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產車間”到市場主體,國企激勵機制70年改革史

從“生產車間”到市場主體,國企激勵機制70年改革史

從“生產車間”到市場主體,國企激勵機制70年改革史

文 · 記者 劉青山

《國資報告》雜誌2019年第10期

从“生产车间”到市场主体,国企激励机制70年改革史

作為計劃經濟的產物,國營企業在漫長的歲月中,生產聽指令,銷售有指標,像車間多於像企業。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

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尤其是民營企業的崛起,外資企業的進入,改變了舊有的生態。國營企業不得不直面市場的壓力。

不少國企從“皇帝女兒不愁嫁”變成了“門前冷落鞍馬稀”。其中就包括成立不久的萬華化學。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能搞好嗎?這一疑惑,不僅縈繞在萬華人的心頭,也在更多國企人乃至更多人的腦中盤旋不散。

“誰說國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殘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變成現代企業。”

2018年,習近平書記視察萬華時,有感於萬華的巨大發展成就,做出了雖然簡短卻十分精彩的論述。

通過改革成功融入市場,是萬華打贏翻身仗的秘訣,也是萬千國有企業浴火重生的共同路徑。

因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歷史的總結。國有企業只有在進一步全面融入市場中,才能實現自身的新發展。”中國能建董事長汪建平表示。

改革,改什麼?

中國一重董事長劉明忠認為,一個企業的好壞,不是所有制的問題,是體制機制的問題。體制形成了,關鍵在機制。

無獨有偶,中國建材董事長宋志平也認為,國企改革三件事:體制、制度、機制。“當前改革中最欠缺的是機制,最關鍵的也是機制。”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人們對國有企業的機制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改革探索,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效。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和各有關部門先後出臺了國企改革1+N文件體系,啟動了包括國企改革四項試點、雙百行動在內的多項國企改革試點,國企的機制改革進入了全新階段。

在“鬆綁”中不斷壯大的國有企業家隊伍

改革開放之前,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聽令而行,幾乎沒有自主經營的權利,因此稱不上企業家。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國有企業改革步伐的加快,國有企業已從“生產車間”轉型為真正的市場競爭主體,國有企業家的作用日漸得到更加廣泛的認可。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指導意見》正式公佈,首次以專門文件提出了國有企業家的概念,並肯定了國有企業家的重要地位和貢獻。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國有企業成長壯大的歷史,也正是國有企業家不斷湧現併發揮作用的歷史。

1978年,袁庚被交通部委派到香港,擔任招商局的主要領導。頻繁往返於深圳、香港,讓他對兩地經濟上的巨大差距有了最直觀的認識。袁庚決定,建立蛇口工業區,“搞點試驗,探索一下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向”。

1979年7月8日,蛇口開山動土。隆隆的炮聲,被後人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聲號角。

从“生产车间”到市场主体,国企激励机制70年改革史

從1979年到198

4年,蛇口創造了“24項全國第一”,而這些“第一”也多數沉澱為當下中國市場經濟的常態。袁庚認為,這一系列改革的核心,就是為了幫助當時的企業衝破條塊分割的舊體制束縛,真正按經濟規律運作。

1979年5月,國家經委、財政部等6個單位聯合在京、津、滬三市選擇了首鋼、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8個單位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

在此之前,首鋼總經理周冠五雖然管理著20萬人,但是改造一個廁所都要上級批准。因此他主動請纓,爭取到了這次試點機會,並交出了令人驚歎的成績單。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報》全文刊登了福建55位國有廠長的呼籲書《請給我們鬆綁》,廠長們在信中寫道:“我們認為放權不能只限於上層部門之間的權力轉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權力落實到基層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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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车间”到市场主体,国企激励机制70年改革史

聯名發出呼籲信的55位廠長、經理與福建省經委、省企業管理協會領導合影。(資料圖 福建省檔案館提供)

寫信的人不會想到,這封信即將在全國掀起一場大討論,留下了一段改革佳話。

隨著國家對國有企業的不斷鬆綁,陳錦華、黎明、王全國、劉漢章、馬勝利、王選、步鑫生、榮毅仁、王光英、馮根生等第一代國有企業家拿到了越來越多的自主權,或開創企業,或觸碰新境,為國有企業迎來大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他們之後,傅成玉、劉振亞、劉明忠、許立榮、傅育寧、李建紅、王會生、宋志平、劉起濤、董明珠、詹純新等等一批相對年輕的國有企業家相繼嶄露頭角,帶領國有企業走向了真正的輝煌時代。

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得益於一代又一代傳承有序的國有企業家,國有企業從小到大,由弱變強,開始躋身世界一流企業之列——2019年進入《財富》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有129家,其中國有企業88家。

什麼樣的人能被稱為國有企業家?

