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后，李伯祥从合肥回到天津，在河东区排水队当了一名排水工。时任河东区文化馆的毛馆长是内行，也爱惜人才，便找到李伯祥说：“你得为咱河东的群众文化工作服务。”
李伯祥说：“现在不让说相声了。”毛馆长说：“我懂，但幼小学说相声的都会唱快板，你唱快板。”李伯祥很高兴，可按照约定到了剧场准备演出时，却产生了一些不悦。
因李伯祥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离开了天津，有位工作人员不了解他，便把他喊过来，说：“你演什么段子？以前唱过吗？”语言像教训小孩儿。本来李伯祥对自身处境就已经感到很压抑了，如今又来这遭，可他还是耐着性子说：“我唱《三打白骨精》，头一回唱。”
“那我得给你讲讲，今天观众多，上台别怕。”李伯祥更不痛快了，说：“我两腿有点儿哆嗦。”“别紧张，我给你讲讲，上台先鞠躬。”那人一指台上的话筒，说：“知道舞台中间立的是什么吗？”
“水管子？”李伯祥开始“犯犬”。
“你通下水道呢？那是话筒！”
“哦！我鞠躬以后把它拿开？”
“不对！你要根据身高把它调好。唱完了，观众鼓掌怎么办？”
“那我赶紧跑！”
这时旁边的人已经乐得都直不起腰了，赶紧拉来毛馆长。这时两人还在对话呢：
“台下鼓掌是让你再唱一段。”“哦！我再从头唱一遍！”
毛馆长拦住那位说：“打住！你辅导他？他6岁就登台了，1944年就有‘小神童’美誉！他攒底时还没你呐！”大伙哈哈大笑。
杨少华毙自己
“十年动乱”时期，市曲艺团与杂技团合并，相声演员都不让上场了，马三立、苏文茂被轰到乡下，常宝霆只能拉大幕。那时候布景景片没有电动的，特别沉，常宝霆身体不好，体重也轻，换景时拉着拉着就把他给吊上去了，赶紧喊：“快来几个人拽我腿！”
表现好点儿的，可以在台上演匪兵甲、鬼子乙等没名没姓的反面人物。像张志宽一晚上在台上得死四回，上了台枪一响躺那儿了，到后台再换一身衣服，一晚挨四回毙。
当时在南开区曲艺团的杨少华也演反面人物，但他不甘心一上台马上让人毙了，怎么办呢？他得在台上多亮亮相，举起手枪一抡胳膊，左扫一枪，右扫一枪，“玩票儿”。别人还表扬他：“你们看看杨少华，虽然是不足两分钟的反面人物，可在台上有戏。”得到表扬后，他更高兴了，可没想到那天出事了。
当时在后台负责枪响效果的是唱京东大鼓的刘少斌。他挺能耐，配音效摔“砸炮”时，他还多准备了两把“砸炮枪”，排一溜儿，心想万一哪个哑了，咱这儿有备份。这时杨少华上场了，左甩一枪，右甩一枪，戏足，没想到甩第三枪时没响，“砸炮”哑了。他急中生智，在台上看看枪，意思是琢磨琢磨这个枪为什么没响？后台配效果的也慌了，赶紧配第三枪，这时杨少华闭着一只眼正冲着枪口看呢？“梆”响了！他冲后台喊：“有这么走火的吗？”观众都乐趴下了。
马三立“砸挂”解难题
马三立生前住市文化局高知楼，地点就在河西区科艺里。居委会服务得很好，所以马三立认为：咱不能光让人家给咱服务，于是就配合街道大娘们一起巡逻。他戴着“治安巡逻”袖章，看见谁家的自行车没锁，便喊一嗓子：“哎！谁家的自行车？下楼锁车！”“谁的窗户没关？睡觉关窗户！”
那天唱京剧的丁至云问马老：“巡逻都干嘛呀？”“维护治安，逮流氓！”“好！我也去，等着我！”她上楼化妆去了。
带队的居委会主任有点儿不愿意，可怎么解决呢？得给丁老师留面子，旁边的人也都挺为难。这时丁至云化完妆，穿得特漂亮，兴高采烈地下楼了：“马老！走，咱去逮流氓！”
马老说：“等会儿，你干什么去？”“巡逻呀！”
“巡逻？你知道我们干什么吗？”“逮流氓！我也逮流氓！”
“你回去吧！”“为嘛让我回去？”
“你打扮成这样儿——招流氓。”
这个“砸挂”，不但大伙儿全笑了，连丁至云都乐着回去了：“缺德，马三立说我招流氓。”
侯宝林与天津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总说：“我是天津观众捧红的，任何时候我都不能忘了天津。”“文革”后他落实了政策，首场演出也选在了天津。
有一次，侯宝林又来天津，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他坐着汽车进入天津界内，没想到，汽车超速了！这时警察一扬手，把车拦下了。然后给司机敬礼，说：“您超速了！出示驾驶证，罚款！”
还没等司机说话，警察一抬头，看见里面坐着侯宝林：“哟！这不是侯大师吗？”
侯宝林马上从车上下来，说：“是我，晚上在人民体育馆演出。”这位警察很客气，说：“给我们天津演出，那一定是时间太紧，您老赶紧走，不罚啦！”
这时侯宝林对司机说：“你看天津人就是义气！”说着便从自己身上掏出钱，跟警察说：“我是人大代表，应该带头执行法律法规，我交罚款。”这位警察说：“不能要！”
侯宝林说：“这钱我一定得交！要是因为我是侯宝林，就可以不遵守法规，那明儿我就抢银行去！”
这个“砸挂”，使警察笑着把钱收啦，并连说：“佩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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