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梵高传》中写道：“艺术家的作品和他的私生活，就像正在分娩的妇女和她的婴儿。你可以看她的孩子，但却不可以掀起她的内衣去看她是否沾满血污。”这使人联想到历史上新王朝“出生”的情形。试问有哪个王朝的出生敢说是干净的？
西汉博士辕固为何被罚去猪圈和野猪决斗?
西汉时期，有一场关于“汤武革命”合法性的著名辩论，虽然不了了之，但却又影响深远。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儒家和道家两个学派发生过激烈碰撞。辕固生因为传习《诗经》，曾在汉景帝时做了博士。有一次，辕固生和道家的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
黄生说：“汤王、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位天子，而是弑君篡位。”
辕固生反驳说：“不对。夏桀、殷纣暴虐昏乱，天下人的心都归顺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顺应天下人的心愿而杀死夏桀、商纣，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
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戴在头上；鞋虽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脚下。为什么呢？这正是上下有别的道理。夏桀、商纣虽然无道，但是身为君主，理应身处上位；商汤、周武王虽然圣明，却是臣子，理应居下位。君主有了过错，臣子不能直言劝谏，反而借其有过而诛杀君主，取代他而南面称王，这不是弑君篡位，又是什么？”
辕固生答道：“如果非按你的说法，那么高皇帝（刘邦）取代秦朝即天子之位，也不对吗？”
这时汉景帝听不下去了，于是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商汤、周武王是否受天命继位，不算愚笨。”于是这场争论停止了。自此以后学者再不敢争辩汤武革命的事了。
辕固生因提倡儒家触怒了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
夏、商、周三个朝代，与一般常说相连的朝代不同。许海山《古中国简史》说它们“在势力强弱的浮沉方面，表现为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三者的文明进展方面，又是‘平行并进式’的。周的社会发展，早先基本走的是土著化发展之路，与中原夏、商相比，毫无疑问显得晚迟和弱小”，但后来居上，周取代商。
著名学者许倬云《西周史》评价：
周人以蕞尔小邦，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都远逊商代，其能克商而建立新的政治权威，由于周人善于运用战略，能结合与国，一步一步地构成对商人的大包抄，终于在商人疲于外战时，一举得胜。
许老先生谦谦君子，说话客气。什么叫“
在商人疲于外战时”？周部落本来是商王朝的属邦，为自己及商的共同利益与戎狄作战。商王常派兵增援并加以赏赐，甲骨文中常见“保周”之辞。然而，周发展壮大了，却暗中谋划“翦商”。
牧野之战
商纣王觉察到他们的阴谋，将其头目西伯
姬昌即后来被追封的周文王抓捕。一般说是周人献了一批美女与财宝，纣王大喜，放虎归山，但最近上海博物馆发表的馆藏楚简显示，其真相是：今陕西中北部的九邦叛乱，西伯姬昌请求出征平叛，立功赎罪。商纣王认为燃眉之急要紧，便答应。西伯姬昌出狱后，一边平叛，另一边却加紧扩大自己的地盘，很快对商的王城形成包围之势。姬昌死后，他儿子姬发即周武王趁商军主力在东南与外敌作战、王城空虚的时候，率领八百多家诸侯联军，一举攻占商都，取而代之。决战前夕，周武王发表《牧誓》，对将士作动员报告，揭发批判商纣王的罪行，说他只听信妇人，对祖先祭祀不闻不问，对祖兄弟弃而不用，而用四方逃亡来的罪人，任他们在商邑残害百姓。现在，奉天之命对他进行征讨。
不过，武王这番话不大可信。孔子得意门生子贡就大抱不平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商纣王有不好的方面，但绝没有坏到那种严重的地步。人不敢倒霉啊，倒霉了就像落到河渠下游，天下什么脏水都会归到你身上。
司马迁《史记》记载：帝辛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商纣王天资聪颖，有口才，行动迅速，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气力过人，能徒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足可以拒绝臣下的谏劝，他的话语足可以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凭着才能在大臣面前夸耀，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
毛主席评价：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台湾学者姚大中在《姚著中国史》中说：
自殷墟发掘资料，原系东亚世界古代大统治者殷朝后期帝王的共通说明，只以标明了妲己等人名，酒池肉林等等乃构成专属帝辛故事的内容。帝辛不幸乃是亡国之君，才以“予一人”承担了全部罪名与恶名。
