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邢書博
MJ粉絲的重磅來了。
據外媒，《波西米亞狂想曲》製片人格拉漢姆·金從傑克遜遺產委員會拿到了一部電影版權，有權使用他所有的音樂，可以想見片中會展現他的歌舞，也將展現流行天王MJ的複雜人生。
在豆瓣，MJ是文藝青年們最早也是最大牌的偶像標的。自MJ去世以來，圍繞其的演唱會紀錄片和訪談電影不下5部，最高分是《危險之旅之布加勒斯特站》，9.7分；最低分是《就是這樣》，也有8.7分。影片《就是這樣》誕生於2009年，其同名演唱會本來應該是MJ的告別演唱會，可惜MJ赫然長逝，天人永隔，實在可惜。
MJ去世10週年之際，珊珊來遲的傳記電影能否為傳記電影市場打一劑猛藥，說實話，還是要看影片本身。畢竟傳記片除了要取悅明星粉絲，還要滿足路人觀眾的口味。如何在保證藝術水準的前提下平衡兩者，是主創們需要考量的。
傳記電影不好拍，撲街的不少
人物紀傳類電影向來都是吃力不討好而又不得不拍的類型電影。做得差強人意的比如東木爺爺2011年電影《胡佛》，一代總統拍成了由幻燈片組成的流水賬；同2011年菲利達勞埃德的《鐵娘子》，若不是梅姨逆天演技救場，整個片子真的就像夾生米飯一樣難以下嚥；再比如2012年斯皮爾伯格的《林肯》，導演不可謂不嚴謹，丹尼爾戴劉易斯演技不可謂不精湛，但觀眾看著總覺著磕磕絆絆不舒服。
導致這個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傳記電影的對象通常都是婦孺皆知耳熟能詳的角色。大家帶著自己的既定觀點去看那個像是自己心中形象的人物，自然總覺著對不上，這和導演水平無關。除非演技如梅姨和丹尼爾戴劉易斯那樣驚為天人，否則即便化妝師再努力，觀眾難免出戏。
因此，主創們拿捏名人傳記的真實性與傳記電影的故事性一直是一個矛盾，這個矛盾在兩部描寫喬布斯的電影中最為典型。
首先是1999年的電影《硅谷傳奇》。影片以偽紀錄片的形式描寫了硅谷的風雲傳奇，主要人物是微軟的蓋茨和蘋果的喬布斯和沃茲尼克。
同在1999年，李彥宏寫就的《硅谷商戰》也相像付梓。該書用章回小說體講述美國硅谷的真實故事——高科技企業間驚心動魄，風雲變幻的現代商戰。在中國影迷的心目中，這部電影和這本書對研究硅谷和全球互聯網有著重要意義。
然而即便如此，作為故事的主人公之一，喬布斯本人對《硅谷傳奇》卻不以為意。
1997年7月，史蒂芬·列維問喬布斯，他是否看過TNT出品的一部傳記片《硅谷傳奇》，這部電影主要關於他與比爾·蓋茨之間的關係。喬布斯在播出的第一晚就收看了這部傳記片。他表示：“我記得，當我第二天走進蘋果時，所有人都在看著我，想知道我在想什麼。那一晚，拉里·埃裡森(甲骨文創始人)來到我家。他和他的朋友，以及我妻子和我一同觀看了這部片子。這是一部粗魯、氣量狹小的片子。”
當然，喬布斯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影片的呈現方式上，而對影片中的史實和表演卻做了一個拐彎抹角的肯定。他說，“不過作為一名演員，諾亞·懷爾(Noah Wyle)毫無疑問對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我的行事方式和習慣。因此我第二天打電話給他，告訴他，你完成了出色的工作。這部片子很糟糕，但這就是人生。”
而在喬布斯逝世後，他的第一部傳記電影卻遭遇口碑滑鐵盧。影片對史實避重就輕，失去了科技圈喬教主核心粉絲的信任，導致口碑高開低走；路人粉絲受口碑影響也不願意走進電影院。畢竟當時你可以在全球任何一家科技媒體、財經專欄和權威新聞裡讀到硅谷和喬布斯的故事。因此這個故事沒有稀缺性，主演艾什頓·庫徹雖說盡力挽回，但還是憑藉此片，拿到了第三十四屆金酸莓獎的提名。當然這位仁兄是金酸莓獎的常客。2011年，他就憑藉《整編特工》中糟糕的演技獲得了第三十一界金酸莓獎的最差男主角稱號。可想而知，啟用這樣一位資歷尚淺的藝人出演喬布斯的專輯電影，不管是粉絲還是路人觀眾都不會買賬了。
