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是一本奇書，對它的評價與解讀因人而異。魯迅就曾說過“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清朝人讀紅樓夢多采用評點的方法，將其視為純粹的文學作品，帶有很多審美的趣味，著重分析這本書的寫作筆法以及敘事結構，多有收穫。護花主人王希廉就曾說：“
《紅樓夢》作者既自名為小說，吾亦小之云爾。”他只是從文學審美的角度來閱讀這本書；太平閒人張新之則以道學家的眼光來讀《紅樓夢》，說：“《石頭記》乃演性理之書，祖《大學》而宗《中庸》”，認為《紅樓夢》是闡發四書五經的書籍，不是單純的小說。而到了民國初年，社會的精神風貌發生了變化，有一批人試圖從政治和歷史的角度來解讀《紅樓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大校長蔡元培。
《紅樓夢》的主題是反清復明？
《紅樓夢》究竟是一本什麼樣的書？蔡元培認為為了躲避文字審查，《紅樓夢》採用了煙雲模糊的筆法，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錯覺；這本書最表面的一層是寫賈家家風敗壞的過程，斥責了賈赦、賈珍等不能堅守祖業，導致家族沒落，以此來勸勉世人，所以深受學究們的喜愛。同時書中又有尊婦德而薄文藝的傾向，寫寶釵、襲人賢惠而近完人，黛玉、妙玉、晴雯等怪痴而不近人情，所以道學先生們才說這是一本“性理之書”；有些人能夠讀透這個表層，發覺裡面的言情因素，品味到古典文化，獲得審美趣味，這也是文學之士喜歡《紅樓夢》的原因。
不過蔡元培認為《紅樓夢》還有著更深層的內涵，這點道學先生與文學之士都沒讀透，而只有對歷史和政治有了解的人才能讀得出來。《石頭記索隱》的開頭就下斷言說：
“《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在蔡元培開來，《紅樓夢》是這樣的一本書：
- 它誕生於清朝的康熙年間；
- 它是一本政治小說，而不是性理之書或言情小說；
- 它的主題是悼念已經滅亡了的明朝，並揭露滿清統治的過失；
- 它寄寓了作者的痛惜之情，痛惜那些最終因變節而臣服於滿清統治的明朝遺老們；
因此，悼念明朝、反對滿清便是《紅樓夢》一書的主題思想。《石頭記索隱》是基於這個判斷而展開“索隱”工作的，這本書的結構等於說是先有了結論，然後再去摸索證據。
《石頭記索隱》的作者蔡元培
《紅樓夢》裡的反清復明傾向
比《石頭記索隱》稍早的《乘光舍筆記》就說過：“書中女人皆指漢人，男人皆指滿人”，而賈寶玉又說男人是泥做的，過於惡臭不堪，不如水做的女人清爽，似乎說明《紅樓夢》具有排滿的傾向。蔡元培則繼續在書中找依據，他說“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賈寶玉有愛紅之癖，是暗指滿人喜愛漢族文化；他又喜歡吃人嘴上的胭脂，是諷刺滿人拾漢人之唾遺。而曹雪芹在悼紅軒中增刪《紅樓夢》，就有了吊念明朝的意義。
《紅樓夢》敘述自明朝滅亡的那年開始，第一回說“這一年三月十五日，葫蘆廟起火，燒了一夜，甄氏燒成瓦礫場”，影射崇禎甲申年三月間李自成攻入北京城，滅亡明朝的事。甄士隱的家被大火燒光，代表真的明朝退出了歷史舞臺，而賈雨村則在這時候中了進士，升官加爵，從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起，代表偽朝的賈（假）府便粉墨登場了。這是“斥清室為偽統”。
當然，最明顯的還是薛寶琴的這句詩：
“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島雲蒸大海，嵐氣接叢林。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
“朱樓”代表明朝，“水國”意指滿清，詩中充滿了對故國的留戀之情。從這些蛛絲馬跡來看，蔡元培深信《紅樓夢》是一本政治小說，具有反清復明的傾向，為此可以推斷它的成書時間在康熙年間，那時候明朝遺老尚未凋零，具備創造這本書的條件。
《紅樓夢》的作者到底是誰？
蔡元培認為《紅樓夢》喜歡用曲筆，也就是影射的寫作手法，“於書中主要人物，設種種影子以暢寫之”，如晴雯是黛玉的影子，襲人是寶釵的影子等等。影射的對象不單單是小說人物，還包括現實中的人。因為作者有感於漢人知識分子出仕滿清偽朝，所以在書中影射了他們。如林黛玉影射朱彝尊、薛寶釵影射高士奇，賈探春影射徐乾學，史湘雲影射陳其年等等。而賈寶玉則影射康熙的廢太子胤礽，因為寶玉有傳國玉璽之意義，又屢屢癲狂，為賈政所惡。
