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王堅當選院士!這是中國經濟一個不尋常的信號

阿里王堅當選院士!這是中國經濟一個不尋常的信號

終於有民營企業的人,步入中國學術界的頂級殿堂——院士!

11月22日上午,2019中國工程院院士增選結果正式公佈,來自阿里巴巴的王堅當選工程管理學部院士,他也被認為是民企院士第一人。

阿里王堅當選院士!這是中國經濟一個不尋常的信號

王堅是阿里巴巴技術委員會主席,阿里雲創始人,曾帶領團隊研發出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操作系統“飛天”,為中國雲計算產業的發展做出卓越貢獻。

阿里王堅當選院士!這是中國經濟一個不尋常的信號

阿里巴巴技術委員會主席王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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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認為,這是院士評選機制改革的一小步,卻是中國經濟發展史的一大步,是國家對民營企業的巨大價值認可。

這意味著,民營企業開始登入學術界的廟堂,為國家重大科研貢獻力量,這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是極為不尋常的一個信號,中國人的創造力將獲得再一次空前的釋放。

長期以來,中國民營企業與頂級科研幾乎沒有交集,也不受主流學術界的認可。我國70%的科研人員都集中在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另外30%中的絕大部分也來自體制內的國企。中國工程院不乏有企業界人士,但此前全部來自國企。

而在美國正好相反,70%左右的科技人員都在企業,眾多跨時代的科研成果都來自於民間企業。著名的貝爾實驗室就隸屬於一家企業(朗訊科技)。100多年來,這個實驗室成為晶體管、激光器、太陽能電池、發光二極管等人類重大發明的誕生地,還培養了7位諾貝爾獎得主。

國人可能難以想像,像晶體管、二極管、C語言這些對人類進步有著重要貢獻的發明創造,居然來自一家商業公司。而在美國,像貝爾實驗室這樣的例子還要很多,IBM、微軟、谷歌等科技巨頭,不僅僅商業公司,同時還是巨型科研機構,谷歌去年用於研發的費用摺合成人民幣超過1000億元。

在中國,近年來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像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民營企業,也逐漸成為巨型科研機構,例如華為每年用於科研的經費,超過中國前30名大學的總和。

阿里巴巴是中國互聯網行業最大的科研主體,在雲計算方面成果顯著,構建了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操作系統“飛天”,讓中國企業減輕對IBM、Oracle等美國技術企業的依賴度,從而降低國際貿易摩擦方面的風險。

如今,“飛天”如今會成為中國最大的雲計算平臺,為中國互聯網提供最重要的基礎設施,成為算力爆炸時代衡量中國科技實力的指標。中國電子學會設立科技進步獎15年,首次頒發特等獎,就給了“飛天”。

以“飛天”為基礎,阿里雲成為中國第一大、全球第三大雲計算平臺(僅次於亞馬遜AWS、微軟Azure)。

雲計算是當今全球最受矚目的新技術領域之一,例如亞馬遜這家曾經常年虧損的電商公司,就憑藉雲業務的得力,市值一舉超越互聯網常青樹谷歌。微軟這個曾經老氣橫秋的軟件公司,甚至憑藉雲計算鹹魚翻身,超越了“獨孤求敗”的蘋果,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

在國內市場,雲計算這塊蛋糕同樣被激烈爭搶。阿里、騰訊、華為、京東等科技巨頭紛紛斥重金投入雲計算,目前國內雲計算的市場規模已經超過1000億元,其中阿里雲的份額最大,2018年的營收達到213.6億元。

可以說,在雲計算這個新興領域,中國企業具備世界一流的技術水平,這為中國經濟創造了新的增長點點,也為中國對發達國家“彎道超車”提供了有力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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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雲計算,阿里在基礎科研領域同樣有著巨大投入。2017年,阿里成立了一個主攻基礎科研的機構——“達摩院”,並承諾在三年內投入1000億元的研發資金,用於基礎科學和顛覆式技術研究,例如量子計算、機器學習、下一代UI、自然語言處理、智聯網、金融科技等多個領域。

