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昇陽
我不時地在歲月的隧道里徘徊，不時地在似夢非夢的空間轉悠，一塊心結總是解不開：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過世多年的爺爺當年曾敘述的這個故事，讓我浮想聯翩。
什麼時候，什麼年代，爺爺說他也記不清，他只記得從祖爺爺接手這件事時，祖爺爺說：“這是上輩子使下來的，都是這個樣子，都照這個法子走。”於是爺爺就接了一串串銅鑰匙和一摞摞藍色的賬本，就成了這家“主人家”的掌櫃的。
“主人家”的位置就在老朝邑縣南門附近的朝邑中學北鄰，對面是一個叫作“馬垣巷”的東西巷子。“主人家”的門是“大車門”式敞開的鋪板門。進門兩邊是廂房，北邊是五間供客人住宿的房間。南邊是三間隔了兩個房間，一間是賬房，一間是他的起居室。從這個院子向東走，後邊就是一個比較寬闊的場子，場子的盡頭在東邊，靠著後牆是擺開一字的喂牲口的槽頭。槽頭的右側是兩間簡易房，裡邊存放的是牲口的草料，門口有兩個盛水的“鐵河”（用生鐵鑄的，較大的盛水容器）。別說這兩個“鐵河”，爺爺說它的用處可大了，除了每天喂牲口拌水，供牲口飲用外，還有滋潤院落的效能。有一次不知誰把菸頭掉到地上，引起一場大火，燒了蓋得還算規矩的草料房，眾人憑藉“鐵河”裡的水撲滅了火，使火沒蔓延到南鄰的朝邑中學庫房。
人生不易，飽經滄桑磨礪的爺爺就在這間“主人家”的大院裡經歷了萬千的變化。他說有一個深夜，聽得清清的有人用力叩門，他順手提了門後靠的一根棍子，躡手躡腳地走到鋪板背後，屏住氣，仔細聽外邊是什麼動靜。聽了一會，只聽得有人呻吟。他從門縫一看，是一個“糧子”（舊時對當兵的俗稱）揹著另一個受了傷的“糧子”，看起來好悽慘。他卸了一塊鋪板，讓兩人進了門。他先給倒了一盆清水，讓那個“糧子”把傷了的“糧子”的臉和胳膊洗淨。爺爺一看傷在大腿的口子有一拃長，趕忙幫著一起洗淨，再抹上“紅汞”（紅藥水）。一切弄妥後，天都快明瞭。爺爺把他倆安頓到北邊的房間裡，給弄了些吃的喝的，這才問，你們咋弄成這樣子？那個“糧子”說，“我倆是從潼關打日本兵退下來的，他是我們排裡的一個兵，受了傷，走不動，又和大隊失去了聯繫，迷了路這才投到你這裡。”爺爺一聽說是打日本兵負了傷，請來了醫生，把他的傷治了，臨走還給了些錢，又僱了一輛轎車把他們送走。又過了幾年，過來一隊“糧子”到“主人家”收糧收款，立眉瞪眼，張口就要20個大洋。爺爺說：“我一年都掙不下10個大洋，況且在我這裡吃，在我這裡住的人都是鄉下人，也給不了幾個錢，好些時候我還不收錢。”那個“糧子”不信，說：“哪有不收香火的和尚？”兩人正在爭執不下時，過來一個當官模樣的“糧子”，一看是這地方，踢了頭一個“糧子”一腳，說：“你不看這是啥地方！這是張善人主人家，是他當年救了我的命，這故事我給你們講了多少回。”說完給爺爺敬了一個禮，從他身上掏出兩個“袁大頭”遞到爺爺手裡，推來讓去，爺爺硬是沒接。
這是一個吃罷晌午飯的後晌，爺爺送走了一掛車，正要進門時，來了三個二十幾歲的小夥子，大包小包，鼓鼓囔囔，一人連揹帶挎好幾件，說是要住店。爺爺說，看像書生模樣，就讓他們三人住在北邊的上房裡。聽說他們是北鄉高明的，去華陰廟坐火車到西安應試去。一夜無話。第二天拂曉時分，他們打了早就走了。誰料這天傍晚他們又回來了，一問才知道，走到渭河一個叫石橋的地方。此處杳無人跡，從河灘的蘆葦叢中竄出兩個土匪，兩人手裡分別拿著用紅綢子包得嚴嚴實實的“手槍”，頂著他們中兩個人的脊背，說是“要命給錢，不給錢要命！”這低聲一喝，再把“手槍”向前一擁，嚇得一個尿褲子，一個癱在路上，一個趕忙掏出身上“鋼洋”，銅板給了那兩個強人。其中一個土匪說：“把眼睛閉住，不準偷看，不準動搖，誰要動彈一下，槍子可不長眼睛。”“過了一袋煙的工夫，我們睜開眼睛一看，連個人影都不見，四處都是死一樣的寂靜。三個人一商量，盤纏沒了，先回到朝邑再說，於是這就折回來了。”聽了這一番敘述，爺爺當時讓小夥計安頓好他們吃的住的，並告訴他們說，土匪是裝的，那用紅綢包的笤帚把專門用來嚇人的，真土匪才可怕！第二天走時再給了兩個“袁大頭”，他們千恩萬謝地辭了上路到華陰搭車去了。隔了四五年，其中一個姓雷的在華陰乾事，回老家時路過朝邑，請爺爺在館子吃了一頓飯，還送了10個“袁大頭”。
