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杜是滬上某區公安分局的法醫探長，同時也是某老小區的業委會委員。一個經常要與屍體打交道的法醫，竟然也參與進了業委會。帶著好奇，我們聽他聊了聊自己的從“業”經歷。
參與業委會，這個“上海話講不靈清”的新上海人真正融入了老小區
小杜是一名新上海人，2008年參加工作，租了4年房子，直到2012年女兒出生，用全部積蓄加上從親戚那裡借來的錢湊足了首付，才買了房。簽下購房協議的當晚，他失眠了。1996年的老小區，陳舊的外牆，坑坑窪窪的道路，雜草叢生的綠化…….看著這個又小又舊的小區，想到自己竟在此投入了全部家當，小杜覺得不值。
2012年5月，他搬入新家。小區體量小，一共180多戶居民，熟人社會，鄰里關係和睦，住在小杜樓下的阿姨是業委會主任，退休後一直為公益事業做貢獻，待人親切，她對小區居民的熱心讓小杜漸漸感覺到小區的溫馨。
2013年底，小區要成立新一屆業委會。小杜是警察，加上黨員身份，居委會主任勸說他參與業委會。小杜說，自己當時連業委會是什麼都不知道，其工作內容更是無從談起，加上警察工作本來就忙碌，經常半夜發生命案就要加班，一開始他的內心是拒絕。但居委表示只是掛個名，每年參加兩次會議，配合配合居委會工作就夠了。幾番勸說後，小杜最終同意參與業委會。2014年1月16日，經過業主大會會議，他正式成了業委會委員。
真正進入業委會，情況和居委的描述完全不同。“年紀輕輕，上海話也講不靈清，一個法醫懂撒，還來噶鬧猛！”作為新上海人的小杜他聽不懂上海話，剛當上委員時，被一位上海老阿姨嘲笑只知道拿手術刀，動不了嘴皮子，拿不起筆桿子。年底小區開會，小杜反映綠化養護問題，卻被一位阿姨譏諷“哪裡來的外國人講話？”原來大家都說上海話，唯有小杜說普通話，別人覺得突兀。
這句冷語在他心下紮了根，他暗自思考怎樣才能儘快融入社區，發揮自己的作用。接下來的半年中，上班時間他讓同事們儘可能用上海話聊天，回到小區則留心各種社區活動，主動向街坊鄰居問好、聊家常，漸漸和居民們熟悉了起來。為了提升居民的安全防範意識，小杜結合工作中遇到的真實案例，以案說法，在社區內開展“防範於未然”主題安全防範教育。幾年下來，小杜和小區居民建立了良好關係，工作也得到大家認可，今年小區換屆新一屆業委會，他再一次高票當選為委員。
“業委會的工作比法醫還累。”
小杜原本學臨床醫學，因為有個“警察夢”而成為法醫。他以前膽子小，工作卻需要他常常跑殯儀館，接觸屍體，這對他的心理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克服內心的恐懼？小杜用還原案件真相帶來的成就感說服自己轉變心態。同時為了緩解失眠、焦慮的狀況，他報考了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
（圖為《法醫學者柚木貴志的案件》劇照）
他說，心理諮詢其實是助人自助，教他學會傾聽，促進與他人的溝通。作為法醫，小杜除了要和死者打交道，也需要和群眾做溝通，尤其面對死者家屬，個人溝通能力至關重要。他接觸到的案子裡，常見到來上海打工的人，或獨自在出租房猝死，或壓力過大而自殺，這一類人群的家屬長期不在死者身邊，因而對整個案件情況是非常疑惑的，小杜要安撫家屬，給他們一個合理的解釋，讓他們能夠信服。心理諮詢的學習幫助他將與人溝通轉化為自己的工作優勢，並運用在了業委會的工作中。
2018年小區搭紫藤花架，附近兩戶居民擔心蚊蟲、採光問題，堅決反對這件事。小杜和業委會主任便常去這兩戶居民家中走訪，瞭解情況，排解他們的憂慮，也採納了他們的合理的建議。通過溝通，他們爭取到了反對者的同意，小區也收穫了一個更宜人的環境。
做法醫的經驗幫助小杜更好地應對社區人情，也更冷靜、理性地看待問題。剛參加工作時，小杜發現在學校裡學習的知識和處理的真實案件是兩回事，尤其遇到疑難雜案，還得以案為準。業委會工作也是如此，儘管他前期通讀了業委會章程，瞭解其具體工作內容和流程，不斷學習法規，也看了許多其他小區的案例、經驗，可到了自己處理小區事務，才認識到看案例和實際參與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體驗。今年換屆，居委會主任還想勸小杜做主任，委員的工作已經夠難了，小杜沒敢擔主任這份責。
法醫與業委會的工作有相通的地方，但他還是覺得， “業委會的工作比當法醫還累。當好一名業委會委員，要比當好一名法醫難得多。”
對法醫而言，一件案子能否辦好取決於對細節的觀察、邏輯的推敲。即便是一件高難度刑偵案件，只要順著邏輯耐心推理，總有真相大白的一天。而管理小區，面臨的問題更加複雜。一項決策、一項工程背後關係著全體業主的利益，其效果還要經過時間的考驗，如何做出正確且行之有效的決策，常常困擾著每一位參與者。