“達摩院”成立至今剛滿兩歲,已經有相當出色的產出成果,2018年成立半導體公司“平頭哥“,2019年發佈全球推理性能最強的AI芯片“含光“。另外,“達摩院”的量子實驗室完成了第一顆可控的量子比特研發。

今天的阿里,早已不僅僅是一家以利潤為導向的互聯網公司,同時還是一個致力於攻克重大技術難題的科研機構。

阿里是如何做到的?馬雲曾經說過,最讓他感到驕傲的不是阿里的商業模式,而是強大的人才梯隊。

今天的阿里良將如潮,牛人不勝枚舉,王堅只是最閃亮的那個冰山一角。這家公司10萬多名員工,超過6萬人是科學家和工程師,研發人才佔比國內第一。這其中,IEEE FELLOW(國際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有10多位、國際知名高校教授有30多位。

例如,阿里巴巴量子實驗室科學家馬里奧·塞格德(Mario Szegedy)是匈牙利科學院外籍院士;本地生活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何田為ACM 和IEEE雙料 Fellow;達摩院機器智能實驗室負責人金榕為曾任密歇根州立大學終身教授;亞馬遜最高級別華人科學家任小楓現任高德地圖首席科學家。

眾所周知,基礎科研是一項短期內看不到任何回報的投入,純粹就是個燒錢遊戲,一般只有政府資助的大學與科研機構才會去幹,作為一個純粹市場化的企業,阿里的葫蘆裡賣的什麼藥?1000個億,可以收購無數家科技公司作為賺錢機器,阿里為什麼要幹這樣一件短期內完全看不到回報的事情?

馬雲的心境,任正非可能懂。任正非曾說過,華為“正在本行業逐步攻入無人區,處在無人領航、無既定規則,無人跟隨的困境”,“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

與華為一樣,阿里巴巴在自己的領域業已進入“無人區”,雅虎、亞馬遜這些曾經的領航者再也不能為阿里指引方向,世界前沿的技術和理念早已挖掘殆盡,阿里的前方也是一片黑漆漆的汪洋大海,大部分技術創新都要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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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馬雲和任正非的煩惱並不是孤例。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一個被稱之為“技術停滯”的聲音,就像幽靈般高頻出沒在全球科技界。

說到技術停滯,可能很多人會覺得不可思議,說最近幾十年的科技發展突飛猛進,IT技術日新月異,摩爾定律成為全民共識,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科技如火如荼,你敢說技術停滯?

過去200年的科技飛躍,讓人類逐漸形成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技術的進步會永不停滯。但很多人根本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問題:技術大爆炸只是對過去200年曆史的一個總結,如果回顧看看工業革命之前的歷史,就會發現,科技停滯的時間遠遠超過工業革命以來的200年歲月

。用一位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公元1500年的世界和公元前500前年的世界差別不大。

換句話說,在人類漫長的發展史上,科技停滯是常態,科技大爆發是非常態。

幾年前,一篇題為《技術大停滯》(作者資水東流)的熱門文章甚至認為,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大部分領域的基礎科學就沒有實質性進展了,人類出現技術大停滯的跡象。

例如,上個世紀70年代,從倫敦到紐約的飛行時間是8個小時,現在仍然是8個小時。

在火箭技術領域,美國人制造的阿波羅登月飛船早在1969年就造訪了月球,但直到今天,人類可以到達的最遠距離仍然只是月球,沒有任何進步。

第一顆原子彈早在1945年就研製成功,開啟了人類對核能的厚望,但直到今天,人類對核能的利用仍然停留在極為淺層的階段。

從1995年到2015年,手機的任何一個零件都在進步,但電池技術卻一直停滯不前。

人工智能領域,大約20年前,機器(IBM的深藍)已經在國際象棋比賽中打敗了棋王,到今天,唯一的進步是機器(谷歌阿爾法狗)打敗了圍棋的棋王。但其實,阿爾法狗與深藍在本質上沒有區別,都是對計算機算力的一種運用。

