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開元元年(713年),臨淄王李隆基經過兩次政變奪權,立父唐睿宗,後又黃袍加身,史稱唐玄宗(唐明皇)。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唐玄宗詔令天下家藏《孝經》,以為子弟勤學。次年,他又親自書寫《孝經》,刻碑以示天下,記錄了唐代盛行的“以孝治天下”思想。
《石臺孝經》刻於唐玄宗天寶四年(745年),高620釐米,共4面,每面寬120釐米,因碑下有三層石臺階而得名,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此碑碑文《孝經》為文帝孔子所撰,唐玄宗李隆基親自作序、註解和書寫,唐肅宗李亨題寫碑額,集“三帝”人文於一身,被譽為“西安碑林第一碑”。
唐玄宗書法媲美唐太宗,善行書,尤工八分章草。《石臺孝經》得漢隸之精髓,風骨巨麗,豐厚腴美,清麗多姿,神采飛揚,堪稱歷代帝王最美隸書。
唐玄宗的《孝經序》略解
唐玄宗的《孝經注》的內容,在後文《孝經》的解讀中會引用並解釋。唐玄宗的這一名《序》,可分為五段,我們不妨逐一講讀一下。
朕聞上古其風樸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
按,這一段大意是,我聽說上古時候民風教化是樸質疏略的,雖然因應自然的親愛父母之心的孝已經萌生,但是取其恭敬禮節的猶尚簡少,等到已有了仁義之說,那麼親愛的聲譽日益顯著了。聖人知道孝道是可以用來教化人民的,所以就嚴而教敬,就親而教愛。於此因順移孝為忠之道昭彰,立身揚名之義也彰顯了。孔子說:“我的心志在於《春秋》,德行在於《孝經》。”此可知道孝是道德的根本。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
按,此段大意是,《孝經》說:“往昔聖明之王用孝治理天下,尚且不敢遺棄小國之臣,而何況對於那些公、侯、伯、子、男呢?”我曾經多次讀思此言,景行先哲;雖沒有德教施加於百姓,但希望博愛能作為四海典型。嗟嘆啊,夫子逝世而微言漸絕,異端興起而大義乖離。況且又於秦代被滅絕,後來所得到的皆秦焚書後之微末。《孝經》傳播濫觴於漢,醇粹既沒,則餘下糟粕在流傳。所以魯史《春秋》,此學分為五家之傳;《國風》、《雅》、《頌》,此學分為四家之詩。離開聖人越加遠,源流也日益多別。
近觀《孝經》舊注,蝽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按,此段大意是,近觀《孝經》的舊注,尤其駁雜不堪。至於追隨效法前人的,約將近百家。業擅專門的,將近有十家。希望升堂入室的,必定自己另闢門戶。想攀上奔逸車駕的,必定馳騁於別的軌轍上。因為這樣的穿鑿附會,也就使得大道隱於小道之所成中,至言隱於浮偽榮華之內了。且傳注以通暢經文為要義,要義必定以得當為主宰。至極得當就是能會歸於一,使得精妙之義無二,怎麼能不翦除那些繁蕪,而撮取那些樞機要道呢?
