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熒屏上，“宰相劉羅鍋”是一個剛正廉明、足智多謀的清官。他心懷百姓，懲貪治腐，還常常讓乾隆帝身邊的“紅人”和中堂丟人現眼。
在百姓眼中，“劉羅鍋”可謂是正義與智慧的化身，連他的“羅鍋”也顯得十分可愛。然而，真實的“劉羅鍋”卻不完全如此……
劉墉不是羅鍋
“劉羅鍋”是人們對清代名官劉墉的慣稱。
相傳，劉墉是個駝背（俗稱羅鍋），朝野皆知。關於劉墉的“羅鍋”，民間還流傳著許多有趣的故事。
傳說劉墉參加科舉考試的殿試時，乾隆帝親自主考。乾隆帝看到劉墉是個羅鍋，便戲弄他說：“你能以羅鍋為題作詩一首嗎？”劉墉隨即吟詩一首：“背駝負乾坤，胸高滿經綸。一眼辨忠奸，單腿跳龍門。丹心扶社稷，塗腦謝皇恩。以貌取才者，豈是賢德人。”
乾隆帝聽後，又是驚歎，又是慚愧，當場就將劉墉點為狀元。
又有傳說稱，劉墉入朝為官後，上朝叩拜的姿勢非常奇特，引來滿朝文武的捧腹大笑。乾隆帝看到劉墉本來就駝背，又叩拜得很滑稽，便說：“劉愛卿，你這麼一拜，不就成了羅鍋了嗎？”劉墉立即磕頭高呼：“謝主隆恩！”乾隆帝與大臣們都感到不解，忙問劉墉為何謝恩。
劉墉笑著說：“按大清律，皇帝賜予臣子封號，封一個字，每年可加俸祿萬兩。如今皇上封了‘羅鍋’兩個字，臣每年便可以多拿俸祿兩萬兩，這真是皇恩浩蕩啊！”乾隆帝聽後哭笑不得。
有關“羅鍋”的傳說固然有趣，卻多為誤傳。
儘管史料上沒有關於劉墉儀表堂堂的記載，但他至少也是身體端正，絕不會是駝背。
據考證，清代選拔官吏有全面而嚴格的標準，概括起來有四個字——“身、言、書、判”。所謂“身”，便是相貌端正、體格健壯；“言”是指口齒伶俐、表達清晰；所謂“書”，是指字體工整、筆法清秀；所謂“判”，是指斷事精準、思維敏捷。劉墉作為清朝官員，定然要通過這四項審核。
四項之中，“身”是第一位的。倘若劉墉是個“羅鍋”，不僅難立官威，而且有損大清國體，那麼即便他出身再高，也不可能入朝為官。
那麼，“劉羅鍋”的誤傳從何而來呢？
一般認為是源於嘉慶帝對劉墉的稱謂。
一種說法是，嘉慶帝即位後，劉墉已年過八旬，難免有些弓腰駝背。嘉慶帝常常以“劉駝子”稱之，這一稱謂逐漸傳播開來，民間就誤以為劉墉天生就是駝背了。
另一種說法是，劉墉身為嘉慶帝的老師，深受敬重，被尊稱為“劉閣老”。由於“閣”與“鍋”讀音相近，“閣老”在人們的口耳相傳中就變成了“鍋腰”，劉墉也就了“劉鍋腰”。“鍋腰”在京城方言裡稱為“羅鍋”，於是“劉羅鍋”的叫法便流傳開來了。
出身名門的飽學之士
民間傳說大多將劉墉說成出身平凡的學子，有的影視作品甚至說劉墉家境貧寒。
但事實恰恰相反，劉墉出身於清代著名的官宦世家，祖孫三代均官居高位，其門第之高，在清代很少有幾人可與之相比。乾隆帝曾特賜劉墉御製詩：“海岱高門第，瀛洲新翰林。家聲勉永繼，莫負獎期深。”意思是劉墉出身名門望族，為官應有所建樹、不辱門楣。
劉墉，字崇如，號石庵，康熙五十八年（1719）生於山東諸城（今屬山東高密市）。他的曾祖父劉必顯是順治年間的進士，祖父劉棨是康熙年間有名的清官，父親劉統勳是乾隆朝前期極受重用的諍臣，是以漢人身份出任首席軍機大臣的第一人，其地位之高、兼職之多，堪與後來的和相提並論。自劉墉的曾祖父劉必顯至劉墉的侄孫劉喜海，劉氏家族共出了35位舉人、11位進士和2位大學士。