海康威視董事長陳宗年認為,發現、培養一個企業家非常難。只有對市場特別敏感的人,天天研究市場的人,把市場吃透的人,能把技術和市場結合的人,才能成為企業家。

中國建材董事長宋志平則認為,凡是充滿競爭活力的國有企業,都與其有一個優秀的企業家及其團隊直接相關。“這些企業家對國有企業的事業抱有極大熱情,不求回報勇於奉獻,擁有豐富經營管理企業的經驗,具有強烈的創新創業

精神和國際視野。”

事實證明,一位好的企業家,可以大幅度扭轉企業發展軌跡,讓企業由弱到強甚至起死回生。

比如,2001年,海康威視創辦時,只有3個人。截至2018年底,海康威視已成為全球安防領域的領軍企業之一,引起了美國的高度關注和警惕。“我們是在長期探索中,找到了視頻監控這一行業並把握住了行業的黃金十五年。”陳宗年認為,完成這一過程,主要就是靠企業家。“只有企業家才能做到持續改革、持續創新。”

當前,國有企業正朝著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世界一流企業不斷邁進,培養、選拔更加年輕的國有企業家成為當務之急。

40歲左右、80後是這一輪選拔年輕幹部的普遍門檻。

中國五礦董事長唐復平表示,要打造一批帶領企業更好適應經濟發展的國有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打造一批滿足未來5-10年乃至更長時期發展需要的高素質專業化年輕幹部隊伍。

如何培養這些年輕幹部?

建設科技集團總裁文兵表示,要讓優秀的幹部到關鍵崗位、艱苦崗位蹲苗歷練,多層次多渠道地培養廣大年輕幹部,讓他們能夠源源不斷、脫穎而出。不能等到需要時,結構性人選是唯一人選。

“我的做法是,一方面發現、培養企業裡的年輕人,讓他們成為企業家。另一方面是從社會上尋找一些企業家,讓他們加盟到中國建材,大家一起來做。”宋志平說,他中意的企業家,是那些對做企業無比痴迷、事情做不好就睡不著覺的人。比如通過混改引進的中國巨石總經理張毓強、中復神鷹董事長張國良,以及內部培養的北新建材董事長王兵等。

在新一輪的國企改革中,如何激發國有企業家積極性,也是一項重要內容。

對此,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郝鵬表示,在建設世界一流企業的偉大征程上,我們要始終銘記習近平書記“20字標準”重要論述,建設一支政治合格、本領高強、致力於為國有企業建功立業的高素質社會主義企業家隊伍。著力提升國有企業家隊伍敏銳的市場洞察力、果敢的戰略決斷力、堅韌的攻堅推進力,弘揚企業家精神,健全激勵機制,完善容錯糾錯機制,旗幟鮮明地為國企

領導人員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撐腰鼓勁。

推牆入海闖市場,國企勞動者活力日益迸發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國家大政方針政策的變化,國有企業的工資經歷了多輪改革。

比如,1956年,哈電電機進行了工資改革,取消工分制,實行了按勞分配的新工資制度,激發了職工生產積極性,企業的經濟、技術成果都有了明顯提高。

到了1958年,由於政治風向出現了變化,哈電電機取消了計件工資,實行了吃“大鍋飯”的辦法。

當然,這並不是哈電電機一家企業的經歷。國有企業的大鍋飯這一吃,就是幾十年。

改革開放後,蛇口工業區率先破局。

蛇口啟動的第一個工程項目是建造600米的順岸碼頭。為了加快進度,負責具體施工的中交集團四航局一隊黨支部書記沈長林提出,可以設超產獎。“從第41車開始,每車發4分錢超產獎金。”

工人們幹勁大增,一般運泥達80至90車,多的甚至達131車。

時任國務院總理谷牧考察後,認為這個路數對頭。但不久後,相關部委卻認為,這是倒退,並以文件的形式予以叫停。

施工速度理所當然地慢了下來。現場調查時,工人對袁庚說,“如果不實行獎金制度的話,我保證沒有一個人願意多幹,拖就是唯一途徑。”

