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改革開放，還是20世紀90年代的財政金融大改革，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本質上都圍繞著一個問題展開，即要素市場的市場化。之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資金是最核心的要素資源之一，因此金融市場的改革無疑是經濟體制改革的要義之一。
2019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指出，推進要素市場制度建設，實現要素價格市場決定、流動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對銀行體系，提到建設“市場化利率體系”，對資本市場則指出“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
回顧中國金融體系20多年的改革之路，如果說要素市場化是主線，那麼這條主線依然在延續。在某種意義上講，過去的要素市場化改革更側重於調動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因此“創富”特徵明顯。而在未來的高質量發展之路上，構建國家的長期科技競爭力才是關鍵，因此改革的“創新”指向將愈發明顯。
跨越大鱷與梟雄的時代
倫敦時間2019年9月18日，48週歲的張振新在英國倫敦切爾西和威斯敏斯特醫院離世，他是先鋒集團董事長、網信集團實際控制人。
張振新畢業於東北財經大學，發家於傳奇城市大連，之後在北京、上海、深圳、香港，以及新加坡和英國等地經營置產。他資本版圖中，還包括3家港股上市公司，分別是中新控股、弘達金融和平安證券。
張振新
在這三家公司中，所謂平安證券並非位於深圳的平安集團旗下的平安證券，而是一家名為“平安證券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公司的港股名稱。
實際上，在港股上市的內地背景公司都有個特點，名字都比較“宏大”，比如冠以“中國”的公司便猶如過江之鯽，其實它們不過是小型民營企業。這種名稱，很大程度有著刻意誤導那些在香港股市初來乍到的中小投資者的嫌疑。而在內地，這樣的名稱顯然過不了工商註冊或證券上市核准部門那一關。
此外，先鋒集團的名稱也頗有“傍大牌”的味道。美國也有個先鋒集團（Vanguard Group），於1974年創立，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的基金管理公司，為超過1000多萬投資者提供服務。先鋒集團的崛起被稱為是共同基金的革命，它讓投資者成為基金公司的股東，掀起了一場“金融平權”的社會潮流。
從這些公司的名稱可以看出，張振新是個“有想法”的人。從消極的一面來說，他喜歡利用信息不對稱來“碰瓷”，吸引投資者。從積極的一面來講，他是真正的有著野心的大鱷級人物，他至少見賢思齊，一直都在樹立宏大的學習目標。
然而，這個宏大目標的實現之路卻因為他的離世戛然而止。他留下了一個爛攤子。他曾一度控制著境內外近百家公司，近年來，通過平臺自融和私募渠道等方式，海量資金流入這些先鋒系公司或關聯公司。而現在，數百億的債務正等待償還，成千上萬的中小債權人無不翹首以盼。
和張振新相比，另一位近期陷入困境的“金融大鱷”戴志康則顯得更加敢作敢當。首先，戴志康長期居住在國內，而張振新這樣的大鱷長期都在海外。另外，戴志康自己去投案自首，而不是像很多大鱷那樣“跑路”或者不知所終。
戴志康
2015年，戴志康控制的證大旗下“撈財寶”線上理財平臺上線，但到2019年，風光一時的平臺出了問題。原因很簡單，借款人無法按時還款，出借人和平臺之間的矛盾爆發。於是，戴志康自首。
按照中國的金融法規，線上理財平臺做P2P沒問題，但不可挪用資金。換句話說，平臺只是一個技術性的網上市場，由出借人和借款人自己選擇對象，進行交易。平臺不能做銀行類的融資中介，由平臺選擇借款人，也更不能成為VC類投資機構，直接用投資者的錢進行投資，否則就是“挪用資金”。
戴志康的撈財寶是否存在挪用資金的情況？這還需要監管部門最終裁斷。而在很多業內人士看來，戴志康算是中國的P2P大佬中口碑還算可以的一位，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否則他也不會放棄來錢快的住宅地產，而要去搞什麼“藝術地產”。“藝術地產”讓戴志康所獲寥寥，最後根本無法馳援P2P板塊的困境。
戴志康控制的證大旗下上海喜馬拉雅中心藝術地產
張振新和戴志康只是眾多金融大鱷的縮影，在中國金融業長達近20年多年的狂飆之中，還有更多的梟雄式人物，他們或半路墜馬，鋃鐺入獄。當然，更多人都笑到最後，在英美加澳或者新加坡的豪宅和高爾夫球場閒庭信步，遙控國內資產版圖。
顯然，中國富人以上這種創富、暴富和藏富的邏輯，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候。
反思金融的“中國式”狂飆
大多數資本大鱷、大佬的發跡故事，基本上都植根於金融體系的某些特殊性。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金融體系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通過中央銀行法和商業銀行法的頒佈，以及一系列的壞賬剝離，金融和財政分家，銀行體系得到重塑，它們逐漸成為利潤導向的金融機構。
二是隨著滬深交易所開市和中國證監會的設立，資本市場開始按照一種特殊邏輯崛起。中國金融業步入了狂飆時代，至今已有20多年時間。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在上海浦江飯店舉行開業典禮，敲響了第一聲開市鑼
銀行的利潤導向是銀行改革的一大成績，但改革很難說是完全徹底的。改革之後，甚至是上市之後的銀行依然存在兩大問題：
