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文物，一段历史，它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通过它，我们能跨越时空，感受沧海桑田，了解社会变迁。
史密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史学界引发不小轰动，陕西安康也因此在研究西周史和青铜器及铭文发展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1986年在陕西安康市王家坝遗址发现的西周史密簋，是西周中期铜器，距今约有3000年历史。这个敛口鼓腹、圆底的铜器因它底部铭文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铭文共有93字，记述周王命师俗和史密两名将帅东征之事，弥补了史籍关于这次重要战役的缺载，对研究西周王朝的历史提供了真实难得的资料，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
安康，地处“秦头楚尾”、陕西最南端，山川秀丽，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人文史可上溯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境内即有先民在越河川道及汉江两岸繁衍生息。据文物部门调查和考古发掘，在全区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十余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安康五里花园柏树岭、柳家河、张家坝；岚皋肖家坝；汉阴阮家坝；紫阳马家营；旬阳李家那，龚家梁，新天铺等遗址，比较完整地展现了先民的聚落。出土的新时器文物，既有半坡文化类型的特点，也有庙底沟文化风格，同时也有李家村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类型风彩，又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点。夏代，安康属梁州的一部分。据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记载，将全国分为九州，称“华阳黑水惟梁州”，唐代学者认为梁州为今汉中、安康、商洛一带。商周时期，安康成为庸国的封地，史称上庸，为“群夷之国”。商朝建立政权后，对周围的部族大加征讨和掠夺，汉水流域的各部族也未能幸免。在武王伐纣的役中，庸人参加，并能征善战。西周时期，曾破昭王胶船，使昭王君臣溺死于汉水。后来穆王、宣王相继南征，均无功而返。后王室衰微，郡国兼并，东周安康隶楚、隶蜀、隶秦，更变频繁。这一带部族也被新起的五霸之一楚兼并。据《太平环宇记》载：“金州于战国为楚地，附庸地，后为楚所灭，复为楚地”。
作为青铜器铭文中的精品，史密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早阳乡（今为关庙镇）王家坝出土，现珍藏于安康历史博物馆。如今在安康仍有遗址尚存，就叫“王家坝遗址”，在安康汉江二桥北头附近。汉江二桥修葺的时间不长,横跨南北。伫立桥头，翘首西望，汉江在不远处拐了个弯，绵延而来，而又滚滚东去。江对岸，山丘之上，一座名曰“奠安”的古塔迎风矗立，静默不语。
史密簋，这件宝物的发现、保护过程，在陕西的地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中非常具有典型性。文物资源的丰富，也造成了一些保护工作颇费周折。
布满文字的青铜器在安康很罕见
1987年冬天，时为安康历史博物馆馆长李启良在一位同事家看到纸片上用钢笔描摹的篆字，发现其中好多字的笔画很像钟鼎文，询问得知摹写的是一件青铜器上的文字，器物就在安康，流落在民间。从未听说安康曾经出土过有这么多铭文的青铜器，李启良让同事尽快追寻宝物，但线索中断。
时隔不到一年，1988年10月份，李启良意外收到陕西省文物局转来的一封信，大意是安康关庙早阳乡有一位农民持有一件带着许多文字的青铜器，因写信人地址不详，要求安康博物馆尽快派人去查看。李启良判断和他前一年所见的摹本有关。
早阳乡政府证实该乡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得知此人不在家。博物馆工作者联系上他的父亲，与他讲明情况，他同意让儿子过两天到博物馆见面。过了几天，这位青年农民来到李启良办公室，谈话中，他说东西很多专家看过，绝非一般古物。谈了很长时间，约定第二天到青年的舅舅周老汉家看看东西。
