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摩天大樓比作手指，“爬樓黨”就是在指甲蓋上跳舞的人。
城市最高點的變化，標榜著這座城市的發展。
越秀山上一座海拔不到100米的“鎮海樓”，一度坐擁“廣州最高建築”稱號600多年，直到1976年廣州白雲賓館完工。這棟120米高的現代建築不僅稱霸廣州城，而且一度成了當時中國的第一高樓。
在之後的不到半個世紀裡，廣州城的摩天大樓就建了152座。眼下，530米高的周大福金融中心（東塔），在廣東排名不過第三。
600米高的廣州塔是中國第一高塔。
社會的高速發展，在促使人們用新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來審視生活，也在不斷孵化新的職業，有一些活在冰冷的鋼筋叢林裡，有一些則在摩天大樓的頂層起舞。
通往天台之路
張新（Jason）紅了，伴隨著他對未來的探索和人們對他圖片的質疑 。
他是“樓頂攝影”（Rooftopping）師，這是近十年來興起並且流傳開的一種攝影方式，需要攝影師爬上摩天大樓的頂端，用自拍或者互拍的方式，記錄城市與人，摩天大樓與城市的關係，不少人認為這是在玩命。
但他並沒有這種感受，“我只是不想被困在辦公室裡，只是想去樓頂喘口氣 ，然後換個角度觀察和記錄下自己的城市。”張新說。
雲霧中的廣州西塔。
這個年輕人生於1992年，屬猴，善攀爬。那年，市政府把天河區的一片菜地，規劃成了廣州未來的中央商務區。於是張新和廣州珠江新城的命運，便有了某種聯繫。
張新的大學專業是計算機，第一份工作在2015年，從事化工產品銷售，每月底薪1500。早上，他跟著卡車司機送貨，到了下午，便不停地打電話，試圖將倉庫裡那堆叫不出名字的化工原料賣出去。
他和那堆化工產品一樣，未來在哪裡，沒人知道。
改變發生在2015年11月，他崇拜的一個攝影師來到廣州，張新做了個勇敢的決定，跟著他去玩樓頂攝影，那次他們拍了廣州，深圳和香港。
半年後，張新紅了。
2016年6月的一個夜晚，張新的朋友帶著他爬了烏魯木齊最高的樓。第二天，他把圖發到朋友圈，“當地一個有名的人轉了我的圖片，還配了自己原創的一首歌。”
不到一天，那張取名為“烏魯木齊的天台”就有了10萬+加的閱讀量，“很多朋友跟我說，新疆大街小巷都在聊這幾張照片。因為它讓大家覺得新疆不僅是草原、荒漠，而是一個現代化的自治區。”
烏魯木齊的天台出現在了當地的公交車上，甚至還吸引了報紙和電視臺的目光。
烏魯木齊的天台。
張新不傻，在豁然開朗的前途面前，他勇敢地拋棄了那堆不知名的化工原料，開始了樓頂攝影生涯。
被仰望與被遺忘的
獵德村——這個有著900年曆史的廣州古村落，在新舊世紀交替期間，由政府轉讓給了開發商進行改造。從古村落整體拆除，到村民回遷住進高樓，只用了三年時間，如今，這裡高度超過150米的住宅樓已經超過十棟。
除了獵德，珠江新城還有一些真正的摩天大樓，比如環繞在珠江新城花城匯周邊那五棟超過300米的高塔中，高度達到530米的周大福中心，張新和他的夥伴們上去過兩次。
廣州珠江新城，擁有密度最高的摩天大樓群。
“那是全世界排名第七的高樓，116層，爬到頂的時候，會有恐懼感。”但張新認為夥伴鄭兆龍是因為太累而這麼說的。
這個25歲的年輕人，幾年前還是金融公司的管理層，在那以前，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做個管理者，每天指揮別人去幹活。如今，他是這個團隊裡體型最胖的攝影師，除了體力上會吃虧外，有時候天台狹窄的門縫，他鑽不過去。
