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早年摯友蕭子升（又名蕭瑜）認為是語言和經費問題：“毛澤東幾乎一無所有，雖然赴法的路費已減少到一百大洋，但這對他仍是無法解決的大數目，而且他自己知道，無人能借這筆錢給他。其次，語言上不能過關。在學校時，他的英語發不好音。”美國學者施拉姆、傳記作家特里爾等都認同這種解釋。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知這不能成為毛澤東放棄赴法勤工儉學的根本原因。
文章摘自：《黨的文獻》 作者：楊曉偉(上海社會科學院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博士)
赴法留學生合影。吳玉章（椅上坐者右4），近排右1為前來送行的毛澤東
[摘要]毛澤東沒有赴法勤工儉學，有以下幾個原因：其一，毛澤東認為中西文化都有缺點，都需要改造，應先打好本國文化基礎再出國，那時候可以和西方文化、西方國情進行深層比較、甄別，以相互借鑑，取長補短。如果在出國前沒有紮實的國學底子，移植的洋文化必然不適合中國國情，不能指導實踐、解決中國問題。其二，這是新民學會為了合理配置人才所做的理性分工。新民學會各方面的發展客觀上需要有骨幹會員留在國內活動，新民學會大多數成員贊同毛澤東留在國內。其三，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毛澤東把眼光和興趣從西歐轉向俄國，學習俄國文明以改造中國和世界成為他的新選擇。其四，隨著國內政治鬥爭形勢的迅猛發展，毛澤東投身於火熱的社會活動和實踐，客觀上也不允許他有“閒暇”赴蘇俄了。
[關鍵詞] 毛澤東；新民學會；赴法勤工儉學
關於毛澤東沒有赴法勤工儉學的原因，學術界已有一些說法。比如毛澤東早年摯友蕭子升（又名蕭瑜）認為原因之一是語言和經費問題：“毛澤東幾乎一無所有，雖然赴法的路費已減少到一百大洋，但這對他仍是無法解決的大數目，而且他自己知道，無人能借這筆錢給他。其次，語言上不能過關。在學校時，他的英語發不好音。”(蕭瑜：《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崑崙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頁。)美國學者施拉姆、傳記作家特里爾等都認同這種解釋。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知這不能成為毛澤東放棄赴法勤工儉學的根本原因。毛澤東當時經手從章士釗那裡借來資助旅歐學生的兩萬大洋，他大可自己留一份以作出國路費。就外語來說，對毛澤東這樣一個求上進的年青人亦非考慮重點。主流的看法基本認可毛澤東本人對此的解釋，諸如需要先研究本國問題、看譯本學習效率更高等，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毛澤東傳》認為毛澤東把留學目標轉向蘇俄也是一個原因。其實，從歷史的邏輯來看，毛澤東沒有赴法勤工儉學，並非某一個單純的原因在起作用，而是幾大深層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先研究中國文化和國情再出國，打好本國文化基礎
毛澤東是主張留學的堅決支持者，也是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倡導者、組織者之一。他在1919年3月送走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後，對自己未去法國有一個解釋：“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問題。我覺得關於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9頁。)從學習效率看，“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可於較短的時間求到較多的知識”(《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頁。)，毛澤東把這看作是暫時留在國內“更屬緊要”的原因。對於這個眾所周知的解釋，還要從毛澤東的思想發展軌跡中去挖掘更深層的原因：留在國內研究中國文化與中國國情。
毛澤東非常重視中西文明的比較，早在1915年9月6日給蕭子升的信中指出：“觀西洋史，當注意中西之比較，取於外乃足以資於內也。”（《毛澤東早期文稿》，第22頁。）經過比較，他認為中西文化都有缺點，都需要改造：“中國舊學的弊病‘在於混雜而無章，分類則以經、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數千年而無進也’”（《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頁。），“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毛澤東早期文稿》，第86頁。）。因此，他並不迷信到西方國家留學：“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74頁。）
