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没有24小时制时间的， 历史上，古人的记时方法主要有十六时辰制、十时辰制、百刻制、十二时辰制、以及随佛教传入的六十点法等。这里说的"时辰"，指的是时段。
对时间测量的精确要求，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需要产生的。
最早能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出现在14世纪初期欧洲的修道院，以满足僧侣们准时祈祷的需求。这种钟十分笨重，只有时针，用整点报时的方式宣布时间。由于精度有限，僧侣每天至少要对时两次。随着技术的完善，机械钟的精确度不断提高，1475年第一次出现“分针”，但直到1665年才将时间精确到秒。
从明代起，就开始有外国传教士将钟表带入中国进贡给皇帝。清代时，清廷宫殿里的外国钟表摆得琳琅满目，据说康熙收藏的西洋钟达4000件。但这些时钟始终也只是皇亲贵族们的玩意儿，并未对社会生活产生真正的影响。
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清政府被迫开放的口岸城市越来越多。上海作为最有代表性和最繁华的开放口岸，也是外国租界最为集中的城市，来往的外国轮船越来越多，进出口贸易日益繁忙，外滩上的海关大楼应运而生。而在这座大楼的楼顶上就镶有一面西式大钟，因为来往的船只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来指挥。
于是在19世纪80年代，法租界当局在上海外滩建起了一个信号站，在正午时刻利用信号塔顶落球报时，并测风力。它由法国传教士办的徐家汇观象台来控制，旨在为来往上海港的各国船只服务。
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子午线会议”上，首次确立了在世界范围内时区的划分方法。格林威治标准时将整个地球分成了24个时区，而中国大部分的繁华地区，即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都在东八区（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标准）。大约19世纪末，中国的沿海口岸也开始改用格林威治标准时，即东经120°的标准时来计时了。当时人们把这个时间标准称为“海岸时”。
到了1902年，中国海关就提出以这个“海岸时”作为中国的标准时间。
到了1918年，当时的中央观象台提出划分全国为五个时区：
中原时区：以东经120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及内蒙古之东部，可以看出，这个“中原时区”实际就是今天的格林威治时间的东八区，也就是“北京时间”；
陇蜀时区：以东经105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东部、宁夏、内蒙古中部、青海等；
回藏时区：以东经90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内蒙古、甘肃、青海及当时的西康西部、新疆及西藏之东部；
昆仑时区：以东经82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新疆及西藏西部；
长白时区：以东经127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吉林及黑龙江东部。
可以看出，中原时区、陇蜀时区、回藏时区都是整时区，而长白时区、昆仑时区是半时区。
不过这个五时区的方案，除沿海地区外只不过是纸面上的方案。
到了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首都，中原标准时的应用也不断扩展。1935年3月，交通部令全国电报局一律改用标准时，并令上海无线电报局及南京有线电报局分任每日广播之事；南京电报局每日11点30分左右对时一次。海关、电报总局、铁路局以电报将标准时刻传递到各地所属机构，在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南京、北平等地，车站、码头、大银行、大机关及繁华市区街道，多置有大钟（时称标准钟）为一般市民提供时间服务。
1939年3月9日，抗战中的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在重庆召集“标准时间会议”，对以前的五时区方案做了少量修改，并决定于1939年6月1日起实施，但同时决定“在抗战期间，全国一律暂用一种时刻，即以陇蜀时区之时刻为标准”。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日本占领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还是在使用“中原时间”。到了抗战胜利恢复使用中原标准时的时候，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却仍然使用“陇蜀时”，因此当时人们回忆“沪渝、沪蓉、沪昆等线民航飞机的旅客下机后需拨动手表，进退一小时”。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1932年3月1日成立伪满洲国，强令在东北使用日本本土采用的东经135度标准时。抗战期间，沦陷区的日伪华北政权也曾试探使用东经135度标准时，但最终没敢这么做，还是使用中华民国正统的中原时。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原标准时”称谓已不合时宜，况且旧政府败退台湾后还继续用此呼号播音报时。1949年12月5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此前，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时候，电台报时用的是“上海时间”。而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当时用的是“中原时间”（大部分人口稠密地区都采用“中原时间”）。新中国建立以后，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改称“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就这样开始了。
不过初期使用的“北京时间”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北京时间，也就是说它不是标准时，而是北京地方的视太阳时。当然，很快“北京时间”就采用了东经120度的标准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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