儘管他們樂於調侃，但張新的確認為在樓頂出現的恐懼感是一種好事，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否則可能會無底線地嘗試各種動作，甚至對深淵有一種莫名的迷戀，所以危險和高難度的動作，我們不會做，實在沒有必要”。
改變發生在2016年10月初，一家國際知名的運動品牌找到他們，希望他們可以在北京、上海、廣州的摩天大樓上，拍攝一組有產品Logo的廣告大片。那一次，他們獲得了數萬元的回報。
從那一年開始，他們以每天三四棟的節奏，瘋狂地爬樓。從一線城市北上廣深，到重慶成都昆明武漢，甚至是更偏遠的三線城市，張新和他的夥伴們都一一去爬。
他們逐漸發現，城市的發展正在逐漸加快，結構也愈發立體，隨著摩天大樓的不斷落成，舊的生活方式似乎也正在被打破，新的城市格局正在朦朧中成形。“如果這是一桌牌局，城市這個角色無論能否打贏，但一定洗得一手好牌。”張新說。
在擁擠的城中村，摩天大樓就像一個圖騰。
他們也逐漸發現，城市和城市，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差異已經淡化了，反而越來越多的城市人陷入了“圍城”困境，他們喜歡在冰冷的牆角回憶兒時的池塘蛙鳴，時光的緩慢；卻不得不面對城市的喧囂和擁擠，無時不刻的刺激與繁忙。
他們不理解“爬樓黨”，“爬樓黨”也不理解他們。
反思的精神逐漸出現在他們的圖片裡，於是和大多的樓頂攝影作品不同，他們開始下沉，變得有溫度和富有人文情懷，他們甚至更計劃將視角望向大自然。這種轉變讓他們開始被社會接受。
真正的舞會才剛剛開始
當圖片不斷出現在網絡上以後，讓他們意外的是，和驚歎如影隨形而來是辱罵和質疑。
上海同樣是“爬樓黨”心中的聖地。
“不斷有人說他們不珍惜生命，辜負父母的教養，甚至給社會安全帶來隱患”。張新無法一一反駁，因為他們的父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並且不斷地給予支持和鼓勵。
張新的母親是執業醫生，“所以我從小看過很多生離死別的事，覺得生命短暫，很脆弱，能全力以赴的時光不多，樓頂攝影就能讓我們拼盡全力。” 所以張新認為家庭的支持不僅僅是因為寬容，而是意識到朝九晚五，結婚生子這種生活模式已經不適合追求刺激的90後。
鄭兆龍的父母最初是反對的，不過讓90後的父母轉變思想也很容易，尤其是事業有了起色之後。“很多人不理解，說我們不珍惜生命，但我們就是因為珍惜生命，才想辦法讓生命更加精彩和充實。”
城市已經不再扁平，而是一個垂直的社區。
逐漸地，他們不再為自己的行為做解釋，也不再試圖回應。
但對於樓頂攝影的合法性，他們卻一直保持關注，“法律上其實沒有明確的界定進入摩天大樓的樓頂屬於犯法，因為和拍照產生關係的主要是物業，而我們和物業的誤會，實際上屬於民事糾紛，更多的道德層面問題。”
作為廣州樓頂攝影的發起人，張新也帶過一些其他的攝影師和模特爬樓，當這個圈子逐漸大起來以後，不少攝影師帶著模特會在樓頂做一些不恰當的事，比如開party，破壞物業設施等等，“但人們幾乎把這個賬都算在了我頭上。”
當然，他是理解物業方面對大樓的保護的慾望的，“哪怕只出一點點小事，物業和開發商可能會遭受很大的損失，所以我們也非常配合物業的工作”。
作為樓頂攝影界的知名人物，所以他們的頭像和名字，已經被一些物業公司記錄在黑名單了。不過這一情況也在發生變化。
張新驚豔的作品也吸引了一些大型國企的目光和認可，其中包括電子公司，地產公司和保險公司。
2019年4月，一家地產公司以24億的價格，拿下了昆明巫家壩227畝地，巫家壩距離昆明市區只有6公里，未來將是昆明的城市新中心，一如廣州的珠江新城。