毛澤東在1920年2月給陶毅的信和同年3月給周世釗的信中，明確地表達了他關於國內研究與出國研究先後順序的觀點。前一封信中說，他想和同志們在長沙成立一個“自由研究社”，“預計一年或二年，必將古今中外學術的大綱，弄個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66—467頁。）。在後一封信中，毛澤東講了幾條“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的好處，其中講到“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佔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係，恐怕有些困難。不如在現在做了，一來無方才所說的困難；二來又可攜帶些經驗到西洋去，考察時可以藉資比較。”（《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74頁。）由此可知，毛澤東不是不打算留學，而是準備把國學基礎打牢後再去，那時候可以和西方文化、西方國情進行深層比較、甄別，以相互借鑑，取長補短。如果在出國前沒有紮實的國學底子，那麼就有失卻文化淵源，造成母體文化紐帶斷裂的危險。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主張出國留學前要先打好本國文化的基礎，才能“知本國固有之文明，起自尊之心，強愛國之念，且對於國內之風俗習慣均能知其起源、悉其意義，對於祖國既不至發生厭薄之感情，對於國俗亦不至主張激急之變革，此真國家存立之基礎，不可不善為培養者也”（《楊昌濟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頁。）。楊昌濟的這種思想不能不對處於“修學儲能”階段的青年毛澤東產生重要影響。
1936年10月，毛澤東在陝北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採訪時，解釋自己不去法國的原因是“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頁。），此說可信。早年他在私塾學了一些啟蒙國學，後來在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預科班學習了一些國文課和修身課。國文教員袁仲謙評價他的作文像新聞記者手筆，要他研讀韓愈的文章。他精心鑽研《昌黎先生集》後，學會了古文文體。（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14頁。）毛澤東後來自嘲道：“多虧袁大鬍子，今天我在必要時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文言文。”（〔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07頁。）1915年6月25日，他援引康梁以反思自己的自修方法，康有為“四十歲以前，學遍中國學問；四十年以後，又吸收西國學問之精華”，梁啟超“先業詞章，後治各科”（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18頁。）。同年9月，他致信蕭子升討論治學，表示自己的國學底子不厚，“吾人所最急者，國學常識也”（《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20頁。）。新民學會成立後，毛澤東逐漸開始從國學中尋找改造中國思想的方法，據沈宜甲轉述蔡和森回憶毛澤東治學的情景，“當1918年他因足疾在北京同仁醫院醫治，一個月中在床上看了全部《資治通鑑》，且加批註”（《回憶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頁。）。
1920年４月11日，毛澤東和要去法國的學生離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濟南、泰山、曲阜、南京等處參觀遊覽，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登了泰山，還看了孟子的出生地。（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7頁。）這個看來很普通的舉動，其實是非同尋常的。當時北京正在進行一場如火如荼的“打倒孔家店”運動，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瞭毛澤東對於傳統文化的複雜心情，至少可以看出，他是不同意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沈宜甲1919年2月至3月間陪毛澤東等在上海參觀各工廠時，發現“他從不說一字政治，更不及共產、蘇俄，只偶及易經大道”（《回憶蔡和森》，第139頁。）。