而與此相反，之後拍攝的另一部喬布斯傳記電影則大獲成功。主演法斯賓德還因此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同樣是喬布斯的傳記片，兩位主演天上地下，難道庫徹和法斯賓德的演技差距真的有那麼大嗎？
也不盡然。有分析認為，傳記電影的主演固然重要，但編劇才是真正的一句之本。主演負責演的像，編劇讓故事看起來真。對於科技人物傳記片編劇來說，除了懂劇作法，他還要懂科技史，不可偏廢。只是大多數編劇沒有這個積累。如去年上映的《中國合夥人2》，除了翠宮飯店，沒有任何科技史料價值。倒是主演凌瀟肅，今年憑藉“你好騷啊“的表情包火遍網絡，上哪兒說理去？
其實法斯賓德版《喬布斯》成功的重要推手，在故事層面，要仰賴艾倫·索金的出色發揮。在拍攝《喬布斯》前，其作《社交網絡》已經獲得第83屆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對科技人物的把握爐火垂青。在《喬布斯》劇本的處理上，艾倫·索金聚焦喬布斯生前三件關鍵性產品的發佈時刻——1984年第一臺Mac電腦的問世、喬布斯離開蘋果後創立的NeXT電腦公司和1998年蘋果首次推出的iMac。以點帶面同時符合劇作法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尾，不服不行。
真人改編OR原創劇本，傳記電影路在何方？
一位編劇救活一部傳記片的例子的不少。好萊塢獲獎影片《波西米亞狂想曲》，在全球範圍內共取得9億美元。這也是音樂傳記片影史票房最高。其製作成本僅有5200萬美元，回報率超17倍。
這部電影的編劇安東尼·麥卡滕也是英國首相丘吉爾傳記片《至暗時刻》和英國物理學家霍金傳記片《萬物理論》的編劇。憑藉這兩部電影，安東尼·麥卡滕也分獲2015年和2018年兩次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這樣一位金牌編劇編寫英國國寶級樂隊皇后樂隊主唱墨丘利的傳記電影，想來也會讓英國人自豪的。畢竟當年倫敦奧運會上，英國人用披頭士開幕，用皇后樂隊閉幕，那麼皇后樂隊主唱的傳記片，也要讓英國最好的編劇來寫才有味道。
理解了編劇對於傳記片成色的重要性，我們也就可以期待這部MJ傳記片的質量了。據悉，該片編劇是約翰·洛根（《角鬥士》《飛行家》《理髮師陶德》《007：大破天幕殺機 》），據稱不打算做成一部有所保留的“清潔版”傳記。
金和洛根合作過馬丁·斯科塞斯執導的《飛行家》，那部電影也展現了一個天才的複雜面。報道表示：這部MJ傳記片亦不會忽略主角的複雜性，影片計劃涉及MJ的整個人生，從小時到2009年的死亡，他童年不易，而成年時又面對性騷擾兒童指控。近期，HBO紀錄片《離開夢幻島》鬧得沸沸揚揚，引發官司。而這也證明大眾對傑克遜的故事依然很有興趣，還有一部關於他和其作品的百老匯音樂劇正在製作中。
編劇洛根的表述，“不做清潔版的傳記片“，其實點出了傳記電影在故事上的一個難點，即作為名人或者知名事件的傳記作者，編劇們如何取捨真人改編和原創劇本之間的矛盾？
坦白講，很多真人改編的傳記類電影就折在了這個問題上。
國內主創們通常選擇通過兩個路徑來解決這一矛盾。
一個是如《烈火英雄》一樣，將故事架空，設置大量原創劇情，保留一定的人物內涵，在原創上下功夫。這其實是一種比較常用的改編方法，畢竟改編電影不是紀錄片，不考究真實性，但一定要在人物塑造與劇情上劇本觀賞性和合理性，只是如果為了原創而去抄襲的話，結果可能還不如依照真實事件往事實方向改變。
11月9日消息，據海淀法院網，因認為電影《烈火英雄》在故事背景、人物設置、人物關係、主要情節設置、結局安排等方面的表達大量抄襲、剽竊其享有著作權的作品《火烈鳥》，李某某以著作權侵權為由將該電影出品發行方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博納影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亞太華影（北京）影業有限公司、阿里巴巴影業（北京）有限公司、萬達影視傳媒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訴至法院。海淀法院受理了此案。