“主人家”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鄉間駐縣城的辦事機構，大概略同於某地區駐省或某省駐京辦事處，經營的方式類似昔日的車馬大店。因為那個時候老百姓“封公糧”要到豐圖義倉的“朝邑糧庫”繳，北鄉的高明、兩宜、范家一帶當天返回不去，就得連人帶牲口車輛在店裡住下，或者打官司告狀，或者買賣農副產品，或者過朝邑到華陰廟，再搭火車去全國各地；也有經朝邑到東邊的黃河岸搭木船去山西，把朝邑的棉花、糧食、花生運到河東，再把河東的鐵品、潞鹽運來，也都住在這裡。那陣子生意還蠻紅火的，對於這些做生意的人照收各種費用，而鄉里來的那些人是隨心佈施，有了多給，沒了拉倒。每年忙罷過後，爺爺就套一輛轎車，回到北鄉各村，給鄉約、保甲長、鄉紳帶些點心、煙茶酒之類的禮品，告訴他們什麼時候再到他們村回訪，請他們多多支持關照。到了約定時日，小夥計趕上一輛硬軲轆大車，套上騾子馬再到北鄉各村，小夥計會在進村後大聲吆喝“主人家”來了，也有的是先約定的，村民會送上一升兩升、一碗兩碗，或麥子，或豆類，甚至有的老婆還帶來一把“捻子”（用棉花搓的，用來紡線的棉條），爺爺從不拒絕，完了後會給每家五尺紅頭繩，以作謝禮。如此這般，要在北鄉各村轉悠半個來月。
有一次爺爺從烏牛村回朝邑時，從旗杆店下坡，走的黃河灘的路，行了10多公里，準備在小坡灘裡歇個腳時，突然小夥計大聲喊叫：“掌櫃的，你看那個人睡到路當中是咋哩！”爺爺一聽，讓小夥計把車靠到路邊，他一躍跳下車，快步走到那人身旁，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那個人的鼻孔下將手上翻了幾次，又掐那人的人中穴，折騰了足足有半個時辰，那人翻起了白眼，似乎醒來了。小夥計搭手，把那人抬到車上，靠到麥口袋上，爺爺再給灌了幾口水，那人這才緩了口氣……“老先生，我是紫陽村人，到雷村去要賬，這不知咋的就暈倒了，要不是你搭救，這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爺爺說，“都是為了生活，不論是誰，遇到這號事都是一樣的，你躺著。我是城裡主人家，把你送到你村裡，放心吧！”紫陽村就在縣城南邊大約三四公里的路程，送到後交給其家人就回到店裡。過了些天，那個人和他的兒子提了一籠菜送來，從此就和爺爺交成了朋友。再後來，那人硬要兒子認爺爺當“幹大”（義父），爺爺沒有答應，說，“好就是好，常來常往就行了，還認什麼乾親。”
朝邑出了戰事，生意也變得蕭條許多，奶奶又染“癔病”（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整天摔碟子拌碗，又吵又鬧。爺爺無心再去經營，就把“主人家”的門面交給親家——我的外公來掌理，他回家買牲口置地，收拾農器傢俱死心塌地地務起了莊稼。可別說，爺爺也是個能人，他把莊稼活幹得風生水起，不幾年地從十幾畝擴展到六十多畝，除了一頭牛又增添了騾子和馬，置了場面地，蓋了兩院子，給二叔父娶了媳婦，把三叔父也供得從朝邑中學畢了業，考上了省立高中。只可惜在那缺醫短藥的時代，四叔父不到10歲就夭亡了。
過了些時月，爺爺抽上了“洋菸”（鴉片），又同村上的五王八侯混在一起，喝茶、抽菸、打麻將。沒有多長時間賣了幾十畝地，賣了幾處宅院。那時我還小，什麼也不懂。有次爺爺在炕上抽完煙，讓我從那煙管裡看，他說：“娃娃，你看咱們的騾子馬、院子都在裡頭哩！”我反覆轉動著那煙管說：“沒有呀！沒有呀！”奶奶在一旁苦笑著說：“全在裡頭哩！娃你看不著！”沒多久奶奶就去世了。爺爺再不抽那個“洋菸”了，人也消瘦了許多。1949年以後，村裡“土改”，把我們家定了“破產地主”。再過了時月，工作組複查成份，說我們的“破產地主”定得高了，改為“上中農”。從此，再也沒人提起“主人家”，“主人家”也在生活的長河裡被浪頭打下去了，爺爺也在80高齡壽終正寢。
記憶中的“主人家”就是一車馬大店，就是一鄉間駐縣辦事處，但它無時不在演繹著人世冷暖、愛恨情仇的故事。
抹不去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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