此時的毛澤東不僅重視外來思想，而且對本國文化深掘之趨勢已經非常明顯。正如他後來對埃德加·斯諾所說：“我愛看的是中國舊小說，特別是關於造反的故事”，而舊小說裡“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96頁。），他希望能有研究中國農民的著作和以農民為主角的文學作品。1917年，蔡和森也認識到了中國學術界對於中國研究之不足，“見中國社會學無專書”，中國也沒有“以平民社會之事為主”的史書，中國的文、言也不統一，影響“社會民智之普及”。（參見李永春：《蔡和森年譜》，湘潭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頁。）這種現狀，使得毛澤東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情研究感覺很不滿意，直到延安時期他還指出：“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和外國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零星地檢來的。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頁。）
毛澤東關於留學的觀點也影響了不少新民學會會員。1920年4月21日，羅宗翰在給周世釗的信中肯定了毛澤東的看法：“潤之曾有長信寄府，談求學事，他甚不主張你入學堂，及此時出洋；想組織同志到長沙設自修大學。”（《新民學會資料》，第98頁。）“至此時出洋，那本不大好，對於本國的學術沒有弄清，外國的學術又沒有條理明白，跑到外國，真是茫茫大海，所得必少。所以我主張在專門學校或大學畢業後，再出洋。”（《新民學會資料》，第99頁。）及至同年6月7日，毛澤東在給黎錦熙的信中再次表明了先在國內研究而後再出國留學的態度：“我只想於未出國去的兩三年內，用我已經得到的國文一種工具，看新出的報、雜誌、叢書及各譯本，尋獲東方及世界學術思想之大綱要目，以為出國研究的基本。”（《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79頁。）同年7月，新民學會會員羅學瓚理解了毛澤東的想法，“你說要在長沙預備兩年，要把古今中外學術弄個大綱出來，做出洋求學的準備，我很贊成”（《新民學會資料》，第118頁。），因而不再勸他赴法了。
二、新民學會為了合理配置
人才所做的理性分工在人才的配置上，毛澤東認為“人才最要講究經濟”，不然就“重疊了，堆積了，廢置了”。對於會員赴外國留學，他積極支持，但不主張留學都湧到法國一個地方去。相反，對學會會員過多赴法，他認為，“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錯了一些”，這裡講的“同志”，實際上就是新民學會會員。可以看出，毛澤東當時有為新民學會自身和各個骨幹會員發展前途考慮的想法，擔心過多的會員聚集在巴黎一個地方，會造成人才的浪費。會員只有“散於世界各處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每一個地方應該去一個或幾個“打先鋒”的人，他們的使命是“去開闢一個方面”，去打開“各方面的‘陣’”。（參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65頁。）
可以說，強烈的使命感也是新民學會會員共同的基本特徵之一，蕭子升的回憶也可以加深對這一點的認識，學會12名首批成員“自稱是十二個‘聖人’，肩負時代的使命”（蕭瑜：《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第43頁。）。“改造中國與世界”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毛澤東希望這些優秀的青年分散到各地，對各國實際和各家學問都有深入瞭解，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並在當地起到領導核心作用，“最要緊的是一個人要有能力去組織一個黨派並團結一批忠心耿耿的人”（蕭瑜：《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第145頁。）。1920年在法國的蕭子升給毛澤東的信中對於毛澤東的上述看法也深有同感：“‘人才要講經濟，學問遊歷要講究多方面’，這兩句話，極得我心，我對於你也早有意不扯你來法了。”（《新民學會資料》，第134頁。）但是，分散到世界各地去的需要與新民學會同志太少的實際發生了矛盾。易禮容在給毛澤東、彭璜的信中就明確地指出，學會的弱點在於“你們的‘同志’太少，湖南的少年界，紳士界，都很少有能力的人；有亦未必盡與你們連絡”，主張做事要有預備，“取‘分工作用’”。（《新民學會資料》，第90頁。）相比之下，因為新民學會會員都是經過嚴格的入會條件(純潔、誠懇、向上)和嚴格的評議程序(須經本會會員五人以上之介紹及過半數之承認者，得為本會會員)通過的，在當時的中國，這樣的人才實屬難求。因此，合理配置人才去向就成為解決分散到世界各地區的需要與新民學會同志過少之間矛盾的良方。
新民學會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毛澤東所主張的“大留學政策”，最初會員主要去了日本、南洋和法國這三個地方，每個向度各懷有具體的歷史使命。學會最初決定派羅章龍、傅昌鈺、周曉三等三人先去日本求學（參見《回憶蔡和森》，第57頁。），這與近代日本作為西學東漸的中介有關。對於其他地方，毛澤東認為，湖南人到法國是取“願自己好，也願別人好，質言之，即願大家好”的“世界主義”即先進文化的經。湖南人到南洋去，由於南洋文化閉塞，“宜以發達文化為己任”，即是去傳播中國的先進思想文化了。“我們會員宜有多人往南〔洋〕做教育運動，和文化運動，俟有成效，即進而聯絡華僑土著各地各界，鼓吹建國。