“他們想用我們的表達方式進行一次城市傳播，所以就委託我們做一個視頻。那一次非常幸運，我們上的樓頂，為了慶祝國慶70週年，剛好設置了一面巨大的國旗，我們的航拍器剛好捕捉到了國旗飄揚的畫面。”自那以後，地產公司旗下的物業開始向他們開放。
偉大的成就背後，實際上不過是興趣和堅持的使然。
另一些公司為了讓他們專心創作，甚至在樓頂設置了安全屏障，以便他們在樓頂上跳街舞和玩滑板。
“這種轉變其實證明了我們的價值，在記錄城市的同時，也發現了城市之美，這種美甚至會變成城市的一張名片。”張新又舉了新疆的天台那張圖片帶來的宣傳效應。
另一個維度，多一個視覺
他們進入社會的時間並不長，但已經感受到了社會的沉重壓力。“我們沒有人脈，不懂跟大企業打交道，雖然走上了高樓攝影這條路，但我想是時候下來了。”
10月24日，鄭兆龍度過了26歲生日，他給自己買了輛高級轎車作為生日禮物，他的經濟實力還不足以讓他全款支付，分期讓他切實感受到了生活的窘迫。
有時他們站在樓頂會望著遠方發呆，看著緩緩移動的車流和人群，就像小步舞曲的引子一樣，隆重但空洞。他們腦海裡會回閃很多的故事情節，裡面有騎士精神，俠客主義，遊吟詩人。
他們試圖在那些伸長了脖子，四處張望的臉上尋找有關的蛛絲馬跡，看到的卻是迷失的神態。
但無論你喜歡與否，密佈的高樓仍然是城市的標誌之一，因為這象徵著人們常說的——機會。
人們從未如此急切地想擺脫貧困，過上錦衣玉食的生活，他們願意抓住機會，願意努力工作，願意適應機械式的都市生活，願意擺脫過去的經驗，用新的眼光來接受飛速發展中的新邏輯，這一切都是為了獲得走向更好生活的機會。鄭兆龍有時候也說不清楚，他們究竟是城市的主人，還是城市的工人。
從摩天大樓下來，最終迴歸生活的本質。
所以張新和夥伴們跳出來，從那個二維的地平面上，向天空索取一些想象力，他們覺得人們看似枯燥的生活裡，都埋著一朵小蘑菇，如果像瑪麗兄弟一樣奮力地跳起來去頂一頂，小蘑菇就會冒出來，滑到他們嘴裡，變成鏡頭裡一個驚豔的瞬間。
他們開始了對城市生活的反思，甚至意識到摩天大樓不過是城市的圖騰和歷史的座標，是人造的森林，複雜的垂直社區。
“站在樓頂，這樣的感覺更加明顯，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摩天大樓，在這些大樓中央，有普通的住宅，還有低矮的城中村，這就好像一個社會階層一樣，你能從人的穿著神態上看得出，夜幕降臨以後，他們將走向何方。”鄭兆龍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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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從不給自己設邊界，他們勇於探索更多可能性。也正如凱迪拉克始終秉持的“勇敢”的品牌精神，與《新週刊》“中國年度新銳榜”的理念一拍即合。勇敢是生活態度、是追尋新生活的方式、是新青年的面孔；而今，勇敢又多了一個全新的元素——驚豔。作為勇敢的先行者，凱迪拉克聯手《新週刊》，通過“中國年度新銳榜”對文化、時尚、藝術、社會等不同層面挖掘，讓勇敢帶來的驚豔不斷向外延伸！
凱迪拉克·2019中國年度新銳榜邀您一起勇敢開始。
作者 | 衚衕
攝影 | 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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