案件的處理是客觀公正，實事求是，而業委會工作卻是集體決策，影響因素很多，講求團隊合作，如果協調不到位，工作可能就卡在半道上，無法推進。這個中苦味，小杜也是進入業委會之後才感知到的。
小區的虧空，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每年年底的業主大會會議是例行的吐槽物業大會，但小杜聽說，小區總建築面積13688.58平方，體量小，物業費又只有每平米4毛錢，壓根不賺錢，物業公司一直想把小區甩掉，迫於政府的壓力才幹到現在。
2016年老舊小區改造後，物業提出漲物業費。年底業委會和物業續簽了合同，物業費上調至了1.46元/月/平方米，其中業主支付0.8元/月/平方米，餘下的0.66元從公共性收益內支出。原本是為了“讓小區居民少交錢”，沒想到就是這一條款，開啟了小區的欠債之路。
8毛錢的物業費，相比周邊小區的價格，業主比較容易接受，“只要業主少交點錢，其他問題都不重要。”基於這一想法，簽訂合同時，業委會沒有核算物業費的定價，更沒人考慮小區實際的公共收益能否負擔起這筆物業費的開支。直到2018年底，物業公司出具了一張公共性收益明細，小區的公共性收益竟然已經虧空了136910.12元，大家都懵了。
小區公共收益有限，過去的操作是每年留一萬元用於業委會日常工作開銷以及開業主大會會議，餘下補貼物業。物業費上漲後，公共收益成了赤字。物業公司成了債主，這錢該怎麼還？小區後續該怎麼辦？
出了問題，大家才意識到物管知識的重要性。小杜諮詢法律人士，查閱相關資料，尋找解決辦法。為此，業委會已經多次和物業公司進行協商，面對實際發生的虧空數字，雙方難以達成一致意見。
困難重重，解決問題需要勇氣和能力
還不清欠款，就無法辭退物業，如果不修改實際的物業價格，按照現行的協議，小區欠款則越來越多，業委會工作也會越來越被動。但，無獨有偶，事實上，周邊幾個小區都存在類似的困境。
新一屆業委會里的5個人，除了小杜和一名與他年紀相仿的80後，剩餘三人都是退休的阿姨，大家都希望儘快平息矛盾，順利簽訂新合同。當週圍的人都達成了默契，但小杜一直想不明白，撇開合同中具體的條款是否合理，但即使簽訂了新合同，根本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小杜感覺很茫然，自己就像業委會成員中的一個異類。他說，現在遇到疑難案件很興奮，可一想到業委會的工作，自己反倒失眠了。
（協議中，物業答應減免小區4萬元欠款，餘下部分逐年從維修資金和公益性收入中支出。）
人都有畏難心理，加上物管領域自身的專業性，物業參與者往往很難駕馭。他們習慣於處理已顯現的問題，缺乏系統性地分析，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接下來，如何扭轉其他委員們的工作思路，與物業再溝通，考驗的是業委會成員的勇氣與能力。
“我沒什麼成就，全是教訓和困惑。”
上一屆業委會成員的年紀偏大，小杜作為裡面為數不多的年輕人，痛陳自己工作失職，“要是我當初能專業點，事情也不至於發展成現在這樣。”過去物業來業委會蓋章，委員們參與度不高，業委會內部缺少審核討論機制。作為委員，他也沒有主動要求查看過公共收益賬目，面對如今的局面，小杜滿心愧疚。
在小區住了7年多，他對小區早已有了感情。儘管當初是無意中進了業委會，但隨著工作的深入，小杜也期望創建一個更美好的社區環境。他深感個人能力的侷限，“也許我的能力不足以給小區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做一點小事，為居民帶來些許安全感也是好的。”
他不後悔參與業委會，唯一後悔的是掌握的物管知識太少、投入的精力還不夠。“我剛進業委會時，什麼也不懂。我沒有什麼成功經驗，更多的還是反思和檢討。”回顧這幾年的業委會工作經歷，他輕輕嘆息道。
可是，這哪裡是他的過錯。根本原因在於物業管理涵蓋的內容太廣泛，專業性要求很高，卻常常被人忽視。提到法醫，人們往往因這個職業的專業和冷僻而肅然起敬，而提到物業管理，大眾聯想到的卻是看門大爺、保潔阿姨一類常見的、缺乏技術含量的代名詞。物管行業的要求實際遠超於一般人的預期，這就造成參與者剛進入業委會時，容易低估物管行業的准入門檻，沒有人能夠參與之初就做到高度專業。小杜這樣的年輕人尚且艱難，在全是由年長者組成的業委會里恐怕更是如此。
或許，小杜能過通過提升個人專業能力為小區帶來改變，但是面對整個社區治理領域的工作困境，可能需要我們所有人共同參與來破題！
注：因為被訪者的職業身份敏感，應其要求對姓名、小區名稱做了模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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