袁庚一方面向上級遞交報告,一方面邀請新華社記者寫了內參。

中央領導對此做出了批示——這就是所謂的4分錢驚動中南海。獎勵制度得以恢復和推廣後,工人的積極性更加高漲,使工程比原計劃提前一個月完成。

“這是改革開放中觀念改變所創造的奇蹟,是按經濟規律辦事的結果。”沈長林說。

就在同一年,在時任四川省委第一

書記的支持下,四川省率先給予省內的寧江機床廠、重慶鋼鐵公司等6家國營工業企業一定的經營自主權,允許企業實現目標後提取少量利潤留成,給職工發放獎金。

寧江機床廠於1978年10月開始試點放權,當年第四季度機床產量就翻了一番。為了賣掉積壓的機床,寧江機床廠在《人民日報》刊登廣告,發出“我們這裡有機床賣”的信息,該廠機床成為暢銷產品。

據統計,一般試點企業的產量、產值、上繳利潤增長幅度都超過試點前的水平,也高於非試點企業的水平。試點開始在全國大規模推廣開來。

到了1984年,馮根生在企業實行了幹部聘任制、員工勞動合同制。如今看似平淡的舉措,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馮根生也因此被稱為改革“出頭鳥”。

1982年6月,國家機關進行調整改革,撤銷原國家建築工程總局,組建原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成為中央、國務院機關中第一批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

習慣了國家分派任務的中建人,不得不在市場找食吃。為了活下來,加之受到位於香港的中海集團影響,中建集團很早就實行了總部幹部員工全部就地歸零下崗、實行“零起點競聘上崗”行動。直到現在,中建集團仍然保留著賽馬機制的傳統。另外,中建集團的項目經理比行政領導掙得多,不算什麼新鮮事,甚至有些可以拿到局級領導的收入。

但是,由於當時缺乏相應的社會保障,決策層擔心破三鐵有可能引發社會動盪,因而並未在更廣更深的層面進行推廣。在很多國有企業,三項制度改革至今尚未徹底完成。

“三項制度改革一直是國企改革的重點,實現‘三能’(幹部能上能下、員工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是企業機制建設最有效也是最難達到的目標。” 中石化潤滑油總經理、黨委副書記苟連傑說, “‘三能’問題解決好了,員工活力和企業競爭力才能提升,改革就要在這下功夫。”

三項制度改革慢,除了受大環境的制約,工人勞動量不好衡量,也是重要的因素。

從上世紀開始,一批國有企業家就對如何更加科學地考核激勵幹部員工,進行了深入思考。

比如,邯鋼曾實行了多年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對二級廠沿用指令性計劃的方式進行核算。市場風險則由總廠獨自承擔,這就形成了分廠盈利總廠虧損的怪現象。

面對這種機制性障礙,時任邯鋼負責人劉漢章借鑑了農村責任值得做法,推行了一套“實行模擬市場核算、實行成本否決” 經營機制,將市場壓力通過10萬多項指標傳遞給每一位員工,這一做法被稱為“邯鋼經驗”。

邯鋼經驗受到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1993-1996年,好幾位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作出批示,要求推廣邯鋼經驗。

這種遵循規律管企業的辦法,有著穿越時空的魔力。多年後,我們還能從新興際華總結推廣的兩制中看到邯鋼經驗的影子。

所謂兩制,就是“模擬法人運行機制”和“產供銷運用快速聯動機制”,前者劃小核算單元,突出競爭;後者擴大聯動範圍,突出協同,彌補了“邯鋼經驗”重壓力傳導而輕上下聯動的不足。

兩制在新興際華的應用推廣,提高了這家多家軍需企業重組而來的央企的核心競爭力,創造了名噪一時的“新興際華現象”。

2016年底,新興際華時任董事長劉明忠調任中國一重董事長後,一方面推廣了全員競聘,對幹部員工實現了全面的市場化選聘與契約化管理,解決了幹部能上能下,員工能進能出的問題;一方面,他把包括兩制在內的“225管理體系”帶到了一重,打破了橫亙在一重人頭腦中的思想藩籬,把所有人推到了能直接感受市場壓力並作出快速反應的最前沿,讓“千斤重擔大家挑,人人頭上有指標”的價值創造理念深入人心,解決了收入能增能減的問題,為一重徹底扭虧脫困打下了堅實基礎。

