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国旗” 方阵和“国庆年号和国徽”方阵（新华社记者申宏/摄）
本刊记者 余玮
2019年10月28日，京西宾馆会议楼一层大会议室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长达1小时40分的工作报告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全面系统总结了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实事求是，振奋人心。在这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说明。
关于这次会议的议题，全党上下并不陌生。早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就全面深化改革蓝图，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2014年2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讲话中指出：“我们讲过很多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讲。”这一论述标志着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正式破题。但是，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描述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给人的印象，那么可以选择“自信”；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描述中国这部大书，那么封面还是可以选择“自信”：自信的中国，自信的中国制度，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对本国制度的信心，但在中央全会的规格上如此全面系统地集中展开对中国制度的论述，还是首次。
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探索、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然成为科学制度体系。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所给予的明确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在这一制度体系中，既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又有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事关国家治理各个方面的重要制度。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制度相互衔接、相互联系，各司其职、有机协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推动着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
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提供了有效可靠的制度载体、实施平台和运行机制，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各级人大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法律、地方性法规，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作为根本领导制度的党的领导制度居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统领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能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正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国家历经风险挑战而持续发展壮大，在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实现了活力与秩序、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体现为总揽全局、同向发力的效率，体现为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体现为长远的规划、决策和执行能力。坚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如果把根本制度比作一座大厦的话，基本制度就是大厦的“顶梁柱”。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基本层面的制度，规定着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基本经济制度也扩容为三项：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增加进来。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面貌和经济格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性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推动社会革命取得的成果结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基本的制度原则、制度价值，乃至制度格局。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组成来说，就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13个“坚持和完善”的内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这13个方面的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图谱。
制度是国家之基、社会之规、治理之据，治理是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是制度功能的发挥。新中国成立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
习近平说：“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它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逐步确立并巩固了中国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健全。
制度选择背后的深厚底蕴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发展、文化渊源、实践基础，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国家治理体系选择上的科学认识和高度自觉。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中国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演变的轨迹有关，也是中国民众民心向背和主动必然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在发展探索中通过实践证明后的必然选择。从历史上来说，封建制度已经腐朽不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中国人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而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说明了农民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了中国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后来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取得的胜利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历史的选择。从人民来说，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让人民饱受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不仅没有完全促成中国人民的觉醒，没有实现民族的独立，反而将中国陷入战乱。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革命，建立了人民统一抗战的战线，坚持了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建立由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新中国的成立和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以来确实做过诸多的尝试，像什么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当然也包括重新复辟帝制，各种办法都试过了，结果就像毛泽东当年所讲的，“我们中国人是很愿意向西方学习的，可学来学去总是老师欺负学生”，不仅不管用还更受欺侮。其实就算别人不欺负，也会水土不服，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怎么办？选择和培育适合自己、源于自己的制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的中国建立起来了，但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基本国情也是最大实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如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让既有的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一定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中国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正是通过改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中国社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才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风生水起，硕果累累。
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培育了文化之根，更确立了对我们制度自信的深层依据。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通过把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现代西方的文明成果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地“拿来”，在广泛的文化交流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变成我们的养料，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丰富补充我们的制度，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我们的制度自信，奠基于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来源于5000多年悠久灿烂的文明传承，根植于近14亿人民发自内心的自觉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就在于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的显著优势。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刻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本质属性到价值理念、从制度立场到制度目标、从制度绩效到制度运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立体画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能形成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是有其深刻原因的。比如，我们党从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出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发展制度和治理体系，保证了国体和政体的高度统一，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高度协调，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再如，我们党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持从制度层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使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相互融合、制度功能与治理能力相互增强，保证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优势。
制度是要用来办事的，不是用来当摆设的，更不是用来碍事的。制度绩效是评价一个制度优劣的关键指标。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为什么中国社会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西方社会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路，创造出发展奇迹，实现了社会进步，就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一制度安排保证中国能办成许多别的国家办不了的大事。习近平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等靠的是这一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跨越也要靠这一法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机理与运行模式决定了它可以形成强大的统一意志和组织力量，让全国成为一盘棋，把一切经济政治社会资源都组织调动起来，同心同德、同舟共济，上下贯通，统一行动，重点攻关解决难题，快速高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完成各种任务。集中力量办大事要有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众星捧月”，这个“月”也是中国共产党。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中国社会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有了“主心骨”、有了方向感、有了向心力。
习近平强调：“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努力做到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我们就一定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永葆生机活力。
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革除体制机制弊端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充分显示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自我完善能力。正是将坚守道路与自我完善并举、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推动制度创新，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可以预期，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必将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大的比较优势，展现出更为旺盛的生机活力。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把邓小平的预言变为现实：“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对世界来说，中国制度开放、包容的气质，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视全人类为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理念，格外值得珍视。这为世界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走出弱肉强食的“丛林”，探索出一条崭新的道路。而对西方来说，在“历史终结论”终结、西方制度梦陷入迷思的今天，中国制度提供了一种非对抗性的参照。既然这个“他者”身上体现出惊人的活力，人们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从中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呢？也许，未来的历史终将告诉人们——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制度不仅仅帮助中国人完成了自己的梦想，而且，这个制度带来的启示也帮助世界走入了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为了抵达“最后一公里”
习近平豪迈宣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中国道路成功的背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是对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作出的制度安排。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13个“坚持和完善”，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而是说需要更加完善。制度建设同样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制度也需要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才能确保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工作安排都按照制度要求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制度指引方向、规范行为、提高效率、维护稳定、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作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制度优势，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的政治保证。
制度是定国安邦之根本，制度稳则国家稳。历史深刻昭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索、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我们惟有倍加珍惜，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
要在中央，事在四方。伟大成就凝聚人民力量，伟大宣示激发奋斗豪情。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奋发有为，真抓实干，向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迈出更坚实的步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面现代化即将开启新征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回望走过的路，远眺前行的路，我们更加坚定制度自信。奋进新时代，逐梦新征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必将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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