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決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決，即是促進大同的一個條件。”（參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60頁。）張國基回憶毛澤東送別去南洋的會員時所講，也佐證了這一點，“你要牢牢記住‘改造中國與世界。’我們學會的宗旨，去切實執行。你們除教好自己同胞的子女和當地原居民親善合作以外，還要多多地協助他們建國……”（《新民學會資料》，第561頁。）。可以看出，毛澤東希望骨幹會員能儘量分散到世界各地，既可以廣泛學習考察各國情況，以資比較抉擇，同時會員又可以做“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骨幹和模範，從而打開各地的新局面。正因為如此，從1919年春到1920年6月，新民學會會員蔡和森、向警予、蕭子升、蕭子璋、張昆弟、羅學瓚、李維漢等二十多人先後赴法勤工儉學，佔全體會員三分之一；去南洋群島的有張國基、李思安、周敦祥、蕭道五、任培道等七八人，新民學會成立時候的12個“聖人”及後來加入的學會骨幹留在長沙的已寥寥無幾。
新民學會各方面的發展客觀上需要有骨幹成員留在國內以保證“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本土基地不至衰敗。實際上，自學會成立不久，擔任學會總幹事的蕭子升就去法國了，會務由擔任幹事之一的毛澤東主持。留法的學會骨幹成員亦有意留毛澤東在國內。1920年6月，留法的向警予給國內的彭璜、毛澤東寫信轉達蔡和森的意見，由於毛澤東他們在湖南積極的革命活動，認為“湘事大有可望，行見東方瑞士”，希望毛澤東於“湘事定後，頓湘兩年，注意小學教育，勞動教育，為積極的根本的徹底的文化運動”。（《新民學會資料》，第75頁。）作為毛澤東的摯友，蔡和森對毛澤東的能力、膽識知之甚深。早在赴法之前的1918年7月，他就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指出，毛澤東是留京的最佳人選，“吾輩須有一二人駐此，自以兄在此間為最好”，“自由研究以兄為之，必有多少成處，萬不至無結果”。（《新民學會資料》，第58頁。）除了蔡和森之外，“潤之兄應當留在國內”也是新民學會大多數成員的意見。蕭子升也認為，毛澤東“留在北京，一方面可以繼續求學，另一方面也可以為新民學會招收新會員，並且，去法國的人需要有個可靠的人在北京聯絡”（蕭瑜：《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第145頁。）。
“留在國內”的另一層含義是，毛澤東、蔡和森等會員希望同人中必須要有從事教育的，以普及知識、啟迪民智。蔡和森早在1918年8月27日和毛澤東商量“京保留法預備班的創設及新民學會的大計”的時候，就發展人才的問題認為，培養幼齡的小學生是重要的辦法之一，因此他“甚望同輩中多出幾個小學教員，萬勿以個人暫時之不經濟，忘卻遠大之舉”，他又把近代歷史人物胡林翼和曾國藩作比較，認為胡林翼不及曾國藩“只緣胡夙不講學，士不歸心，影響只能及於一時，故弟住劉家臺時，未嘗不想當教員也”（《新民學會資料》，第50頁。），又說，“鼎兄本有教育研究所之議，弟思此亦是善後之一種必要，會友中誠能有幾個當教員，或於他校聯絡得幾個教員，則儘可一二星期聯合討論一次，以創成湖南之精神的系統的教育，此亦莫大之事業，會中所應做者也”（《新民學會資料》，第52頁。）。這一點毛澤東深有同感。1917年11月，在創辦夜校的時候，他認為：“我國現社會的中堅，實為大多數失學的國民，為要達到‘造成新國民及有開拓能力之人材’的目的，不能不對這些人進行教育”，“國人雖天賦、境遇不同，但人人應有受教育的機會”，“通過夜學打破學校與社會的隔離，使‘社會與學校團結一氣，社會之人視學生如耳目，依其指導而得繁榮發展之益；學生視社會之人如手足，憑其輔佐而得實施所志之益。久之，社會之人皆學校畢業之人，學校之局部為一時之小學校，社會之全體實為永久之大學校’”。（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2頁。）1918年8月11日，他致信羅學瓚，認為他“所宜乃在教育”，“深以同人多數他往，無有幾個從事小學教育之人，後路空虛，非計之得”。往保定留法預備班，“然不如從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質長此，一也；可便研究與性相近之學，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會務之後盾，三也”。（《毛澤東早期文稿》，第286頁。）很多會員也都對教育重要性認識得比較深刻。在長沙會友第二次會議上，鄒泮耕認為：“教育是基本事業，從學校製造同志最為堅強有力，一個真同志，抵得若干泛人。”（《新民學會資料》，第27頁。）在長沙會友第三次會議上，大多數會員都表示願意從事教育工作。譬如何叔衡發言，自己“將來仍當小學教員”；謝南嶺認為，“改造社會，應當從最下級——鄉村——做起，所以鄉村教育，極願盡力”；夏蔓伯準備“畢業後任教員幾年”，“十年後，再出洋”。（《新民學會資料》，第31—33頁。）毛澤東、何叔衡、周世釗等留在長沙的會員就地培育改造中國社會最緊缺的人才，對工人、小商販等社會階層做了大量普及知識的工作。