从“生产车间”到市场主体,国企激励机制70年改革史

發源於新興際華的225管理體系上承邯鋼經驗,又具有明顯的時代特點。新興際華和中國一重的經驗表明,其在推動企業活力方面具有明顯作用。圖為新興際華員工在工作現場

中國聯通董事長王曉初認為,劃小改革是解決大企業病的良方。幾年來,中國聯通持續推進以激發基層活力為目的的劃小承包改革,實施內部“雙創”,結合一線生產場景,建立微組織,競爭性選拔“小CEO”進行承包,搞活激勵分配,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為“想幹事、能幹事”的人提供廣闊平臺,使中國聯通從大公司迴歸到創業公司,同時讓基層員工率先擁有更多獲得感。

鄭煤機在保障公司生產任務基本飽滿的前提下,在幹部層面推行“崗薪制”,在員工層面分類、逐步推進“協議工資制”、“項目工資制”、“提成工資制”、“計件工資制”、“崗薪制”為主要內容的分配製度改革。

“機制革命的核心是承認人力資本的存在,讓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共同參與分配。”宋志平認為,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只用過去的“老三樣”顯然是不行的。他提出了機制革命的“新三樣”,即“員工持股、管理層股票計劃、科技企業分紅和超額利潤分紅”,讓人力資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參與財富分配。目前,新三樣在中國建材已探索多年並取得了較好的實踐成效。

航天科技裝備公司總經理楊國舜表示,股權激勵實施以來,公司骨幹員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得到極大增強。2018年,營業收入同比增長21.7%,新簽訂單同比增長41%。公司核心技術團隊規模穩定增長,關鍵技術人員出現迴流現象。

中國電科院副總經理王繼業介紹,崗位分紅有力保障了公司科研隊伍的穩定,2018年,公司核心人才保留率上升至98%。員工的創新潛能也得到極大釋放,科研成果不斷湧現,成果轉化成效顯著,2018年公司完成成果轉化68項,全年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9.5%,稅後利潤同比增長15.8%。

當前,已有45家中央企業控股的91戶上市公司實施了股權激勵,實施股權激勵一年以上的企業營業收入平均年均增長率達到16.7%。24家中央企業所屬科技型子企業的104個激勵方案經集團公司審批後正在實施,激勵對象人均收入增幅達到14.9%。

同時,中央企業普遍實行了全員勞動合同制,在建立健全以合同管理為核心、以崗位管理為基礎的市場化用工制度方面也取得了積極進展。改革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制啟動深化,工資總額預算備案制在更大範圍內更深層次上展開。

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企業經營機制不斷轉換

作為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混改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此前的多輪國企改革如此,新一輪改革更是如此。

多年來,各級國資委高度推進混改工作。

2014年,國資委選擇中國建材、國藥集團開展混改試點,截至2017年底,兩家集團70%和90%的營業收入來自混改企業。此後,國資委分三批選擇了50家國企開展混改試點。2016年8月,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試點正式啟動,全國約200家企業進入這一試點。

目前有三分之二的中央企業引進了各類社會資本,半數以上的國有資本集中在公眾化的上市公司,各省區市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佔比達到49%。

混改,混是手段,改是目的。

改包含兩層含義,一是監管機構對混改企業的監管方式。國資委副主任翁傑明表示,國資委將進一步以管資本為主,對混改企業大膽放權,重點抓好事中和事後監管,提高監管效能,提升監管的針對性、有效性、系統性,使混合所有制企業更好地與市場經濟融合。

二是改變企業經營機制。翁傑明表示,混改中要統籌推行落實董事會職權、市場化選聘經營管理者、實施企業薪酬分配差異化改革、開展員工持股等,提升改革的體系性、整體性。同時,加快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中長期激勵約束機制,激發企業內生動力,促進高質量發展。

實踐證明,大批混改企業正是通過“真改”、“實改”,激發了幹部員工的主人翁意識,提升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比如,中國聯通混改後,大膽引入13家戰略投資者,把國有資本比例降到53%。