最近幾十年,唯一有顯著進步的技術領域可能只有IT,但這個“進步”只能稱之為量變(技術改進),而非質變(技術革命)。比如手機,從黑白屏到藍屏、到彩屏、到觸摸屏,電腦從單核到雙核、從640k內存到4G內存,計算機的功能的確越來越強大,但其本質仍然沒有變化,今天所有計算機的工作原理和50年前沒有任何差別,他們都是圖靈機,區別只是ihoneX與iphone4的區別。

技術停滯的背後,其實是基礎科研的沒落。飛機、火箭的停滯,歸根結底是因為理論物理的停滯,電池技術的停滯,是因為能源基礎科研的停滯,人工智能沒有實質性突破,是因為計算機的工作原理仍然是馮諾伊曼原理,多年來沒有根本性突破……

04

王堅當選院士,是一箇中國經濟極為不尋常的信號,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頂級科學家受到鼓舞和感召,勇敢地走出象牙塔,加入阿里這樣的商業公司,換一種方式,參與國家重大科研項目。

美國靠什麼成為全球第一科技強國?企業的力量居功奇偉,位於硅谷的科技公司們,是美國崛起為科技強國的核心助推器。

比起美國,中國還有一個獨特的優勢,我們在科研上可以兩條腿走路,一條是舉國體制,另一條是市場創新。

曾經,以錢學森為代表的科學架構,是中國以國家意志在舉國體制下開創的一套科技創新體系,這一架構一直是中國科研的法寶和驕傲。火箭、航天飛船、核電等方面的技術進展,得益於“舉國體制”的推動。

而王堅當選院士,代表著中國對另一種市場化的科技創新模式的高度肯定:以企業為主體,來實踐核心關鍵技術的自主創新和產業轉化。“飛天”系統的研發、“含光”芯片的推出,就是民營企業來主導重大科研項目的典型案例。

值得一說的是,企業主導科技創新的優勢,已經在深圳、杭州這兩個城市展現得淋漓盡致。

深圳創新有四個“90%”現象:90%以上研發機構在企業,90%以上研發人員在企業,90%以上研發資金源於企業,90%以上專利發明出自企業。2017年,深圳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已達2.04萬件,以一城之力超過德國(1.89萬件)和韓國(1.57萬件)。

而在杭州,由阿里雲研發的“城市大腦”,也是一個企業主導科技創新並參與城市管理的典型案例。三年前,“城市大腦”在雲棲大會上正式發佈,從蕭山區市心路的一條街道開始,現在城市大腦已經開始輔助管理整個杭州。

今天的杭州,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個數得清實時車輛的城市,早晚高峰路面車輛約30萬,平峰時段20萬-25萬輛。這非常重要,在此之前,所有城市只知道機動車的保有量,但並不知道路上到底跑了多少輛車。

有了這個數據,杭州馬上修改限行政策,外地車能用手機申請進入限行區,每年可使用12次。這讓“城市大腦”的名聲大噪,並走出杭州複製到了國內外多個城市。目前已有杭州、蘇州、西安、澳門、吉隆坡等多個城市引進了“城市大腦”。

當前,全球貿易摩擦頻繁,擁有自主創新能力、在核心技術上減少對外國技術的依賴,越來越重要。在這個關鍵時期,國家主動打開主流學術界的大門,讓民營企業登堂入室,既是對民營企業在科技研發上的巨大認可,也是中國在科技強國戰略上的一次重要探索。

舉國體制的優勢是不看短期回報,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民企科研,勝在嗅覺靈敏、成果轉化能力強,是對國家整體創新體系的有力補充。

這兩條腿如果齊頭並進,中國人的創造力將獲得再一次空前的釋放。中國的超大規模優勢就在這裡,我們還有太多的潛能仍在等待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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