隨著國內形勢的發展，越來越顯示出新民學會會員理性分工的重大意義。以蔡和森為代表的赴法會員從法國和德國這些社會主義的“故鄉”直接向中國輸入了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拓寬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路徑；而留在國內的毛澤東等會員則深入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情，他們之間互為補充、相得益彰，這是非常具有戰略眼光的。除了毛澤東的主觀因素外，湖南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迫切需要像毛澤東這樣既是“筆桿子”、又有膽識的進步青年留在湖南領導革命運動。沒有毛澤東、何叔衡、彭璜、周世釗等學會骨幹留在國內，革命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就不會得到較為廣泛的傳播，民眾覺醒和大聯合的“局”可能就不會開得那麼好。
三、蘇俄成為留學新目標
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毛澤東把眼光和興趣從西歐轉移到了俄國。1920年2月，毛澤東在給陶毅的信中說，“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頓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勸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他希望以後組一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並說明正在和李大釗商量這件事，“我為這件事，腦子裡裝滿了愉快和希望”。（參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66—467頁。）同年3月14日他在給周世釗的信中高度評價了俄國，認為“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並重申了幾年後邀集同伴，“組織一個遊俄隊”（參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76頁。）的計劃。可見，1920年以後，俄國作為留學新目標已經代替了留學法國，考察十月革命，學習俄國已經成為他的新選擇。原因在於：其一，法國政府和蘇俄政府大相徑庭的對華政策給青年毛澤東上了現實、深刻的一課。作為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一方的中國屬於戰勝國之一，依然被主導戰後新秩序的協約國出賣，巴黎和會上法國總理克里蒙梭的醜惡表演給積極參加五四愛國運動的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資本主義標榜的民主、自由、人權理念一起破了產。他在展望蘇俄革命將帶來的世界革命形勢時，對法國總理表示了極大的蔑視與諷刺：“無知的克勒滿沙老頭子，還抱著那灰黃色的厚冊，以為簽了字在上面，就可當做阿爾卑斯山一樣的穩固。可憐的很呵！”（《毛澤東早期文稿》，第354頁。）與此相反，早在1918年7月25日，俄國蘇維埃政府就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聲明俄國政府將沙皇政府與中國訂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概行廢除，並將沙皇政府與俄國資產階級強行掠奪、佔有之中國領土及一切權益，全部歸還中國人民。同時建議雙方派出代表進行正式談判，以建立友好關係。（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7頁。）1920年4月7日的湖南《大公報》刊出了這個宣言的譯文。可以想象，自鴉片戰爭以來遭受西方列強欺辱近百年之久的中國人在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的心情，再加上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勝利，給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人帶來了新的希望與效法的對象。這不能不使毛澤東對蘇俄另眼看待，學習俄國文明以改造中國和世界成為他的新選擇。
蘇俄成為毛澤東計劃留學目標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以新家庭、新學校、新社會結合一體為根本理想的新村主義思想、辦“實行共產的生活”的自修大學思想、以“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為基本內容的工讀互助生活試驗，這一系列思想和活動都受到來自俄國學者托爾斯泰泛勞動主義和克魯泡特金互助主義思潮的重要影響。這是吸引毛澤東目光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投身於火熱的社會運動和實踐，無暇出國