《石頭記索隱》一出版，立即遭到胡適的詰難，他認為蔡元培的索隱方法拿不出有力的證據來，屬於牽強附會。既然對《紅樓夢》的解讀屬於非精確科學，不能找到可供驗證的東西，那麼大家自然都可以隨意去解釋。但是，理論要想說服人，就得有依據，只是去捕風捉影、牽強附會，最後只會弄得所有人都雲裡霧裡。因此，胡適採用的歷史考證的方法，而他的思路其實是沿著索隱派走的。
除了說《紅樓夢》是反清復明的政治小說外，還有其他的索隱附會家認為《紅樓夢》是記載納蘭性德家事的小說，他們把《紅樓夢》當成自傳體的家族小說來看。胡適接受了這種觀念，但他認為納蘭性德的生存時間對不上，所以就要考證出一個時間上對得上的作者來。據他的考證，康熙年間有一個江寧織造，名叫曹寅。袁枚《隨園詩話》記載說：
“康熙間，曹練亭必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
於是胡適便抓住這個頭緒，從《揚州畫舫錄》、《丙辰札記》、《江南通志》等史料中發掘出有關 曹寅的記載，之後再從年代安排上，推定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由此，胡適得出結論說：
“《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若作者是曹雪芹，那麼，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裡的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懂得這個道理，便知書中的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從邏輯上看，胡適其實也承認《紅樓夢》有影射法，不同的只是他認為《紅樓夢》不是影射著名的歷史人物，而是影射曹雪芹的家事。他跟蔡元培一樣，不把《紅樓夢》當作一部虛構的小說，而是影射了現實的歷史。蔡元培後來在回應中堅持了原來的看法，只是稍做退讓，他說：
“鄙意《石頭記》原本，必為康熙朝政治小說，為親見高、徐、餘、姜諸人所草，後經曹雪芹增刪，或亦許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書屬之曹氏也。”
索隱派與考證派的邏輯殊途同歸
無論是“猜笨謎”的蔡元培還是患有“考證癖”的胡適，他們對《紅樓夢》的態度其實是一樣的，他們都不把這本書當成文學小說來看，反而是要從小說中去研究政治和歷史。
蔡元培說《紅樓夢》有排滿思想，他的推論邏輯卻跟滿清統治者興起文字獄時一樣，都是捕風捉影、斷章取義，妄加揣測來給作品定性。據說清朝時，查嗣庭出了一道題，說“維民所止”，有人據此推測說“維止”去掉上面的筆畫便是“雍正”，影射雍正無頭，犯了大不敬罪；陸生楠寫了一本《通鑑論》，裡面研究封建之利，雍正卻捕風捉影的說他妄議朝政，破壞大一統；胡中藻的詩集中有“一世無日月”，“一把心腸論濁清”等句子，便被指控具有反清復明的傾向。誰要是用這種邏輯來解讀小說，非得弄所有作者都因懼禍而封筆不可。
《閒中古今錄》記載，明朝初年杭州有一個教授上賀表說“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朱元璋讀過之後，生氣的說：“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於是將這名教授斬殺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以文字影射來推斷作者的真實思想是多麼的荒謬，而索隱派的邏輯其實也是這樣的。他們不是從收集證據出發，來逐步推導出結論，反而是先有了一個結論，然後再去找證據來支撐它，所以沒有說服力，難以說服人。
考證派責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體小說，對此王國維曾諷刺說：“如謂書中種種境遇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滸傳》之作者必為大盜，《三國演義》之作者必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說也。”考證派與索隱派一樣，依然是把《紅樓夢》當成了政治小說來看，所以仍有牽強附會的毛病。
用研究歷史的方法來讀小說，用閱讀小說的態度來講歷史，我們的學者們總喜歡在這種事情上下功夫。所以他們要從《紅樓夢》裡讀《清史》，而從《清史》裡看宮鬥劇，最後也只能爭吵不休，弄得一地雞毛。沒有人意識到，研究歷史時要剔除個人的主觀情感，實事求是；閱讀小說時要帶有審美的態度，不過度解讀，要將最終的解釋權還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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