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
按,此段大意是,韋昭、王肅,是先儒的領袖。虞翻、劉邵,則又次於其後。劉炫闡明孔安國的古本,陸澄譏諷鄭康成的註釋。若在理論上或能允當,又何必責怪其人呢?所以如今特舉六家之異同,會合五經的旨趣;省約文字而遍佈通暢,經義則昭然;分注錯雜於經文內,而條理則貫通。寫在琬琰美玉之圭上,庶幾有補於將來。
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按,此段大意是,再說夫子談《孝經》,心志在於能取垂訓今後,雖五孝之所用則有區別,但百行之孝的源頭不殊。因此一章之中,共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相說明的;具載的話則文字繁瑣,省略則又會文義空闕。今留存於疏中,以能廣為發揮。
西漢及魏晉,經過宋齊梁陳,註解《孝經》的近百家,至於有唐之初,雖然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當時流傳的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孝經》注;另外就是梁代的皇侃《孝經義疏》,然而多紕漏謬誤,理昧精研。因此唐玄宗朝,召集群儒學官,使集議《孝經》的註解。這就有了劉子玄(劉知幾)辨鄭玄的《注》有十謬七惑,司馬貞駁斥孔安國的《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於是唐明皇就在先儒的註釋中採集菁華,刪除煩亂,萃取義理,把允當的用為註解,至於天寶二年(743年)注成,頒佈天下,並自己用八分隸書書寫,勒石於石碑,這就是“石臺孝經”。
此序言很簡短,但要言不煩,就像他的注那樣。我們如果讀過唐玄宗的《孝經注》,又讀過他的《孝經序》,可以看到這位皇帝非常重視《孝經》,其中的原因是大可研究的。如果簡單地歸納一些,主要有三點:
其一,以孝治家。皇家的內部秩序要整頓好,也確實不容易,唐玄宗自己就親身經歷過好多的事情,比如太平公主的作亂,又如自己和太子以及諸子的關係處理上,再如自己和其父在皇位繼承問題上,還有自己和兒子在皇位的繼承問題上。唐玄宗希望通過提倡孝道,把皇家的內部秩序整頓好。
他一方面宣揚《孝經》,一方面自己也做出樣子來,有記載說“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之”。比如初即位的時候,唐玄宗特地做了長枕頭、大被子,與兄弟宋王、申王、岐王、薛王、豳王同寢。宮殿中還設立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稱為“五王帳”。明代李贄在《史綱評要》中說了三個字:“近兒戲!”確實為入木三分之評。然而,再反思一下,也並非全是兒戲,在某些歷史時段中皇帝的這些做法也會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的。甚至這也成為一個教育皇家後代的著名的典故而流傳不息,如焦編輯的教育皇家後代的《養正圖解》就選擇了唐玄宗的這一則故事。
其二,以孝治國。《孝經》中的一個重要智慧就是“孝治”,將“移孝為忠”、“以順移忠”成為治國的重要做法。唐玄宗重視這一點,因此召開類似今天的高層的學術討論會,研討《孝經》的有關問題,還自己親自作注,並撰寫《孝經》全文立於學官,等等。他能取得“開元盛世”的盛況,也許和這種倡導與做法不無關係。但是他的誤國,被趕下皇位也和沒有很好地實踐《孝經》有關。比如《孝經》強調要納諫,他後期沒有做到;而如果對照《聖治章》的那些內容,他全背道而行了。比如“六事”之與“六可”,如“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他都沒有做到,如此卻能不栽跟斗,那才怪呢!“安史之亂”以後,這位皇帝對此應該有一番更加觸及靈魂的體會了。歷代有許多皇帝都關心《孝經》,提倡孝道,也許主要就聚焦在這兩大問題上吧。
其三,文化建樹。唐玄宗在文化建設上也是有一定的貢獻的,其他不煩說,比如《孝經》的整理、註釋以及推廣就是一大貢獻。今天《十三經注疏》中只有一位皇帝留下了他的著作,那就是唐玄宗的《孝經注》,而西安碑林的“石臺孝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寶級文物。如果我們參觀泰山,登上南天門,來到大觀峰,面對唐玄宗的《紀泰山銘》大片摩崖,高二丈六、寬丈五,二十四行,每行五十一字,共一千多字,金光閃爍,會被它的壯麗而震撼的。明代的王世貞《州山人稿》雲:“雖小變漢法,而婉縟雄逸,有飛動之勢。餘嘗登泰山,轉天門,則見東可二里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於雲煙之表,為之色飛。”筆者嘗駐足於西安碑林的“石臺孝經”之側撫摸再三,亦曾仰望巍巍泰山《紀泰山銘》摩崖感慨再三,一代唐明皇早已成為了一黃土,而這些文物卻在天長日久地傾訴著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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