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特赦1959》的播出，引發了一波強烈關注。
人們對解放戰爭中被俘的原國軍高級將領杜聿明、王耀武、黃維等人，有了更加準確的認識，也充分了解了國家在改造戰犯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
當這些曾經聲名赫赫的大人物，撕掉身上的種種標籤，一個個有血有肉地展現人的基本屬性時，歷史是如此真實，就像發生在剛剛過去的昨天。
可由於影視劇的侷限性，編劇還是保留了一部分內容，對真實歷史作了些許改編。比如：當時的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內，除關押著100多名國軍戰犯外，還羈押了3名日軍戰犯。
這3名日軍戰犯是誰，面對功德林內眾多的前國軍將領，他們又遭遇了什麼？
01
1945年8月，日本裕仁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要求正在作戰的日軍放下武器，等待處置。
此時，日軍海外總兵力共358萬人，僅中國戰區就有186萬人。再加上日本國內各部門派駐中國，以及為日軍服務的日本僑民，中國境內的日本戰俘高達200多萬人。
如此龐大的人群即使待著原地不動，吃喝拉撒都是個大問題。
因此，經中國和盟軍司令部緊急磋商，決定對絕大多數日本戰俘進行遣返，只對2357名罪大惡極、職務較高的日本戰犯進行逮捕問責。
此後2年間，經南京、上海、北平等10處軍事法庭審訊，谷壽夫、田中軍吉等149名首犯被依法判處死刑，其他戰犯也分別被判處了不同程度的刑罰。
解放後，新中國接收了尚未完成服刑期的日本戰犯，和蘇聯在東北俘虜並移交的戰犯，集中關押於撫順和太原戰犯管理所。1956年起，新中國最高法軍事法庭開始對關押的所有日本戰犯進行審判。其中，一小部分犯罪事實不清或存在異議的戰犯，被押回犯罪行為發生地補充偵查。
於是，有3名原駐北平的日本戰犯，就被暫時羈押在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02
這3名日本戰犯，一名是原北平日本憲兵隊副隊長，一名是日本國內派出搞經濟情報的特務，一名是日本陸軍司令部的高級參謀。他們身上有一些共同特點：被派到中國時間不長，未犯下嚴重罪行，級別較高，因種種原因被逮捕關押後，一直在喊冤申述。
把日本戰犯和國軍戰犯關押在一起，會不會引起什麼不測事態？接到上級通知後，功德林的管理人員充分考慮到了這個問題。
因此，等3名日本戰犯進入功德林後，即與國軍戰犯保持一定距離，被關押在單獨一處。同時，他們的活動區域，也與其他戰犯不在一個場地，儘量避免雙方有過多接觸，以免相互間產生矛盾，不利於改造工作的順利開展。
日本戰犯的生活待遇，則按照當時的國家統一規定執行，和國軍戰犯一樣，都高於管理人員的生活標準。
在管理人員的苦心安排下，3名日本戰犯被功德林收押後，一切風平浪靜。
03
然而，不長一段時間後，國軍戰犯和日本戰犯之間的衝突，還是爆發了。
初期，對於3名日本戰犯的出現，國軍戰犯雖有議論，可並未引起太多注意。雙方各自在不同的區域進行勞動改造，學習鍛鍊，倒也相處融洽。
很快，北京的冬天來了。
在寒冷而乾燥天氣下，不少身體素質較差的戰犯得了重感冒， 3名日本戰犯也齊齊病倒在床。按照功德林的管理條例，戰犯患病期間享受小灶待遇，不用參加體力勞動。於是， 3名日本戰犯不僅可以休息，還被餐廳集中在一起吃病號餐。
沒幾天，不明所以的國軍戰犯開始不滿，議論紛紛。
這才是個開始。
日本戰犯患病期間，向管理人員提出想打網球。出於人道主義和鍛鍊的考慮，且單獨關押他們的區域也具備場地條件，管理人員同意了，並特批他們今後一段時間不參加勞動。此舉，讓國軍戰犯的情緒激烈起來。
一日，日本戰犯在打球過程中，把球打到了正在勞動的原國軍第64軍軍長劉鎮湘腳下。劉鎮湘一把將球攥在手裡，日本戰犯前來索要時就是不給。一番語言糾纏後，劉鎮湘和聞訊趕到的幾個國軍戰犯，把這名日本戰犯痛毆了一頓。
從此，雙方的情緒明顯對立起來。
好在，1959年，國家特赦了第一批戰爭罪犯，功德林內的3名日本戰犯被釋放回國了。
04
其實，給予罪行較輕的日本戰犯特別優待，國家有著深遠考量。
新中國成立後，以美國為首的敵對外部勢力，對我瘋狂進行打壓，惡意扭曲抹黑新社會欣欣向榮的美好景象，不僅嚴重影響了國家經濟建設，還極大地損害了我們的國際形象。
在嚴密的封鎖下，通過日本戰犯，把新中國發生的一切傳遞出去，打破敵對勢力的陰謀，這是一種非常高明遠大的戰略決策。
國家的苦心，功德林內的國軍戰犯們並不能理解。
多年後，被特赦的一些國軍戰犯，還曾公開發表反對優待日軍戰犯的意見。原國軍206師師長、洛陽警備司令邱行湘，第12兵團司令黃維，都有過類似言論。
在日本戰犯裡流傳著這樣一句話：狂風暴雨只會讓我們更加裹緊衣服，而陽光卻讓我敞開心扉，感受溫暖。
海量胸襟，可令堅冰融化，頑石點頭。1964年3月，在中國境內的全部日本戰犯被釋放回國。
此後，1000餘名經新中國改造的日本戰犯，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以罕見的勇氣和坦誠，揭露侵略戰爭的罪惡，並積極從事反戰宣傳，為中日關係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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