另外一個如《攀登者》，儘量按照偽紀錄片的形式拍攝，力圖還原真實事件，同時為了保證觀賞性，在感情線或人物衝突上適當改編。這也沒有錯。但這麼做的前提是要和事主充分溝通，獲得授權，否則便是越俎代庖，遭人詬病。
影片上映後，包括家屬在內的觀眾對一部傳記片大範圍大規模毫無節制的談情說愛深惡痛絕。有評論表示：“過多的愛情戲沖淡了登山故事的厚重主調，模糊了電影的定位。原以為會看到登山隊員為宣揚國威而奮發攀登的風采，進了影院的觀眾卻發現大量戲份留給了兩對小情侶之間的曖昧彆扭。“
對比今年俄羅斯票房冠軍，體育類傳記片《決戰慕尼黑》。片中也有感情線，也有家國情懷和個人情感的碰撞，但點到為止，畫龍點睛。畢竟觀眾看的是體育比賽，如同《攀登者》裡看的是征服珠峰，不是看談戀愛。這屬於主創沒有拿捏好主次，把主線劇情硬拗成風花雪月。這種低級錯誤，如果編劇在劇組中的地位再高一些，絕不會有這種自我感動自以為是的改編出現。
觀眾對傳記電影的期待與電影的市場錯配，是癥結所在
北美網站Support The Guardian曾有報道指出：優秀的傳記影片在創作時，導演腦子裡一定可以很清楚的認識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把歷史人物塑造成“人類”，而不是“明星”、“聖人”或徹頭徹尾的“惡棍”，這是至關重要的地方。
這種追求平衡的刻畫可能是一部傳記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歌頌“歷史偉人”的電影中要有偉人不為人知的一面，批判“時代惡棍”的時候，他的身上同樣要有可以展現人性的一面。“在這些人物的內心深處的衝突中塑造一個活生生的形象，這樣的創作手法才可以更加深入人心，成為經典的藝術作品，而不是單純的一部培育學生的教育工具。”一娛觀察認為。
其實說到底，傳記電影的問題最終還是一個市場問題。早前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幾乎所有的電影製片廠都有拿的出手的傳記電影。
從反映華北平原上抗日軍民利用地道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地道戰》到痛揍美國佬的《上甘嶺》，從老舍名作《龍鬚溝》到張藝謀的《老井》再到賈樟柯的《小武》《三峽好人》，中國電影是有傳記電影傳統的。雖多是革命歷史題材和偉人傳記，亦或是反映某一歷史時期某一地域特色的中小成本影片，到從創作者到觀眾在當時並沒有像現在如此擰巴。因為當時電影廠制度下的出資人並不是來自市場，對票房並不關心。而在第六代導演領銜的小眾市場下，通過像海外出售版權等方式也能弭平成本，所以主創們心無旁騖，都在為講好故事服務。
而現在傳記電影的問題是，市場化條件下大家都在盯著票房、流量來倒推什麼題材該拍，哪個選題會火，以至於技術變形，將本來具有社會意義的傳記類型電影和純粹的娛樂片劃上等號。但恰恰因為傳記電影的受眾欣賞趣味是社會性而非娛樂性的，最終導致傳記電影作品和觀眾真實需求錯配，因此失敗是必然的。
但遺憾的是，國內絕大部分媒體以及觀眾甚至製片公司本身，只通過評分和算法來倒退電影生產，無法更深刻的去理解題材本身，繼而匹配合適的藝術表達方式，自然做不出好的傳記電影。更難有如1963年崔巍導演的個人抗戰題材傳記片《小兵張嘎》中那個鮮活的翻譯官這樣雅俗共賞的形象了。一句“勞資在城裡下館子從來不給錢，吃你幾個爛西瓜怎麼了”的臺詞，隔了60年，至今仍然鮮活。這樣的例子以後怕是越來越少了。
錯配問題不光出現在國內電影市場，好萊塢亦如是。
