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達人(1907—1931)
何達人，原名達仁，化名王鑑，1907年出生在浙江省諸暨縣楓橋泉坂村一個世代務農的家庭，與中國共產黨早期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汪壽華是同村老鄉。
何達人7歲上村校，聰明頑皮，不肯受舊學堂清規戒律的約束；村校畢業進楓橋大東鄉高等小學讀書，畢業後父親去世，就在家務農。自幼習武練藝，待人誠懇剛直，善惡分明，在夥伴中頗有威信。
1925年11月初，已是共產黨江浙區委常委、上海總工會代理委員長的堂叔汪壽華回鄉完婚，多次對何達人講解革命道理，走時還留下不少進步書刊給他閱讀，使他初步接觸到馬列主義理論，開始嚮往革命。1927年2月底，北伐軍克復浙江全境，國民革命軍二十六軍於2月21日到達紹興地區，何達人聞訊立即參加了二十六軍軍官團學習，滿心希望能從此拿起槍桿子幹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右派到處實行“清黨”，殘殺昔日的合作者共產黨人，何達人看清了國民黨背信棄義的面目，學習一結業就回家繼續務農。
《新青年》刊物
1928年12月，共產黨員陳伯清回楓橋進行秘密活動，和小學好友何達人重逢。何達人立即邀請他到家中促膝談心，當話題轉到地主壓迫農民、資本家剝削工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區別等彼此關心問題時，何達人十分乾脆地表示，國民黨是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只有共產黨是真正為勞苦大眾謀幸福的，國民黨現在大肆搜捕共產黨，是反革命行徑。陳伯清沒有想到這個不是共產黨員的學友居然有這麼高的政治覺悟，還是何達人自己解開了謎底：原來，汪壽華走後，一直不定期地給他寄來革命書刊，有《嚮導》、《新青年》、《中國工人》、《中國青年》、《唯物史觀淺說》、《政治學綱要》、《共產黨宣言》等，還有一些黃埔軍校出版的書。何達人看過之後，心胸豁然開朗，受益匪淺。他毫不隱瞞地告訴陳伯清，眼下最大的心願是找到共產黨，跟著幹革命。
礙於組織紀律，陳伯清當時沒有一下子和盤托出自己的真實身份以及回鄉目的，而是當夜就與一同回楓橋的共產黨員郗耕耘商量探討，在仔細分析了何達人的具體情況後，一致同意吸收他入黨。次日，陳伯清就對何達人說明一切，告訴他組織上已同意吸收他入黨，並給他帶來一份第六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上布哈林的報告和黨中央“告全體同志書”。不久，由陳伯清、郗耕耘介紹，何達人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處於最低潮、國民黨血腥鎮壓共產黨人的嚴重白色恐怖下，他莊嚴而堅定地宣誓：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直至犧牲自己的生命。
何達人入黨後，工作非常積極，方法也十分靈活。他主張看人重在本質。先甸村的無業遊民胡宇田被人稱為“賊”，飛簷走壁偷富人家的東西。達人說：胡宇田是因為窮得沒飯吃才去偷，偷的都是富人家從百姓身上搜刮來的不義之財；真正做賊的，是那些不勞而獲的人，吸取民脂民膏的人。於是大膽吸收胡宇田入黨。事實證明他的做法是正確的：胡宇田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發揮他飛簷走壁的特長，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後來被捕坐牢，也沒有做危害黨的利益的事。泉坂村大地主的兒子何小才，平時愛打抱不平，和一些會武術的青年關係很密切。農民展開與地主的鬥爭時，何達人主張區別對待，對何小才網開一面；後來，何小才知道他是共產黨員後，仍義重如山不出賣朋友，還把自己的一支手槍借給他用。在他的努力下，黨組織發展迅猛，1919年春，泉坂就建立了黨支部；不久，趙家峙、上京應家峙、黃坊等村也先後建立了支部。
