煞旁人。
2017年初，徐英女士去世。在送別現場，季老“彎下腰，斜著身子，通過敞開的一點縫隙，努力向棺中凝望著，凝望著，淚水連連”，對夫人不捨和眷戀的伉儷之情令人動容。
實際上，季老所樹立的修養豐碑還有很多，修養是每次開會，當有人提出與他合影，他都會耐心配合拍照，哪怕是有很多人；修養是在很多公共場合，很多人尊敬他要敬酒，雖然不擅飲、不能多飲，季老往往會特意解釋一下，然後碰杯；修養是很多人冠之以國酒教父的稱號，但他從來都說“是茅臺成就了我”；修養是作為名人，如果有關企業沒有及時安排，他經常自己乘出租車去開會……
季老官至茅臺集團“一把手”，而夫人本身以技術出身，專業水平過硬，卻只以副總工程師退休。正是對茅臺的貢獻和自拔人生與自我修養，讓季老成為絕對的知名人物和學習榜樣。在仁懷，季老走在街上，市民看到他都會都對他笑，打招呼。
25歲進入茅臺，72歲退休，如今耄耋之年的季克良依然在為茅臺奮鬥。他將整個人生都奉獻給了茅臺。
初來茅臺時，酒廠年虧損84萬，退休時年收入上百億，季克良是當之無愧的“茅臺教父”。不僅對茅臺酒的騰飛打下殷實基礎，對整個白酒行業也有巨大的貢獻，被稱為“白酒泰斗”。
面對媒體的專訪，季克良黯然道：“自古忠孝不能兩全。我對得起茅臺，對得起仁懷人民，唯一對不起的是自己的親人。”
“對得起茅臺”這5個字，季克良最有資格說。
季克良對茅臺的初心非常淳樸，擔任董事長期間，多次表態“堅持茅臺做民酒，一瓶茅臺酒的價格應該略低於工人的最低工資”。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有那麼多老百姓，如果不考慮他們是否消費得起，第一違背了我們的宗旨，第二也將失去市場，如果賣得太貴，2000元、3000元一瓶，以我們現在老百姓的工資水平，有幾個能夠消費得起？當然，這也不是說高檔白酒就該一味便宜，還是應該根據老百姓的工資水平和市場消費的能力綜合調整。”
季老這一態度在酒圈中頗為流傳，可惜市場太過火爆，如今消費者到手的價格已經遠超工人最低工資，未能按照季克良的計劃走。即便酒價一飛沖天，茅臺還是供不應求。
2018年8月24日，貴州省國資委下發通知，季克良卸任茅臺集團名譽董事長一職。自此，季克良在茅臺酒廠再無任何職務。
雖然坊間眾說紛紜，各有猜測，但一年過去了，季克良沒有被大小風波事件牽連，退休後依然心繫茅臺，錄製《匠心傳奇》節目等繼續為茅臺做宣傳。也算功成身退，平穩著陸。
當有人說“季克良成就了茅臺”時，季克良一定會糾正是茅臺成就了他。而在外界看來，半個世紀的時光裡，茅臺與季克良更像是一對攜手並行的夥伴，缺一不可。
當日的季克良無法預見今天的成就和地位。但今天看來，正是那個艱難的決定，開啟了他和茅臺相互成就的輝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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