馬丁斯科塞斯認為：”像Cinemascore這種市場調查公司和像爛番茄這種網絡算法平臺，它們跟真正的電影批評藝術一點關係都沒有。他們用你給賽馬、餐廳或者傢俱打分的方式去評價一部電影。它們是為了電影生意，跟電影的創造性或者是啟發性沒有一點關係。電影人成了內容製造工，觀眾則成了沒有冒險精神的消費者。”
馬丁認為爛番茄評分和Cinemascore評級很快就會消失，可能是被同類排擠，或者是在電影藝術新的精神力量中默默消融。“真正的電影人拍攝的好電影不是為了讓人解讀、消費或者立即被看懂的”，好的電影會持續在人們心靈中散發光輝。
在現在這個時代，評分顯然對票房有很大的影響，很多人去不去看一部電影，可能都會以評分為參考。票房，又像是電影的成績單一樣，就算是秀外慧中，在票房上表現很差也很難交代。評分網站對於電影行業的影響確實不小，那麼其存在到底合理嗎？
從電影生意的角度，電影評分尤其合理性，從電影社會學的角度，評分網站很弱雞。有著“電影社會學家”之稱的馬丁顯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通俗點說，電影評分和算法網站試圖通過給電影打分和票房分析把藝術問題和社會學文藝簡化成經濟問題來探討。前提錯了，怎麼探討都將失去價值。
尤其當觀眾本來想要在傳記電影中消費的社會價值、史料價值，被毫無營養的三角戀或者搞笑爛梗替代的時候，觀眾一定會出離憤怒，都不帶打折的。
傳記電影，如何表達優先於如何還原史實
電影故事片和紀錄片是電影藝術的一支兩表，紀錄片的人物是還原史實，但電影不需要，電影需要的是“似是而非的真實”，是虛構的現實。這是評價傳記電影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傳記電影不必拘泥於史實改編，這不是電影藝術必須要承擔的任務，而是要讓觀眾覺得真實。橫亙於現實的真實和虛構的真實中間的那堵柏林牆，需要電影主創通過藝術表達來拆掉。
以馬丁的愛爾蘭情結為例。一直以來以黑幫片著稱的馬丁，作為意大利移民後代，對意大利黑幫片駕輕就熟，同時對愛爾蘭黑幫片情有獨鍾。因為在他生活的時代，意大利社區和愛爾蘭社區是紐約黑幫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今年的傳記片《愛爾蘭人》之前，馬丁和萊昂納多也拍過一個講述愛爾蘭黑幫的犯罪傳記片《無間行者》，並斬獲奧斯卡最佳影片。影片對於愛爾蘭黑幫的刻畫入木三分，罕見的真實。然而這個故事是根據香港電影《無間道》改編的，依然稱得上經典的傳記片。
在馬丁和萊昂納多合作的職業生涯中，拍的最多的也是傳記片。無論是《飛行家》中講述一代商業奇才的傳奇故事，再到《華爾街之狼》裡控訴原型罪犯貝爾福特和華爾街精英們驕奢淫逸的生活。馬丁和萊昂納多都在試圖通過電影本身的故事和人物塑造來吸引觀眾，更不用說羅伯特德尼羅的黑幫電影。他們是在創作“真人真事”，而不是用所謂真人改編的噱頭來做營銷和宣傳。
甚至於傳記電影可以算作一個合格好萊塢導演的基本功。大衛科波拉的《教父》如此，斯皮爾伯格的《貓鼠遊戲》如此，託納託雷的《海上鋼琴師》如此，岡薩雷斯的《愛情是他媽的》也是如此，把DC漫畫拍成文藝片並斬獲大獎的《小丑》也是如此。
其實電影追求的最高境界不就是塑造典型人物典型形象嗎？而傳記電影恰恰在拍攝之前就已經有了一個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的原型，等待著創作者進行二次創作，等於將塑造人物的難度降低了一半，但同時又把講故事的難度提升了一倍，因為要考慮原型家屬和粉絲。這其實有點像IP電影面臨的尷尬。
還是那句話，好IP能拍成爛電影，虛構的傳記電影也可以好過真人改編。蔬菜牛肉再新鮮，最終還得看廚師的手藝。而要成為經典菜色，廚師就要忍住變成會計的衝動，做一個單純的會計。因為當廚子一旦學會和流量票房打交道的時候，他可能以後就只會做快餐了。
為啥？沈騰的回答最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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