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14 21:01:00 涼州七裡

上文讲的是是李德裕中兴大唐的往事，今天继续继续扒一扒其政治上的死敌--“牛党”领袖牛僧孺同志。

对比前者的补天之功，史册上的牛僧孺政治上难言名相，道德方面却堪称行家，笔者想起了他的一篇散文--《谴猫》，以此入手也算是找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吧。

这是一篇暗黑界的《养猫危险性指北》，之所以叫指北，因为它指不了南。

原文赏析：岂止是石破天惊

猫为兽，捕鼠啖饥，猫性也。鼠好害物，猫食之，是猫于人为爪牙，于兽职为刺奸也。所以伊祁氏季春日迎猫。然则人假借蓄猫之义尽矣。

开篇看似寓言，实则散文。猫抓老鼠天经地义，然而从上帝的角度来看，鼠类搞破坏是为了求生，所以猫之于人类是为爪牙，同为兽类则属于自相残杀了。所以，人类迎猫的祭祀活动和养猫捕鼠的行为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

▲徐悲鸿先生《懒猫图》

这个说法貌似有些道理，所谓“鹰犬”，说成“鹰猫”也无不可。

僧孺常学大绪《礼》，知迎猫之利，摄飨者悉辞以苦鼠之窃，请迎蓄之，僧孺因允其言。是猫也，非不壮大狨，而为之蠹，逾鼠族者。性懒不捕，善伺飨人户隙，搜荩覆器，挈荩隐器，如智有十手百目者。而犹家人割兼食，三时加哺不敢辍。

在牛僧孺看来，猫所造成的危害大于老鼠。家里养的大猫，主人深爱之，一日三餐精心喂养，猫却懒于捕鼠，并仗着人势在家中为非作歹、搜器偷食，没有老鼠时人们也要供养它们。

看来还不如放任老鼠横行啊，小小个头能吃多少粮食呢？

呜呼！鼠伏隐处也，猫人蓄食之也；鼠窦原垣深窖也，猫安荐茵堂室也；鼠出恍获畏怕也，猫游安缓舒间也。既伏隐处也，则出可伺之也；既窦厚垣深窖也，何地可空之也；既出恍获畏怕也，掘摇之可怛之也。惟猫甚不易也。

哪怕猫的危害远远大于老鼠，待遇却丝毫不能落下，鼠类只能藏于原垣深窖中畏首畏尾，猫却在荐茵堂室中怡然自得。老鼠其实不可怕，守在明处可以逮住它，挖一挖地面就会令他们害怕，可是藏于地底的老鼠为何会让粮食为之一空呢？原来都是大猫给吃掉了。

看来，养猫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啊！

僧孺尝读《晋》《汉》二史，见更始元年，赤眉扰秦中，崤函岐雍大苦之，以更始宜制之，而人又苦之，是意乱君之犹猫窃者也；晋太康末，赵厥乱岷蜀，汉铜梁大苦之，以罗冲征之，而人又苦之，是意乱臣亦猫窃者也。

汉朝赤眉军进军关中，更始帝安置不当，造成双方反目成仇，使得百姓深受其苦；晋朝赵戚在蜀地反叛，朝廷派罗尚前去征讨，却处置不当，强行遣散流民，并在各要路口设置关卡，搜罗财宝，使流民衣食无着，整个蜀地顿时陷入动乱。

对照历史，不光女人如猫，朝廷养的“鹰猫”也是一种危险生物，而中晚唐的许多将帅、节度使往往借着为朝廷讨伐叛臣的名义搜刮民财，滥用民力，实则为自己牟利，这是作者对于现实社会的衍射。

向使更始非仗汉，则秦人皆得擒之矣；罗冲非仗晋，则蜀人皆能捕之矣；猫非仗于人，则庖人皆得戮之矣。然三者皆知仗之苟窃也，曾不知人甚苦之矣，以至于逐之，以至于戮之。

“鹰猫”们的倚仗恰恰是朝廷，因为有平乱的职能导致了朝廷的放纵，这跟现实中捕鼠的猫儿并无二致，作者把这只窃猫比作那些不守职责、仗势作乱的当权者。

▲关于猫论，笔者还是崇拜现代的某个伟人

作者将“鹰猫”作恶的根源归结于朝廷的支持，可是，猫就无辜了吗？或者说天下猫儿一般黑呢？

故有为国者，有知兵者，有防盗者，有仗而皆乱者，则逾于盗也，逾于乱也。思饔人迎猫，不可不慎也。

文末作者揭示了寓意并提醒君主：敌人固然可恶，但自身的不当举措带来的危害可能会更大。比如朝廷讨伐叛乱藩镇的过程中，很多将帅借平叛为名趁机危害百姓。且朝廷不仅要耗费大量财力去供养这些军队，而且当讨伐军取得胜利，还要花很多钱财稿赏，他们对社稷的危害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盗贼和作乱者。

