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誕辰1000週年。提到這位歷經北宋五朝的元老，很多人都會想到他小時候，機智砸缸救人的故事，也會立馬想到他嘔心瀝血19載，組織編纂的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的故事。
《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時期，下至五代周世宗時期，294卷內容記錄的時間跨度長達1300多年。為了編纂此書，司馬光自言“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梁啟超在評價《資治通鑑》時說到“亦天地一大文也”。毛澤東主席曾先後17次閱讀批註《資治通鑑》並稱其為“難得的一部好書”。
在這樣一部“資於治道，以鑑來者”的史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司馬光所要傳達出來的修身心、明大義的倫理道德觀念以及治國的方略。對於這樣一個大部頭的書，很多人可能讀起來覺得有些難。不過，要想讀懂這部著作，不得不先從開篇開始談起。作為一部編年體通史，為何司馬光的開篇故事，沒有從某個一朝代的開始講起，而選擇了東周的三家分晉？他這樣把周朝從中間攔腰截斷又有何意？
《資治通鑑》開篇的“三家分晉”說了什麼？
從周平王東遷開始，周天子的權威就開始逐漸衰落起來，此時的諸侯國也在紛爭與戰亂中。與諸侯之間的相互角逐一同發生的，是在各個諸侯國內部的權力爭奪。此前，一些諸侯國國君的權力開始被架空，國家的權力逐漸由卿大夫開始掌控。這樣的現象，在當時以異姓、異氏大夫佔主體的晉國尤為突出。
在春秋晚期時，晉國的主要權力由趙、魏、韓、範、智和中行六家掌握，這也就是歷史上的“晉國六卿”。等到了晉出公17年，六卿變為了四卿，也就是智、趙、魏、韓。在這四家中，智氏的負責人智襄子，也就是智伯，非常想吃掉剩下三家，這樣就可以掌握晉國的大權。
不過，雖然智伯能言善辯、高大威猛，但是性格中也有致命的短板。一方面他好大喜功，同時又獨斷專行。有一次，他在和韓、魏一起宴會的時候，智伯當眾奚落了韓康子。即便有智氏的大夫提醒，智伯依然不為所動、依舊早行我素。
智伯想要獨吞晉國的慾望不斷在膨脹。後來，他開始公然向韓氏、魏氏要土地。這兩個大夫雖然不答應，但是在智伯的威逼利誘下，還是被迫給了他土地。等到智伯用同樣的方式，想要找趙襄子要地時，卻被拒絕了。一氣之下，智伯便要發兵攻打趙襄子，還拉著韓、魏氏兩方的韓康子、魏桓子一同前去。
此時的趙襄子退居到了晉陽，他的父親趙簡子生前曾留下的遺囑，告訴他萬一哪天遇到不測，不要嫌晉陽路途遠，一定要退到這裡。此前，晉陽的人們一直在趙簡子的治理下，輕徭薄賦地生活中。所以當地的人們，也非常感謝趙氏，願誓死保衛趙襄子。
而智伯為了攻下趙襄子竟派人放水淹城，還洋洋得意地大肆宣傳自己淹城計策的高妙。他這一說，可嚇壞了韓康子、魏桓子。因為他們的駐地，同樣可以被水淹。兩個人也開始犯嘀咕，擔心智伯處理完趙襄子，就會用同樣的方式來處理自己。
就在這時，趙襄子派人來遊說韓康子、魏桓子，最終三方聯手，一同殺掉了智伯，而晉國也就被韓、趙、魏給分了。在周威烈王23年，也就是公元前403年，周王室正式承認韓、趙、魏三家為諸侯。
“三家分晉”背後司馬光的寫作“深意”
法國曆史學家雅克·勒高夫，曾經說過，歷史編纂是對過去的解讀。正因如此，歷史編纂過程中，也流露著作者本身的價值觀。
1.正名與復禮
在我國重要的兩部史書《資治通鑑》和《史記》上，都有對“三家分晉”的記載。只不過，兩者的敘述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在《史記》上，“三家分晉”更多是被記為趙家的高光時刻。而司馬光在《資治通鑑》開篇就記錄並評述了“三家分晉”，批判的意味更為突出。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開篇“三家分晉”的故事評述中就寫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由此可以看到，司馬光是非常看重禮儀和名分的。這個禮制，就是西周時期倡導的社會秩序。禮制說大可大，它體現在國家的等級秩序上，禮制說小也小，它也通過衣食住行的生活規範體現出來。
按照司馬光的禮制標準，我們再來看趙、韓、魏三家分“晉”的故事，就可以發現，他們的行為是對禮制的顛覆。雖然周厲王 、周幽王在位時把周朝搞得很不成樣子，但是周天子的權威尚且存在。雖然東周遷都，但是說到底也只是換了一個政治中心。雖然，到了春秋時期，周王室已經衰微，五霸們如果想分分鐘鍾也是可以替代周王朝，但是他們都還是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因為他們都是尊重禮制的。
