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券商進入中國的“第三波”浪潮

1995年,摩根士丹利叩開了合資券商的大門,也帶動了外資券商入華潮;2001年,中國加入WTO,券商對外進一步開放,外資投行紛紛設立合資企業分享金融“盛宴”;2018年,再次放開持股比例限制,允許外資持股比例最高可達51%,這也是外資券商進入中國20多年的“第三波”浪潮。

12月4日,東方證券公告稱同意公司收購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花旗亞洲)所持東方花旗33.33%股權。東方花旗於2012年6月成立,總部位於上海,從股權分佈上看,東方證券持有東方花旗66.67%的股份,花旗亞洲持有33.33%的股份。

早在5月31日,東方證券便發佈公告稱公司與花旗亞洲簽訂轉讓協議,擬以4.76億元受讓東方花旗33.33%的股權。本次交易完成後,東方證券將全資持有東方花旗。

在撤出東方花旗後,花旗集團並未放棄中國市場。而是尋求新的合作伙伴,謀求控股權。

2018年4月28日,中國證監會公佈了《外商投資證券公司管理辦法》,允許外資持股比例最高可達51%。2019年10月11日,證監會公佈了證券公司外商股比限制取消的時間點,將於2020年12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取消證券公司外資股比限制。

目前,中國已經有3家外資控股券商,分別是瑞銀證券、摩根大通證券(中國)和野村東方國際證券。其中瑞銀證券以瑞銀集團增持方式成為外資控股券商,摩根大通證券(中國)和野村東方國際證券為核准新設券商。此前,日本大和證券已經向中國證監會提交了新設控股券商的申請。

這是既1995年摩根士丹利作為首家外資進入中國證券業的“第三波”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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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家中外合資券商--中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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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時任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林重庚向高層遞交了一份報告,闡述在中國成立一家中外合資投資機構的迫切性。

彼時的中國在改革開放的紅利下誕生了一批頗具競爭力的企業,其中一些大型企業希望去海外上市,但國內還沒有一家投資銀行可以擔當此任。由此,一些金融領域的專家、高層希望建立中國真正的國際化的投資銀行,成立合資投資銀行這一方案成為不錯的選擇。

不久,高層要求建設銀行負責向央行提交相關的可行性報告。隨後,央行出臺了對應的政策《中外合資投資銀行類機構管理辦法》。當時,恰逢摩根士丹利急於進入中國市場,多輪商洽,建行與摩根士丹利決定成立一家合資券商。

1995年,中金公司成立,發起人為建設銀行、摩根士丹利、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資有限公司和名力集團,分別持有42.5%,35%,7.5%,7.5%、7.5%的股權。林重庚任第一任CEO,楊彬、湯世生和方風雷任副總裁。雖然中國證監會有規定,合資投行外方不能超過33%,但中金公司成了一個特例。

中金建立伊始,就承擔著中國投資銀行國際化、市場化的使命,它的發展目標就是成為一個提供全方位服務的世界級投資銀行,為中國金融投資業的發展樹立一個樣板,它的主要職責是“為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體制改革、戰略重組和海外融資等提供多種服務”。這樣的定位對於中金公司後期拿到那些大項目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1997年10月,中國電信香港(現中國移動)在香港聯合交易所和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融資42.2億美元。中國電信的海外上市成為中金公司第一單主承銷業務。此後,中金公司一發不可收拾,相繼完成的海外IPO項目還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國聯通、中國人保、中國人壽等。中金公司的“唯一性”表現在,如果有海外上市,中金公司就要參與其中。

1999年,中金公司獲得A股承銷資格,隨後的2000年,中金公司以一單融資額78.5億元人民幣的寶鋼IPO,高調進入國內A股市場,並雄踞國內A股承銷第一的位置長達3年。

然而,表面業務的風光卻掩蓋不住建設銀行和摩根士丹利圍繞中金實際管理權的“爭奪”。摩根斯坦利希望中金成為它在中國投行業務的載體,是自己的子公司,而非一個獨立運作的本土投行,但這在中方看來是不可能的。

儘管兩大股東為了控制權合作一直不是很愉快,但中金公司的前四位總裁均由摩根士丹利委任,分別是林重庚、楊彬、Austin Koenen、ElaineLa Roche,雖然平均任期不足兩年,但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們仍為中金建立了完整的投行體系,中金公司從組織架構到薪酬體系,甚至企業文化,都有著摩根士丹利的影子,而且中金為中國資本市場培養了一批骨幹金融人才。這也讓中金變成了中國最專業的國際投行。

2000年,ElaineLa Roche辭職回到了紐約,這一舉動也意味著摩根士丹利逐漸退出了中金公司的管理層,成為了純粹的財務投資人。2002年,摩根士丹利舉旗認輸,讓出公司的絕對控制權。中金公司僅僅成為摩根士丹利的“投資組合”之一,每年收取分紅。2010年12月9日中金公司宣佈,摩根士丹利持中金公司34.3%的股份已獲中國證監會批准轉讓給KKR(科爾伯格-克拉維斯-羅伯茨)、TPG(德太集團)、新加坡政府投資有限公司和新加坡大東方人壽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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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加入WTO,合資證券迎來“第二波”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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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國加入WTO,逐步兌現對外開放承諾,對合資券商採取分階段放開的方式,具體體現在股權比例限制和業務範圍限制上。入世初期,外資可在證券合資公司中持股達33%,但控股權必須由中方掌握。