生長在這樣的家庭裡，劉墉自幼便飽讀經書、博聞強識。然而奇怪的是，劉墉在30歲之前卻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的記錄。
直到33歲時，劉墉才因出身名門，直接參加了在京舉行的會試和殿試，被欽點為二甲第二。
據說，由於劉墉才華出眾，乾隆帝舉行殿試時曾欲將他點為狀元，後來因其父劉統勳極力反對才作罷。中進士後，劉墉進入翰林院深造，三年後授翰林編修，不久升為翰林侍講。
此後，劉墉多次擔任科舉鄉試、會試正考官，三次兼署國子監，曾先後任《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三通館、會典館總裁。《清史稿》評價劉墉的才能為“外嫻政術，內通掌故，博通經史，長於古文考辨”。
劉墉不僅學識出眾，還是歷史上著名的書法家。他集歷代名家之所長，自成一派，與翁方綱、梁同書、王文治並稱為“清代四大書法家”。劉墉的書法體豐骨勁，筆法渾厚，尤其擅長小楷。後人稱讚劉墉的小楷不僅有鍾繇、王羲之、顏真卿和蘇軾的法度，還深得魏晉小楷的風骨。
百姓心中的“劉青天”
劉墉的官場生涯，前期主要是在各地做地方官。這段時期，他剛正不阿，為民除暴，革除了科場、官場的不少弊端，一度被百姓稱為“劉青天”。劉墉任廣西鄉試正考官、江蘇學政時，曾針對當時科場風氣不正、官犯勾結的狀況，雷厲風行地進行了懲治。
正因劉墉作風嚴正，很多想矇混作弊的考生一聽說劉墉監考，都嚇得不敢進場。乾隆四十五年（1780），劉墉出任湖南巡撫。當時，湖南受災嚴重，民不聊生，貪官汙吏橫行，偷盜案件頻發。劉墉到任之後，多次微服私訪，查明瞭災情和案件實況。他一連撤了兩名知縣和一名知州，令官場風氣為之一振；同時開倉賑糧，接濟災民，使百姓暫渡難關。他還下令加固城垣，修建倉儲，並鼓勵民間開採峒硝。不久，湖南就恢復了社會安定、民生豐足的局面。
關於劉墉的剛正廉潔，最為人稱頌的史實是查辦山東巡撫國泰一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劉墉遷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值南書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館總裁。此時，御史錢灃參奏山東巡撫國泰橫徵暴斂、貪贓枉法、結黨營私等罪名，引起朝野震動。因為國泰是皇妃的伯父、和的心腹，黨羽眾多，勢力龐大，朝中官員大多忌憚他。
乾隆帝立即派和、劉墉及錢灃一同前往山東調查此案。和有意袒護國泰，在查案之前還暗中給國泰通風報信，給劉墉的調查製造了不少麻煩。劉墉到達山東後，化裝成一個道人，暗自查訪，結果發現國泰罪行累累、證據確鑿。
例如，國泰將山東受災情況謊報為豐收，邀功請賞；以向皇帝納貢的名義搜刮民財，致使幾十個州、縣府庫虧空；為掩蓋自身罪行，他還殺害了為民請命的九位進士、舉人等。
此時，皇妃已經在為國泰說情，與和親近的眾多官員也開始為國泰遊說。劉墉頂著壓力，向朝廷歷數國泰的種種罪行，並擺出自己查獲的鐵證。最終，國泰認罪伏法，涉案的30多位官員被一一處置。國泰一案轟動一時，在百姓中廣為傳頌。
圓滑世故稜角漸無
了結國泰案後，劉墉被任命為吏部尚書；不久又授工部尚書，仍兼署吏部，並充任上書房總師傅。但調任京官之後，劉墉開始奉行圓滑世故、明哲保身的為官之道，漸漸失去了早年的銳氣。