毛澤東赴俄考察學習的計劃之所以後來沒能成行，在於國內政治鬥爭形勢的迅猛發展，使他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僅僅是在狹小的學校社團裡開展活動了，歷史把他推到了湖南社會舞臺的中心，他關注的是整個社會的改造，高頻度、高強度的社會宣傳、組織活動和複雜的社會人際關係交涉（1922年毛澤東一人親自兼作八個工會的秘書）（參見蕭三：《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頁。）、處理等革命現實實踐佔據了他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客觀上已經不允許他有“閒暇”赴蘇俄了。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從1917年始至1920年底這段時間，中國正處在戰爭與革命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時期，社會激烈動盪，革命運動此起彼伏。湖南的驅張運動、自治運動更是把湖南推向革命鬥爭的風口浪尖之上。這正給尋找“大本大源”、渴望在奮鬥中發現真理的毛澤東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一般人具有畏懼困難、厭惡混亂的思維定勢，即“吾人恆厭亂而望治”，但毛澤東認為“亂”也有很多好處，所謂“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非好亂也”，原因在於“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參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186頁。），這與毛澤東所解釋的新民學會成立的其中一個原因——“舊思想，舊倫理和舊文學，在諸人眼中，已一掃而空，頓覺靜的生活與孤獨的生活之非，一個翻轉而為動的生活與團體的生活之追求”（《新民學會資料》，第2頁。），在思想軌跡上是一脈相承的。這樣，毛澤東就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的“治亂循環”觀，這是一種能動的、辯證的思維。他認為個人的成長在於“充分發達吾人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謂”（《毛澤東早期文稿》，第247頁。），大困難和大障礙也是促使人努力抵抗、奮鬥，推動事物發展的極大動力。“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為隔，而風力益增其怒號”（《毛澤東早期文稿》，第180—181頁。），善惡相競是人類進步之動力，所謂“聖人者，抵抗極大之惡而成者也”（《毛澤東早期文稿》，第183頁。）。
有了這樣的認識，對於強烈主張讀“無字書”，“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引入實際去研究實事和真理”（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4頁。）而又覺得對於自己的國家和社會了解很不夠的毛澤東來說，他還能拋下這激烈發展的社會形勢而遠赴法國在異域從書本里尋找真理去麼？所以，1919年4月，毛澤東回湘對周世釗說：“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正在因外交失敗消息引起悲痛和憤怒，正在醞釀開展愛國運動，湖南也應該搞起來，我想在這方面做些工作。”（《新民學會資料》，第400頁。）以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和飽滿的革命熱情積極投身於火熱的社會革命運動是毛澤東必然的選擇。他直接投身於社會變革的革命運動，組織湖南學生聯合會和各界聯合會，創辦和主編《湘江評論》，發動驅張運動和湖南自治運動，籌辦自修大學，發起和主持文化書社和俄羅斯研究會。他在這一系列的革命實踐中加深了對民眾疾苦的認識，認識到了“民眾的大聯合”是改造社會的根本力量，從思想上和行動上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辛亥革命失敗教訓的總結，也更加堅定了毛澤東留在國內的想法。迪克·威爾遜在《歷史巨人——毛澤東》一書中引用徐特立的說法：“毛具體研究了辛亥革命的失敗，得出結論認為失敗的原因在於中國知識分子脫離廣大人民群眾。知識領袖要取得任何革命的勝利都必須密切聯繫這個國家的農民。就因為這個原因，在大戰結束後當我邀請他和我同去法國時，他拒絕了。他更願意增加有關中國的知識，而不是去法國”（〔英〕迪克·威爾遜：《歷史巨人——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頁。）。毛澤東吸取了這一歷史教訓，在國內積極籌辦“文化書社”和“夜學”等項事宜，以喚醒民眾，使革命知識分子與底層民眾建立起密切的聯繫。
在留學潮流興起的時代，毛澤東不盲目從眾，能夠理性獨立地思考，堅持留學前首先要打牢本國文化的基礎，深入瞭解中國國情，積極參加社會實踐；既不迷信西方文化，又不簡單排外，既有對本國文化的自信，同時又不抱殘守缺，辯證看待中西方文明。這正是他以後能夠成功地整合中西文化，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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