之後,不少外資券商開始進入中國搶佔市場份額,其唯一的途徑便是與國內券商設立合資企業。合資公司包括:華歐國際證券(後來股權變更,改名為財富里昂)、長江巴黎百富勤、海際大和等。

2003年4月中國加入WTO後首家中外合資證券公司——華歐國際證券有限責任公成立,湘財證券控股66.7%,里昂證券控股33.3%。值得一提的是,華歐國際在成立後的當年即盈利,在2004年度以5單IPO,2單再融資和人均創利52.43萬元的業績“傲視”合資公司。但好景不長,這家合資券商在成立後不久便開始了高管的頻繁變更,投行業務在同行的競爭下也逐漸落了下風。2014年3月,財富里昂股權全部掛牌轉讓,搖身變為純中資券商。

2007年1月,法國巴黎銀行宣佈退出長江巴黎百富勤證券公司,國內出現第一家解體的合資證券公司。此前,長江百富勤證券連續三年錄得虧損,除業績不如人意外,長江證券和法國巴黎銀行在合資公司的未來發展方向也產生了意見分歧,最終導致雙方解除合作。

2014年8月,上海證券與日本大和證券10年合作期屆滿,因內部衝突問題頻繁換人,大和證券退出海際大和,海際大和成為上海證券的全資子公司。2017年10月,摩根大通正式退出一創摩通,後者更名為一創投行,成為第一創業的全資子公司。在此之前,一創摩根業績多年不溫不火,投行業務、主承銷業務及財務顧問業務在業內排名大幅下滑。

2017年,蘇格蘭皇家銀行因陷入鉅虧泥潭,自身難保,繼退出中國銀行業、信託業之後,向國聯證券出售所持的華英證券33.3%股權,撤出中國證券業,華英證券也結束6年的合資券商生涯,成為國聯證券的全資子公司。

反觀5家合資券商退出股權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在2012年前,外資持股比例基本限定在三分之一以下,2012年後雖提高至49%,但外資機構仍無法實現控股的目的。控制權一直是外資方進入中國市場首先考慮的關鍵。過去一直存在的問題是,合資券商的股權結構和管理權普遍失衡,外資股東發現話語權式微後,往往沒有動力再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來提升合資公司的競爭力。

二是業務牌照的發放上,監管層的把控相當嚴格,國內中外合資券商除瑞銀和高盛高華外,大部分只持有投行業務的牌照,較多在FICC領域具有優勢的外資金融集團無用武地。而中國券商通道業務佔比高,結構相對單一。相比海外成熟市場,中國資本市場起步較晚,券商業務模式相對單一,以賺取高額通道費為主要業務模式,因此2012年以前通道業務(包括經紀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收入佔比非常高(超過70%)。

2012年券商創新大會鼓勵券商創新轉型以後,券商資本中介類業務(融資融券及股票質押等)迅速發展,併成為繼經紀業務、自營業務後第三大收入來源。儘管如此,中國通道類業務佔比仍較高,近50%,結構也相對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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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券商的“高光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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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8日,中國證監會公佈了《外商投資證券公司管理辦法》,允許外資持股比例最高可達51%。2019年10月11日,證監會公佈了證券公司外商股比限制取消的時間點,將於2020年12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取消證券公司外資股比限制。

2018年12月,瑞銀正式控股瑞銀證券,持股比例達到51%,成為首家增持內地合資證券公司股權以實現控股的外資金融機構。2019年3月,證監會核准設立摩根大通證券中國有限公司和野村東方國際證券有限公司,註冊資本分別為8億元、20億元。除兩家外資券商外,參與方還有外高橋、東方國際等知名企業。

2019年9月,日本大和證券、臺灣元富證券同樣提交設立證券公司的申請。10月14日,瑞信方正的申請獲得證監會的受理。11月1日,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和高盛高華證券兩家券商變更5%以上股權及實際控制人的申請獲得證監會受理,距離其提交申請材料約有兩個半月。

目前,中國已經產生了3家外資控股券商,分別為瑞銀證券、摩根大通證券(中國)和野村東方國際證券。而對於有意向進軍中國證券市場的外資來說,正處於最好的時代。

隨著中國持續金融開放的步伐,外資陸續進入中國,可能在政策和業務開展上與國內券商激烈競爭。華泰證券研報認為,合資券商持續擴容加劇鯰魚效應,行業層面有望引入先進的業務、技術及管理,推動證券公司向國際化投行靠攏;微觀層面可能造成個體競爭加劇,需要頭部券商引領高階競爭;同時,在金融市場開放和政策支持引導下,內地券商走出去步伐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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