所以，养猫活着迎猫是一件必须谨慎的事情，文章名为谴猫，实为责人。

这篇“听起来好有道理，竟然无法反驳”《养猫危险性指南》，感觉“铲屎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笔者差点就信了，想想家里没猫也没老鼠，心情方稳定了下来。

对错先压下不说，想必是作者心有所感，方能笔有所书，那么，牛僧孺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此消彼长的世家和庶族：牛僧孺的官宦生涯

伟大的李唐走到元和年间，不说行将就木，至少也是百病缠身，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令王朝的政令在很多地方都不好使，而曾经的王朝股东--世家大族在二者的挤压下也江河日下，不得已在科举制度面前交出了部分官员的选拔权，这正是牛僧孺能够走进庙堂的直接原因。

牛僧孺出生于甘肃灵台县的一个地主之家，祖上当官的经历可以上溯到两汉，但到中唐时早已没落，所以他的出生就是庶族地主，也可以称之为土财主。

▲唐代科举

还没正式上班，牛僧孺就栽了了一个跟头，因为他和李宗闵等人在“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制科考卷中，“指斥时政之失，言甚硬直，无所回避”（资治通鉴），得罪了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因此遭了“斥退”的打击，久不得叙用。

不得不说，牛僧孺为这次愣头青行径付出惨痛的代价，李吉甫死后方被召回朝廷。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牛僧孺的沉浮跟“牛李党争”的主线基本了保持一致，担任过从穆宗到武宗的四朝宰相，期间两次主动退位，也多次外放地方藩镇，跟李德裕一样，大唐的官基本上干遍了。

其实能够官拜宰相，死赠太尉，并作为“牛李党争”当仁不让的主角站上PK台同世家出生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正面对抗数十年，这已经是谁都不曾料想的后果。

守在四夷：牛氏“温和”的政治立场

与李德裕对藩镇和四夷的强势不同，牛僧孺及其同党对于战争的态度可谓慎之又慎，除了《谴猫》，他还在《守在四夷论》中这样说道：

可谓四夷先起于内，不由四夷不守于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后四夷，无德者不先守其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国中。

“四夷”即四方蛮夷，所谓“守在四夷”也是中国传统的边疆理念，即与周围各民族“四夷”划清界限的同时和平相处，借以对中国的守卫。其立足点在于“天子得道”，显然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也是上古及三代“五服”、“九服”地理概念的延续。

牛党一直主张“守在四夷”，他认为君主应该审时度势，不要追求名，而是务君道，使国家富强才是当务之急。在他们看来，对河朔等藩镇的用兵、对吐蕃的制裁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做法，且后果十分危险。

其实在前文提到的被李吉甫“斥退”事件中，他就说过“数强臣不奉法，忧天子炽于武功”。可知牛僧孺等人反对宪宗用兵，进一步讲是反对宪宗、李吉甫所奉行的政治路线，才遭致了不满不贬斥。或许在牛僧孺看来，力压藩镇的强将就是比老鼠的危害还要大的猫。

道德家：为人称道的优质官僚

古人的道德认同一般来自三个方面，清廉、正直和为人，而史书上的“牛僧孺”正是一个以“徳器”著称的人。

首先，为政清直，廉洁奉公是牛僧孺的一贯作风。如在京师任职养老的前河中节度使韩弘，由于曾在宣武镇搞了二十余年半独立的割据政权，直到淮西镇和淄青镇被朝廷剿灭后才归命朝廷，导致“以宣武旧事，人多流言”，因而广撒贿赂，以求自保。

后来穆宗却偶然发现“而簿上具有纳赂之所。唯于僧孺官侧朱书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讫。 ’”，因此对独善其身的牛僧孺更加赏识，并于次年三月将其提拔为宰相。

第二，不阿附宦官，不趋炎附势。中晚唐时期，宦官日益攫取中枢权力，势倾夭下，许多朝臣都竞相依附、巴结宦官，以为进身之阶。而牛僧孺却不仅未曾阿附、巴结过宦官，而且对宦官的干政还进行过抗争和抵制。

第三，为人方面，与李德裕强势揽权和咄咄逼人的风格不同，牛僧孺并不贪恋权位。敬宗即位后日事饮宴淫乐，不理朝政，宰相李逢吉和宦官王守澄专权用事，致使朝纲败坏。当时身居相位的牛僧孺既无力回天，又不愿同流合污，遂于宝历元年正月激流勇退，毅然决然累表辞去相位，出任武昌节度使。此事反映了牛僧孺明哲保身逃避困难的消极态度，也反映了他不贪恋权位的思想作风。

看上去，像一个坏不到哪里去的人。

结合牛僧孺的生平经历和时代背景，可以好好分析一下这本撸猫指北了。

笔者的读后感

进步性是有的，文中提到的危害比老鼠尤为甚之的“鹰猫”的确存在，他们在“捕鼠”的过程中不断邀功请赏，荼毒百姓，甚至将公器据为私有。

能指出这份危害并提醒“为国者”，足见作者的见识尚且在线。

局限性则在于没有给出解决之道，显而易见这是制度的问题，作为中晚唐的一大特色，人财物权集于一身的藩镇如果不动一动独立王国小心思，根本对不起朝廷的这份信任；宦官盘踞军权，居于深宫，不废立几个皇帝，谁又看得起这群阉货呢？