第二天，李启良和同事在周老汉家看到这件器物。这是一件底座残损的青铜簋，内底部铸有铭文，持有者曾用砂纸将铭文部位作了轻度打磨，字迹基本清晰，口沿及圈足部分有些残破。
经了解得知这件器物是青年从一位村民那里买的。原来有一位叫王金富的老农民，他在汉江河边种河滩地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土块，然后用䦆头敲击之后，看着锈迹斑斑的，于是拿到汉江河边去清洗，最后发现是个铜器。李启良给这位青年做工作希望他把这件器物交给国家。随后，李启良了解文物发现情况，最早发现此文物的村民说，铜器是几年前他的女儿回娘家来帮忙做农活，在土里挖出来的，掏出泥土一看像是个帽子，认为是古代头盔，没什么用处，就放在门前做喂鸡的盆子。
这件史密簋可谓命运多舛，先是被发现者差点当作废铜烂铁卖掉，后来又被文物贩子四处倒卖。当时刚刚大学毕业，只有21岁的安康博物馆干部施昌成跟着馆长四处寻宝，最后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国宝史密簋才最终被安康博物馆收藏。
93字铭文记载西周东征
后来，这件这件史密簋铜器被有关部门收回。经过专家考证，铜器共有铭文93字，记述西周时期师俗和史密将帅同受周王之命进行东征之事。这篇铭文，不仅为研究西周王朝与南夷及东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也弥补了史籍关于这次重要战役的缺载。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看了相关资料后，将这件铜器定名为史密簋(guǐ)。它曾被陕西历史博物馆借展多年，著名文博专家吴镇烽、张懋镕和李学勤教授先后撰写了论文十多篇，为研究周代历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如今，史密簋陈列在安康博物馆，他破损的缺口，像是一个微笑，不知疲倦的迎接着每一位游客。径直走向安康历史博物馆青铜器陈列处，在一安静角落，史密簋就在一厢玻璃展柜里踞着，晕黄的灯光下，散发青铜特有的琥珀色，古旧而冷静。
口沿直径约20公分，一侧破缺，一侧似曾有耳；高约12公分，底部有三处等距离破洞，一处似为足部残存；腹部圆弧状隆突，窃曲纹和和弦纹环绕。若复原，当是一个精致的四足两耳窃曲纹簋。
更精致的还在内部，曲曲折折勾勒铭文93字，看笔画起落似为刻铭而非铸铭，笔意古拙，排列有序，虽有残损，尚可辨别。内容如下：
惟十又一月，王命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雚，不折，广伐东国。齐师、族徒、遂人乃执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右，伐长必。史密左，率族人、莱伯、僰，周伐长必，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父考乙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史密簋”的历史故事
因为断句不同，因为个别文字辨识有差异，也因为对周边少数民族情况不详，专家们对这段铭文理解存在一定分歧，但铭文记录的大体事实趋于一致，它讲述了一段战事：
几个蛮夷部落联手在大周东土搞破坏，不守规矩，蚕食土地。周天子很生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嘛，命令一个叫俗的军官带领齐国军队、遂人，一个叫密的史官带领族人、莱伯、僰人，一右一左，在一个叫长必的地方合围夷族，取得大捷，还抓获俘虏100多个。战争结束，史密感恩天子，专门为父亲铸造了这尊青铜容器以作纪念。
长必之战场面并不大，但史密作为周天子史官独立带军征战记入史册尚属首次，为研究西周的军事史填补了空白。
文字中只有“十又一月”，没有确切年号。专家推断，应为西周中期。彼时周天子实力仍在，可以安排亲信调遣诸侯国军队来征伐蛮夷。
至于长必在什么地方，也没有确切说法，有人说是长勺（今山东莱芜），有人说是高密，都在与齐国相关联的地方，属今天山东境内。
当然，铭文的发现还引发了史学界关于周朝“乡遂制度”以及周边少数民族发展史研究的兴趣。
安康历史博物馆鸟瞰图
安康历史博物馆
安康风景
一件记录发生在山东境内战争的青铜容器为何遗落在一个叫“王家坝”的汉水边？