纣王与妲己
著名学者李零强调最新出土的简帛文献的重要性：
过去古人讲周人灭商，总是以文王、武王并举，一个行恩，一个威武，好像双璧。他们确实是密不可分的一对人物。我们可以说，没有文王平九邦，就没有武王克殷。
李零老师也写得挺克制。国难当头，诸侯不是真心实意与君王共赴国难，而是耍奸计，趁火打劫，犯上作乱，弑君篡国。
在以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舞台上，类似的把戏一次次重演：以丑化前朝来掩盖自己夺权之不义，并把自己打扮成臣民的大救星。奥威尔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前半句不一定对，后半句可以在中国历史上找到无数例证。
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商人的说辞是“君权神授”，上天授予我统治权。周人不服，并夺取统治权成功了，以属代主，以臣代君，算不算逆天？该怎么向世人交代？许倬云写道：
这一意料不到的历史发展，刺激周人追寻历史性的解释，遂结合可能确曾有过的事实（如周人生活比较勤劳认真，殷人比较耽于逸乐）以及商人中知识分子已萌生的若干新观念，合而发展为一套天命靡常、唯德是亲的历史观及政治观。
美国传记作家欧文· 斯通在《梵高传》一书中评论：“艺术家的作品和他的私生活，就像正在分娩的妇女 和她的婴儿。你可以看她的孩子，但却不可以掀起她的内衣去看她是否沾满血污。”王朝出生之状，要么是被遮掩的假相，要么是不忍直视的真相，这些不看也可以想象。我们还是着重看它们是否及时“洗礼”，华丽转身，不再制造新的血污。从这个角度来说，周人是作得不错的，周公制礼作乐、成康之治皆流誉后世。
不可以掀起她的内衣去看她是否沾满血污！
儒家对武王克商大加颂扬，与商汤灭夏相提并论，称之“汤武革命”。孟子辩护说武王是“诛一独夫”，而非“弑君”。这为后来无休无止的造反夺权制造了榜样，通过舞文弄墨操纵真相。
秦始皇的遭遇跟商纣王差不多。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辛德勇教授在他新书《生死秦始皇》一书中写道：“儒家在秦代不仅没有受到特别压抑，而且与其他诸家学说比较起来，还可以说是独得朝廷的眷顾，有着其他诸家无可比拟的优越地位。”不然，如果真“焚书坑儒”殆尽的话，刘邦制礼作乐哪来“颇采古礼与秦仪式杂就之”？陈寅恪甚至认为《中庸》是“秦时儒生之作品也”。
《哈佛中国史》指出：“汉朝一方面吸取了秦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在批判它，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汉朝放弃了对秦国制度的批判，而采取了对秦始皇本人的丑化”“考古学和文献材料证明，这些批评都属于服务于汉朝利益的政治宣传，与秦的政策或它的灭亡没有关系”。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还风趣地说：汉初“人心涣散，怎么收拾？一是让六国人民出气，把气撒在秦始皇身上；二是让知识分子出气，气也撒在秦始皇身上。秦始皇是个出气筒。”
咏史
(清)龚自珍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南宋大儒朱熹似乎有“洁癖”，幻想每一位帝王权力来源干净，结果弄得千古帝王没一个功德圆满，连刘邦、李世民也是“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虽有“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之功，也“未可谓德”，“贤于盗贼不远”。如此，好比苛求天下乌鸦须白色，有什么意义？
更糟的是，由于面临对权力来源合法性的追问及道德审判，帝王无不心虚，一个个只好像康熙 那样“所有的重大举措其目的皆在于”恬不知耻自吹“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公然歪曲历史，为此还大行“文字狱”，不许追问历史真相，搞得大家都不愉快。如果康熙们没有此等之忧，很可能用不着“文字狱”。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追问王朝来源的“真相”，就像没必要查看我们出生是否血污一样。窃以为：我等草民不如既往不咎，只要求新的统治者尽快华丽转身，努力建设新社会，不再制造新的血污；新的统治者也不必旧包袱没卸下又时不时添加新的包袱，愈发不堪重负。历史的包袱还是早卸早好，早一天华丽转身，统治者老百姓都轻松些，皆大欢喜。
冯敏飞 著 华夏出版社 2019年10月
《历史的季节：读史当明势》对中国14个长寿王朝建国70年历史节点进行切片式分析，读史明势是这种历史长镜头、纵向切片式观察分析中国历史的自然结论。
作者冯敏飞对历史复杂性的冷峻思考、对中国古代政治兴衰和传统文化积弊的慎思与明辨才妙趣横生而又发人深省，在玑珠妙语和另辟蹊径中感悟历史的沧桑与魅力：孔子的笼子从1.0版到4.0版，强而无韧的秦王朝，隐士之多与少，武则天那无字碑该补何字？“妇人之仁”与“明主之仁”，皇帝被后儒越宠越坏了，史上的“贸易战”等等，遍地金瓯，蕴藉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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