怎么解决，笔者说了也不算，这是宰相该思考的问题。

况且，因猫害而养鼠为患是一种因噎废食的行为。借用文中的案例，东晋罗尚那个蠢货也就罢了，更始帝对赤眉的处理手段完全可以用没过河就拆桥来形容，后者本就是啸聚山林的大盗，却被当成白求恩式的国际战士，这口锅倒也怪不得他们吧。

鼠类的危害被作者低估了，说来后世十三副盔甲起家的努尔哈赤连个仓鼠都算不上，却照样颠覆了大明万里江山，如此，谁能说不该灭鼠吗？

《谴猫》背后的无能

牛僧孺的“解决问题之道”，说来是可笑的。

在《守在四夷论》，牛僧孺认为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统治者的“守身”比加强防要重要得多，他所说的“守身”的内容是避免为政“非道”，严禁“聚敛”、“奢侈”，不近“ 声”、“色，疏远“邪佞”，即所谓“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后四夷”的调调。

将政治清明看作是国家安定的根本，这个没错，可是，仅此而已了吗？

对错先不论，至少李德裕在为大唐而殚精竭虑，成效也是肉眼可见，可是牛党的这些“道德武器”能用来抵挡异族的铁骑吗？牛氏理论包含了道家的无为而治和儒家的外圣内王，就是没个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办法。

▲借用同行图片一张，望见谅

笔者突然想起了汉末屠夫出身的大将军何进召外兵以除宦官的绝世蠢办法，并非是大将军不够动脑子，而是已经达到了他智商的上限，甚至超水平发挥而已。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西汉.陈平

牛僧孺也是如此，他的能力的确有负宰相之名。再看一事：

（大和）五年正月，幽州军乱，逐其帅李载义... ...僧孺对曰:“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已来，翻覆如此... ...假以节钺，必自陈力，不足以逆顺治之。”帝曰:“吾初不祥，思卿言是也。”即日命中使宣慰。--《资治通鉴》

此时也尽显牛宰相的能力，卢龙镇发生兵变，节度使被部下驱逐，值其内部不稳之际，正好有利于朝廷用兵幽州。唐文宗有这个想法，却遭到了牛僧孺的反对，认为一是范阳得失无关国家安危，且自安史之乱后，反复无常；二是范阳在宪宗削藩战争的震慑下归顺，终而复叛，使朝廷耗损巨大的财力，得不偿失。

最终卢龙叛将被赐以节钺，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朝廷将领。连一贯袒护他的司马光都没看得下去：“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换而言之，这样的人还当什么宰相吧？

谈牛僧孺必然绕不开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是一场虽非生死搏斗，却掺杂着门第、仕途、政见、恩怨等许多纠葛的隐性斗争。他不同于它不同于汉末清流同宦官、晚明东林同阉党的酷烈敌对，与“君子与君子争” 的元祐党争更为类似。

牛僧孺患失之心重，李德裕进取之心锐，所谓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

南宋史学大家胡三省认为二人一个“老成谋国”，所以谨慎，一个积极进取，故而激进，双方各有对错，不能一概而定。

倒是谁都没得罪。

▲不好意思，放错图了

其实，双方明面上的分歧在于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轩轾之别 , 李德裕主张除恶务尽，坚持了中唐以来士大夫欲图中兴，恢复皇权的传统，而李宗闵、牛僧孺大体上则庸碌无为，姑息偷安。后来李德裕内平泽潞、外攘回鹘，立下了不世之功，牛党则固执地认为各种问题周而复始，到头来只是劳民伤财，一无所获，还不如以静制动，“守在四夷”。

说起“守在四夷”，与其对应的思想是“守中治边”。通俗点说就是左手持刀，“重门击拆，以待暴客”，右手《诗经》，“仁爱好教化”，将化外之地转化为华夏礼仪之邦，这既是一个民族开疆拓土的集体认知，也是文化极度自信意识的反映。

▲开疆拓土从不需要理由，只需借口

从中原一隅到今天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二者孰优孰劣其实不言而喻，毕竟土地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你不打别人的主意，别人也要对你虎视眈眈，反之亦然，这是被证明过无数次的铁律。

当年可是雄伟的大唐啊，我们熟悉的是“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边塞豪情，而非依靠道德和自律的“守在四夷”。

是等死，还是求活，本不难抉择。

对人不对事：两次吐蕃事件的不同处置

第一次发生在文宗年间，吐蕃叛将献上潍州是起因。

“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但谋请降... ...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 ...得百维州何所用之里徒弃诚信，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上以为然，诏德裕以其城归吐蕃，执悉但谋及所与偕来者悉归之。吐蕃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资治通鉴》

这是真正的“牛李之争”，李德裕主张接纳悉但谋的请降，进而收取维州，控制住遏制吐蕃的要地。文宗也为之心动，却因牛僧孺“守信为上”的谏言而被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