在司馬光看來，晉國的諸侯地位竟然被下屬的卿大夫所摧毀，這樣的諸侯犯上行為，是國家混亂的開始，也是國家混亂的重要原因。三家分晉的行為，是突破了禮儀制度和名分的界限，是司馬光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在《資治通鑑》開篇就論述了三家分晉，是要再次強調禮制的重要性，只有禮儀制度在，國家才能良性運轉、免於危難。
2.做人當講仁義
司馬光不僅在三家分晉故事中，批判了趙、魏、韓三家的做法，也同時批判了智伯。雖然智伯在三家分晉故事中，沒有落得一個好下場，但是在司馬光認為，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的。
其實，在智氏的負責人智宣子在位，想要確立自己的繼承人時，就有族人提出，智伯並不合適。反對者的意見很直接，他認為，雖然智伯高大威猛、精於騎射、才藝雙全，而且勇猛果斷、能言善辯，但是他的不仁，是他身上最致命的問題。反對者認為，智伯的這一點就非常不適合做繼承人。
然而，智宣子並沒有採納族人的意見，依然將智伯確立為繼承人。而後發生的故事，就如前文所講的那樣，自視甚高的智伯從來沒有把其他幾家放在眼裡，也從不把身邊人給自己的建議、提示放在心中，對待其他幾家也是從來沒有講過仁義。司馬光認為，雖然智伯身上有著5個方面的閃光點，但是他不仁義的缺點，足以蓋過他的其他優點。
仁義，是儒家重要的精神內涵，儒學者也一直很倡導仁義，司馬光也不例外。在儒學的價值觀念中，上到國家、下到家庭，都要講究仁義。儒學認為，德才兼備是聖人、德勝才的是君子，德才皆無的是愚人，而才勝德的是小人。而這些才勝德的小人，很有可能敗家亡國。
所以，司馬光在《資治通鑑》的開篇，就藉著三家分晉的故事，批判了智伯的為人不仁。司馬光把智伯的失敗，歸結到了不仁上。他認為，無論是為人、為官，還是齊家、治國，都要講仁義、做仁義之事。
3.治理國家的藝術
司馬光在三家分晉的故事中還寫到“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他通過這樣的方式，表達出了對“天子之職”的規諫，同時表現出了他對於治理國家的態度。
從周代開始的政治秩序，講究的“禮之大節”在治理國家上的體現就是“不可亂的君臣之位”，而名器就是維護君臣關係的重要方式。雖然，經歷了三家分晉之後，周天子承認趙、魏、韓三家為諸侯，帶著些許無奈。但是，在司馬光看來，這一切的根源，在於“天子自壞”。
儘管，西周後期國家開始處於飄搖的狀態，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但是面上看，這個國家的禮制還是說得過去的。歷代的周天也還堅守這君臣的名分秩序，所以天下共主的局面也能維持下去。哪怕到了春秋五霸時期，一些強國和霸主，也不敢逾越到周天子頭上去。但是如果周天子自己，放鬆了對禮制的堅持，放棄了最後的防線，那麼也就開始自壞於天下了。
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雖然，從表現上看造成三家分晉、始亂終棄的是趙、韓、魏三家，是他們破壞了禮制，但是根源上是周天子自己沒有了恢復禮制的威信和能力，最終才導致了諸侯的犯上作亂。因此，他在《資治通鑑》開篇通過這樣的故事，來傳達為政的理念，提示君主要自覺地維護綱常禮紀。
“三家分晉”列為首篇內容的時代哲思
後世看歷史，永遠不能脫離了當時的歷史。《資治通鑑》成書於北宋時期。在我國曆史上，這段時期，是儒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從當時的統治者角度來說，他們非常需要一種思想武器，來清理佛老思想對社會的影響。
看似是司馬光在組織編纂《資治通鑑》，但他背後有著龐大的官方支持和強烈的社會環境影響。而作為北宋時期重要的政治官員，司馬光也得在《資治通鑑》中反映和傳達統治階級的意志。宋英宗、神宗非常重視《資治通鑑》的編纂工作，尤其是宋神宗還為《資治通鑑》做序。
因此，《資治通鑑》不只是一本簡簡單單的通史書，更是北宋時期國家意識的體現。他們希望通過《資治通鑑》來傳達和弘揚，他們所倡導的儒家精神，並把儒家精神變成一種統治力量。正因為如此，《資治通鑑》開篇的“三家分晉”就起到了宣傳儒家倫理的作用。司馬光在開篇通過“三家分晉”的故事來傳遞出，保持國家的穩定需要“以禮為紀”，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
閱讀更多 肖屾小聲讀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