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现场救护的“荒”与“慌”
——现场救护亟待立法推进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瑾容
最近一段时间来，有关“猝死”的新闻在朋友圈和各大网站连续刷屏。
新华社记者徐勇、艺人高以翔、广东省卫健委副主任陈义平、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这些鲜活的生命都突然停止在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让人扼腕痛惜。
为什么近年来“猝死”频发?“猝死”除了个人的身体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可行的挽救措施?这一个个悲剧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
我们感叹生命的脆弱，呼吁人们要关注健康，重视身体预警，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固然十分重要。但同时也看到，这些频发猝死意外的事件背后，凸显了我国现场救护的许多“硬伤”。遇到突发状况，现场第一目击者往往措手无策，急救“荒”与急救“慌”现象随处可见，我们又该如何破解?
现场救护的湖南探索
（医护人员为小学生演示现场救护操作要点 申勇摄影)
全球平均每10秒钟就有一人因心脑血管疾病而死亡;我国每年猝死人数高达54.4万人，居全球之首;超过80%以上的心脏骤停都发生在医院外。
湖南省急救医学研究所所长、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祝益民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心脏骤停的前1分钟之内实施心肺复苏，抢救成功率可达90%;4分钟之内，抢救成功率可达50%至70%;之后每延迟1分钟，抢救成功率减少10%;当心脏骤停超过10分钟以上，抢救成功率几乎为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院外心脏骤停存活率可达14%至40%，有些城市甚至可达70%，而我国心脏骤停急救复苏成功率不到1%。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懂急救、能救人的“第一目击者”。
应该说，湖南在现场救护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走在国内前列。
2016年起，湖南创新性地提出在伤病突发的第一现场，第一目击者在第一时间做出迅速正确的反应的“三个一”理念，以湖南省人民医院为主体，成立“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联盟，在医院设立“急救小屋”，大力开展急救普及，两年来培训普通民众3万余人。联合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四大学术组织共同倡议将每年1月11日设立为“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日”，创作《“救”在身边》急救歌及广场舞，改编成20余个地方方言版，一听就想学、一学就能会，以这种接地气的方式广为传播。
2018年1月，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召开湖南省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动员大会，将急救普及上升为“湖南行动”。同年10月，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再次召开湖南省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推进会，确定31家试点医院，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动公众急救普及和急救体系建设，真正把公众急救普及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在全省部署推进。从科普到专业，从医院到社会，湖南开始形成比较成熟的公众急救普及理论体系、培训体系、管理体系、传播体系。
但公众急救普及和急救体系完善仅靠一家医院、几个部门的力量，推动的力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
现场救护存在三大“硬伤”
（张家界市加入民族服装和地方特色，编排成方言版情景剧演绎，在群众进行普及传播）
针对目前国内现场救护现状，祝益民认为，存在三大“硬伤”。
“硬伤”之一是合格第一目击者严重不足。发达国家全民急救教育普及率达到30%以上，甚至有的达80%。在欧美和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及我国香港，“第一目击者”占其城镇人口的比例大致在8～15∶1。有数据表明，我国真正训练有素的“第一目击者”只有1%至5%左右。在长沙，每2000人中仅1人有过急救培训经历。第一目击者的数量可以用“匮乏”形容。
等急救车、等医生，是国人的常规思维和做法。而在救命的黄金时间内，急救车和专业医护人员往往无法及时赶到，即使是在首都北京城区，120急救车5分钟内能到达的不到2%，10分钟内能到达的不到20%。如果在现场没有懂得急救的“第一目击者”，这类患者的生存率几乎为零。
“硬伤”之二是公共场所AED(自动体外除颤器)配备远远不够。
自动体外除颤器问世于1979年，它给医务人员甚至非医务人员为心脏停搏患者进行早期除颤提供了“新式武器”。AED是一种便携式装置，易于操作，稍加培训就能熟练使用。AED是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标配，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更体现了对生命的关爱，许多发达国家早已在机场、运动场、居住社区等人员密集场所配置了AED。
近年来，我国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也开始在重点公共场所配置。但是，在美国平均AED的配备数量为每10万人接近400台，日本每10万人接近300台，我国香港地区这一数字为每10万人10台，而我国内地每10万人不到1台。屡见不鲜的猝死事件，也暴露出我国航空、高铁以及轨道交通、办公写字楼、社区等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备情况堪忧的现状。
“硬伤”之三是公众急救培训体系尚未建立。
湖南省急救医学研究所曾在长沙市做过问卷调查，共有3000多人参与。其中有99%的人表示渴望了解急救知识，愿意接受急救知识培训。目前大多数人获得急救知识的途径主要是媒体、阅读，通过专业的培训机构获得急救知识和技能演练的机会非常少。虽然大部分医疗机构积极作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急救普及性活动，但群众大多为被动、碎片式、短时间地接受培训，培训效果受到一定局限。基层偏远地区，因场地、条件等原因，急救普及工作就更为困难。
破解“急救之殇”需从立法开始
面对突如而来的“猝死”，作为第一目击者“救或不救”“怎么救”?这让很多人感到为难。之所以经常出现“见死不救”“不敢救”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现场救护的相关法律。
据了解，目前国家层面尚无现场救护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仅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规章《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地方层面，上海市2016年发布《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对院内急救、院前急救和社会急救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规定。郑州、武汉、长春、成都、广州、南宁、西安、贵阳等地也制定了地方性法规。这些急救领域的法规各有特点，但对于急救公众普及和现场救护的内容较少。
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万众瞩目的《民法总则》，该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款，被称之为“中国版好人法”。但该条款并未对“救或不救”“哪些人可以救”“怎么救”等做出细化的明确规定，紧急情况下，需救助者和施救者的安全感仍显不足。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詹鸣表示，现场救护是院前急救的“第一救”，十分关键。要把现场救护第一现场、第一时间、第一目击者这“三个一”的理念真正“立”起来，需要制定相关政策给予支持保障，需要全社会动员起来，也需要地方立法予以引导、保障和规范。湖南通过几年的积累探索，在现场救护工作方面有特色、有基础，让立法具备了可能性。目前，我省已把现场救护立法工作提上日程，召集组织相关部门商定立法的条款内容，积极推进。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急救体系建设，同时也为积极救人的行为提供法律保护。
有专家表示，如能将现场救护立法，从法律层面推动，形成政府主导、上下联动的良好机制，设立培训场地，配备培训设备，建立培训体系，人人学急救、人人懂急救才具备可能性，急救“荒”与急救“慌”现象才能得到根本破解。
我国正在实施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提高急救意识，提升急救素养，是挽救生命的先决一环。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能将现场救护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来推动和规范，在意外发生时第一目击者将能更好地发挥“有人救、会急救、救得好”的积极作用，猝死频发的悲剧将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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