在民間故事和影視作品中，劉墉總是有勇有謀地對付和，打擊和的囂張氣焰。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從力量對比來看，在兩人同朝為官的20餘年中，和始終是乾隆帝身邊的大紅人、權力場上呼風喚雨的重臣，而劉墉的官位、勢力與和不可同日而語。
從主觀願望來看，劉墉為官後期不再是稜角分明、剛直不阿的處世風格，而是變得圓滑世故、樂於取悅。據史料記載，劉墉調入京城後，看到和位高權重，其黨羽遍佈朝野，便對和及其親信虛與委蛇。
另據嘉慶元年的聖諭，乾隆帝曾經向劉墉詢問一位名叫戴世儀的官員才能如何，劉墉模稜兩可地說：“還可以吧。”
事實上，戴世儀能力平庸，連乾隆帝都心知肚明。乾隆帝因此斥責劉墉對於選拔人才完全不留心，令他“捫心內省，益加愧勵”。由此看來，劉墉為官後期做起了“老好人”，不願再得罪官場同僚。
糊塗為官“小錯不斷”
乾隆五十二年（1787）之後，劉墉為官便“小錯不斷”。
一次，乾隆帝與劉墉談及嵇璜、曹文埴的為官情況。後來劉墉卻不小心把談話內容洩露了，引得乾隆帝不悅。不久，劉墉受命主持祭拜文廟，因沒有行規定的“一揖之禮”而遭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參劾。
乾隆五十三年（1788）夏天，劉墉兼署國子監期間發生了鄉試考生舞弊事件，劉墉因此被彈劾並受到處分。
但僅僅半年後，劉墉又犯了一個小錯，這次終於觸怒了乾隆帝。
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月底至三月初，京城連天陰雨，上書房教皇子讀書的師傅們一連好幾天沒有開課，當時任上書房總師傅的正是劉墉。乾隆帝得知此事後，龍顏大怒，對劉墉大加申飭，並降了他的官職。
在降官的聖諭中，乾隆帝毫不留情地指出劉墉接連失職，過失甚大，實難寬恕。四年後，劉墉充任會試主考官，因閱卷不細，出現了很多不合格的試卷。乾隆帝得知後，再次對劉墉進行了嚴厲斥責。因為這一系列的錯誤，劉墉錯失了被授予大學士的機會。
嘉慶元年（1796），已為太上皇的乾隆帝增補比劉墉資歷淺的董誥為大學士，並批評劉墉“向來不肯實心任事”。一年後，劉墉才被授為體仁閣大學士，但聖諭中仍稱劉墉“行走頗懶”、“茲以無人，擢升此任”。
事實上，劉墉最高的官位僅是“體仁閣大學士”，他從未進過軍機處，也就沒有涉足清代政治權力的核心。
因此，後世稱劉墉為宰相，多半是不合適的。劉墉為官的前期與後期，執政能力判若兩人，不禁令人感到費解。
仔細看來，劉墉所犯的錯誤，多因大意失察而成，而且一犯再犯，實在不像一位飽學之士的作為。巧的是，劉墉犯的錯都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賠不上身家性命，卻總能招致乾隆帝的訓斥。
由清正剛直到圓滑世故，由慎思明察到糊里糊塗，這均是出於同一個原因，那便是那些平庸糊塗、不功高蓋主的官員更得乾隆帝喜愛。
劉墉正是看透了這一點，所以寧願表現得有些小糊塗，也要順應官場規則以求自保。
嘉慶九年（1804）十二月，劉墉卒於官，享年85歲。
他雖一生清廉，但沒有做到不失剛正，因此，嘉慶帝賜諡號“文清”，而非“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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