关于安康市“王家坝遗址”官宣这样表述：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夹杂大量西周至秦汉遗物。1986年出土史密簋，是陕南地区迄今出土铭文最多的西周青铜器。
既然不是墓葬群，就有理由推断它是一个生活区，从西周延续至西汉。可以想象，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周史官密的后人离开京都，抱着簋从关中翻越秦岭，在王家坝生存，延绵子嗣。也或许密本来就是安康人，做到了史官的位置。那么，密参加长必之战所带领的族人就是安康本土先民了。是庸人？是巴人？还是铭文中记载的莱伯、僰？一切只能猜想。
从安康博物馆到王家坝往返不过一小时，一尊青铜簋和他的主人却穿梭了数千年，默默记述着那个年代的攻伐生杀。
唐人孟浩然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无论矗立在汉江畔细数风雨的奠安塔，还是静卧在陈列馆的史密簋，都在时间的长河里静观古今风云、人事代谢。（作者：卢剑利）
簋：古代中国盛食物的器具，因为是重要礼器，敞口、束颈、鼓腹、双耳。自商代开始出现，延续到战国时期。《周礼·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古籍中多写作簋，而铜器自铭则常为“皀殳”。青铜簋器物造型形式多样，变化复杂，有圆体、方体，也有上圆下方者。早期的青铜簋跟陶簋一样无耳，后来才出现双耳、三耳或四耳簋。据《礼记·玉藻》记载和考古发现而知，簋常以偶数出现，如四簋与五鼎相配，六簋与七鼎相配。
流行于商至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用于放置煮熟的饭食。簋的形制很多，变化较大。商代簋形体厚重，多为圆形，侈口，深腹，圈足，两耳或无耳。器身多饰的兽面纹，有的器耳做成兽面状。西周除原有式样外，又出现了四耳簋、四足簋、圆身方座簋、三足簋等各种形式，部分簋上加盖。簋是商周时重要的礼器，宴享和祭祀时，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史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
青铜簋出现于商代中期，但是数量少，晚期前段逐渐增加。商代簋形体厚重，多为圆形，侈口，深腹，圈足，两耳或无耳。器身多饰的兽面纹，有的器耳做成兽面状。
西周时期簋的数量甚多，早期一般沿袭商式，中期变化较大，样式繁多，晚期又趋于定型化。西周簋器大体分为萌芽与奠基、创新与继承、过渡时期与全盛和衰亡四个阶段。萌芽与奠基阶段的青铜簋器形制上是商末流行式样的沿袭，一些特征不明显的器型难以精确地区别其为商器或周器，乃是殷周之际的式样。青铜簋器的纹饰保持最初的兽面纹，与殷末相比增添了有触角的卧状体驱的怪兽纹，出现了以凤鸟为主题纹饰的器物。随着青铜器的不断发展，簋器出现了变形纹饰，活泼有力，可以说是抽象的变形纹饰占领装饰艺术舞台的新时期。在完成创新后，簋器铭文用笔纯熟，结体圆浑，和前期笔画不相同，其内容除少量反映政治事件外，大多是承平时期世官司世禄的记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而可以看出，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在完成周人自己的礼器体制过程中，带有彻底淘汰旧、积极创造新的特点。西周后期青铜器的铸造及纹饰呈现出退步的趋势，简草、粗疏、衰颓成为一时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极少数的重器才显示出较好的工艺技巧，个别的作品甚至产生新的构图，而成为艺术的翘楚。盘旋龙纹等已形成，这是日后春秋时代盘龙纹的滥觞，簋器由此开始走向没落。 整个西周时期，簋的形式有较多的发展，可分为四耳簋、圈足簋、四足簋、圆身方座簋、三足簋、弁口簋和大侈口簋等各种形式，部分簋上加盖。商周时多数簋体形厚重，饰云雷、乳钉等纹饰，少数为素面或仅饰一二道弦纹。春秋时期簋沿袭西周晚期形制，没有根本的变化，到春秋中晚期，簋这种食器不甚流行，在传统的礼器体制中尚有所发现，但形制有较大变化。簋的铜胎变薄，花纹细碎，有的簋盖铸成莲瓣形。战国以后，簋极少见到。
宋朝时期，两宋时期制瓷工艺的发展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以瓷取代铜制簋成了皇家沿袭古代礼仪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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