資本構成的變化帶來了體制機制的變革:聯通新一屆董事會由13人組成,其中非獨立董事8人,中國聯通3人,騰訊、百度、阿里巴巴、京東和中國人壽等戰投5人。組織變革方面,聯通精簡了總部管理機構,建立起面向客戶與市場、為一線提供服務的倒三角服務支撐體系。

得益於此,中國聯通經營業績得到大幅改善,主營業務收入從2015年的同比下降3.9%扭轉為2018年的同比增長5.8%,增幅領先行業3.3個百分點。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40.8億元,同比增長858.28%。

在混改的過程中,各級國資委還在10家中央企業和171家省屬一級企業開展了國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試點,發揮了激活機制、留住人才的作用。

比如,國機集團所屬中國電器院是國內電器領域領先的應用型研究機構和技術創新平臺,多年來人才流失問題嚴重。

成為央企首批員工持股試點企業後,中國電器院緊扣如何操作、誰來持股、如何分配、怎麼持股、怎麼流動、怎麼管理等六大關鍵問題,30%員工持股27%。

中國電器院黨委書記、董事長秦漢軍表示,通過實施員工持股改革,公司離職率從之前的10%下降到4.3%,且骨幹人才流失問題基本解決。公司營業利潤從2016年的0.92億元增長到2018年的2.27億元,複合增長率57.1%。

據統計,10戶中央試點企業2018年利潤總額平均增幅26%,明顯高於平均水平。

航空工業江航並不是國家選擇的員工持股試點。但是,在其實施混改的過程中,四家戰略投資者無一例外地提出,希望江航的管理團隊和核心技術人員持股。

“我們研究了相關政策,發現財政部有相關文件,對於國有大型科技型企業可以以不超過5%股份實施核心員工持股。”航空工業江航總經理宋祖銘說,在請示了航空工業和航空工業機載系統並獲得批准後,江航決定實施員工持股。

最終,江航146名核心員工通過規定程序,以自有資金出資的方式參與了核心員工持股,合計持有航空工業江航5%股份。至2018年底,兩批次核心員工持股全部實繳到位。

宋祖銘表示,核心員工持股後,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觀,在科研、生產、經營和管理各個領域,尤其對混改、對公司規範治理的多種舉措支持度和積極參與度明顯提升。

1996年,老鳳祥旗下的核心企業老鳳祥有限就已經進行股權改造,職工以現金和歷年工資結餘形式出資入股,人人持有股份。

老鳳祥董事長石力華表示,職工持股尤其是經營技術骨幹持股,極大地增強了他們的積極性與主觀能動性,為企業近二十年的快速、跨越式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動力和後勁。

不過到了2018年,老鳳祥有限70%以上的持股人已超過退休年齡。期間引進的大量人才,以及培養的年輕幹部,缺乏持股機會,這些人的主動性無法得到有效激發,企業活力受到一定影響。

入選雙百行動企業之後,老鳳祥將老鳳祥有限等的企業的股權結構優化調整列在各項改革的首位。

最終,老鳳祥選定了國新控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新上海公司”)作為戰略合作伙伴。國新上海公司提出,在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及監管政策的前提下,部分原持有老鳳祥有限股份的經營技術骨幹通過認購老鳳祥專項基金,間接持股老鳳祥有限,以保障公司的持續發展。最終,石力華等38名經營技術骨幹將所得股權轉讓款的50%,合計4.74 億元參與老鳳祥專項基金投資。

上海黃浦區國資委主任沈丹娜認為,老鳳祥的上述嘗試意義非凡。“因為退出機制不完善,很多國企的股權結構問題還沒有解決,老鳳祥的改革為我們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可以複製的經驗。”

當前,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軍工等重要領域的混改工作也有了實質性的進展。

比如,2019年,國家電網公佈開放合作十大舉措,引導和鼓勵社會資本參與新建特高壓直流輸電、增量配電、電力交易機構、綜合能源服務、抽水蓄能等業務,涵蓋了公司電網、金融、產業、海外業務全部經營範圍。國家電網有關負責人表示,“國網的總資產超過4萬億元,淨資產1.7萬億元,混改的空間還很大。”

實踐表明,混合所有制企業是整合不同所有制優勢而形成的具有新機制的全新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成為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

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郝鵬表示,將沿著中央指明的方向繼續推進混改工作,形成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發展格局,將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从“生产车间”到市场主体,国企激励机制70年改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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