這年夏天，何達人參加了中共諸東區委。8月建立團諸暨特支，何達人為委員之一，在諸暨城內發展青年工人、學生入團，建立了諸暨縣中團支部。秋天，何達人任中共諸東區委書記，11月建立中共諸暨臨時縣委，改任宣傳委員，積極參與黨務整理，恢復全縣黨團組織。這一年，是諸暨黨組織發展較快的一年，到1930年4月，黨員人數達800多名；特別是諸東區，轄有一箇中心支部，一個鄉總支，25個黨支部，黨員人數達200多名，為革命高潮的再次到來奠定了良好的組織基礎。
農民暴動圖
1930年4月，中央特派員卓蘭芳到諸暨，正式成立了中共諸暨縣委，何達人任書記。根據中央70號通告的精神，投入了緊張的武裝鬥爭、舉行暴動的準備。何達人負責東北區農民軍總指揮，在此之前，他主張首先要統一思想，建立一個堅定的領導核心。當時有的支部中，個別黨員宗族觀念較深，不願在本地發動“破倉分糧”的鬥爭，何達人就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逐個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並在諸東區區委會上批評了右傾思想，撤換了個別不堅定的區委委員。由此使大家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只有發動廣大農友，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黨才能壯大自己的革命隊伍，才能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面對面的武裝鬥爭。除此之外，何達人還充分利用自己學過軍事的特長，親自檢查每個支部的槍支，對什麼人用什麼槍，都作了周詳的安排。
4月14日晚上，也就是決定攻打楓橋的前一天晚上，何達人召集各支部書記及骨幹會議，確定了三路人馬的進攻時間、隊伍集中地點和注意事項。戰鬥打響後，何達人帶領隊伍突襲敵人主力省防軍，殺死哨兵，衝入廟內，並在廟門口架上機槍，防止敵人逃竄。省防軍毫無準備，潰不成軍，三路農軍彙集大廟，戰鬥勝利結束。何達人不失時機地登臺演說，對聞訊趕來的周圍農民宣傳共產黨領導窮人翻身作主人的宗旨，號召大家拿起武器，成立農協，與地主、國民黨作鬥爭。並當場分錢分糧，許多窮苦農民隨即加入了農軍。幾百名農軍撤離楓橋，途經湖泥潭一帶村莊，又破倉分糧，燒燬了地主的賬冊、契約，建立農會，隊伍也一度擴大到3000多人，分得糧食的群眾達10萬餘人之多。
在包村與北區農軍會合時，據偵察員報告，新增派的省防軍、警察已到楓橋，地主民團也重新組織起來了，情況十分緊急。由於缺乏經驗，何達人作出了第二次攻打楓橋的錯誤決定。敵人是訓練有素、以逸待勞、而農軍一路跋涉，又未經訓練、毫無軍事知識，結果指揮不靈，隊伍潰散，轟轟烈烈的農民暴動，前後堅持了5、6天，最後歸於失敗。
暴動失敗後，敵人到處抓人。何達人的大哥、二哥因為參加暴動，先後避走他鄉，最後客死在外；昔日的戰友頭懸城門、血染大地；何達人在諸暨也難再立足，不得不去了上海，進中央訓練班學習。血的事實使他開始意識到，光有革命的熱情，而沒有革命的策略，只能造成無謂的犧牲。通過學習，更感到農民暴動聲勢雖大，卻帶有太多的盲動性，值得汲取教訓。1930年8月，卓蘭芳指派他到嘉興整頓重建臨時縣委，化名王鑑住在東門外高升客棧，作為黨的秘密聯絡點。因人地生疏，工作一時無法展開，後來找到在濮院養蜂場的共產黨員宣坤松，才逐步恢復黨組織，組成臨時縣委，何達人為主要領導人，工作很快打開局面，進展順利。1930年9月，何達人秘密到達白色恐怖下的杭州，任中共浙北特別委員會書記，並奉命組建中共杭州中心縣委，任書記。在卓蘭芳的直接領導下，在杭嘉湖和金蕭地區開展地下鬥爭，準備繼續組織武裝暴動。
9月8日，卓蘭芳被捕，何達人四處奔走，設法營救。11月4日，他正在學士路31號地下機關工作，被國民黨特務突然包圍。他從樓上跳下，終因腿部中彈而被捕。審訊中，國民黨百般利誘，千方百計企圖誘降，何達人嚴辭拒絕：“既落到你們手裡，早準備好了，要殺便殺，不必多費口舌！”敵人仍不甘心，用盡種種酷刑，何達人幾度昏死，始終不屈不撓。敵人只得將何達人關進浙江陸軍監獄。
在獄中，何達人立即與獄中特支接上關係，並積極參加特支組織策劃的“破獄”鬥爭。1931年3月26日，因“破獄”事洩，何達人在監獄刑場壯烈犧牲，時年24歲。
（鄔蓮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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