一是對預算軟約束的國企存在過度放貸的現象，二是對民企的放貸過程中依然存在著一些尋租行為。每一家民營財團和資本大佬的背後，很可能都站著一家或數家“主力銀行”。在近年的反腐行動中，落馬的銀行人士很多都和民營大佬間有著很深的利益往來。
在經濟高速騰飛的時代，民企大佬從銀行體系汲取發展之資，至少有兩種途徑。一是“貸款特權”。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銀行對民企尚缺乏認知，國企依然是銀行的主要融資對象，大量民企只能通過高成本的民間灰色市場融資。
在這一時期，一家民營企業如果能通過關係或其他手段從銀行貸到款，那麼就等於獲得了相對於其他民企的資金成本優勢。可以說，當時的民企貸款更類似於是一種“貸款特權”。
這種“貸款特權”在房地產市場尤為突出，房地產是典型的資金密集產業。觀察20世紀90年代即開始崛起的那一批地產公司，它們主要是兩類，一類是國企類，所謂“招保萬金”四大金剛——招商、保利、萬科和金地四家，它們要麼背靠中央國企，要麼背靠地方國資。總之，國有信用保證了它們在地產這個資金密集特殊產業率先崛起。
另外一些民營地產公司的創始人，則多半都有著獨特的資源優勢，他們可能有著大院背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品牌價值一般、規模效應也不強的中小型地產公司，之所以能在多次中央政府的地產調控大潮中巋然不動，必然是因為有著某家或數家銀行的全力支持。背後故事，耐人尋味。
民企大佬崛起的另一種方式是“跨市場套利”，即他們從銀行獲得貸款之後，用於直接投資，比如進入資本市場。這種操作本身是違規的，但金融大鱷和銀行之間有著不斷進行“金融創新”的動力和默契。
比如，銀行貸款不能拿去炒股，但銀行作為掌握高淨值人群信息最多的金融機構，它們可以作為私募和理財產品的“通道”，於是資金依然會流入大佬手中，在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之間進行套利。對銀行來說，它們可以提取豐厚的佣金，而且還能提升中間業務收入的佔比，而這一佔比的提高，又剛好是銀行經營改革的“成績”。
在20多年的時間通道之中，民營企業家們藉助於銀行體系的創富故事，可以說風起雲湧。在中國各種富豪榜的榜單上，地產商長期都是第一陣營，不容挑戰。
金融改革仍然在路上
富豪榜的第二陣營則是“技術富豪”，但這一群體必須一分為二。一是馬雲、馬化騰和劉強東等互聯網富豪，他們的企業在海外上市，並受全球的投資者追捧。即使他們很大程度是因為商業模式，而非原創性技術革命而致富，但他們至少是最市場化的技術富豪和真正的企業家。
而另一群“技術富豪”則是某些在A股上市的“創新富豪”，由於A股特殊的發行機制和二級市場結構，一旦上市就意味著成為百億千億級富豪。其實，他們很多人不但沒有技術創新，甚至連商業模式的創新都沒有。
2015年6月，騰訊公司創始人、董事會主席兼CEO馬化騰在中國證監會的一次演講中表達了這類人的不屑。他說，自己對那些股價飆升的A股互聯網妖股無法理解，這些企業在互聯網行業中，根本就排不上號。一向謹言慎行、崇尚悶聲發大財的潮汕人馬化騰，終於也有了“態度”。
在財經輿論場之中，有兩種耳熟能詳的排行榜：一種是根據企業銷售收入的排序，如世界500強的排行榜；另一種是根據股權市值的排序，這是富豪榜。在中國，第一種排行榜彰顯了國有企業的強大，而第二種排行榜則折射了金融體系的某些特殊性，或者說它需要改革的必要性。
造富能力最強的市場，一直都是資本市場，即是作為“銀行寵兒”的某些房地產商，他們在富豪榜單上的位置，依然是根據所擁有企業股權的市值來計算的。可以說，資本市場是一個既事關公平正義，也關乎國家創新後勁的改革突破口。
資本市場應該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它既有著融資功能，也有投資功能。在融資端，發行制度的市場化是一條必由之路，科創板開板是一個開始。讓那些真正創新的企業上市，讓資金要素流入那些真正願意創新的企業家，而不是套利者。在投資端，投資者的投資所獲絕非僅僅是讓二級市場玩“零和遊戲”的資本利得，它還包括了上市公司的必要分紅。
2019年7月22日，上海證券交易所迎來歷史性的時刻，科創板正式開市
在《決定》中，對金融改革的著墨從字數上看並不多，但提到的幾個關鍵詞，非常值得關注。《決定》指出，“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完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健全基準利率和市場化利率體系。”這一提法指向了銀行體系資金供應的源頭，取向依然是市場決定資源的配置。
《決定》還指出，“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有效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其中，“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的重點在於“基礎”二字，它意味著監管已經從更高、更深的層面來看待資本市場的改革，科創板發行制度改革顯然是一種基礎制度建設。
此外，“普惠性”的表述則有著更廣泛的內涵和外延。比如，中小企業是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石，也是實體經濟的根基，而它們獲得金融體系的融資平等權或國民待遇，既事關效率問題，也指向公平正義。
與此同時，資本市場也同樣存在著“普惠性”問題。一級市場的尋租股東、二級市場的資本大鱷和富人理財計劃的持有者們可以日進斗金，而中小投資者也有投資獲利的權利。
效率和公平，從來都不是此消彼長的問題，很多時候，它們是互相促進的。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這一點將愈發毋庸置疑。
作者 | 南風窗常務副主編 譚保羅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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