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在公元25年称帝，是为汉光武帝。然而东汉建政之初天下未定，全国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刘秀扫平关东，平复陇右，攻略川蜀，又经过了长达十三年的征战，终于在建武十二年（36年）实现了全国统一。

《后汉书·光武帝纪》：

“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

刘秀称帝时，全国还处于分裂状态

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刘秀甚至放弃了趁匈奴分裂，出兵一举荡平漠北，得“万世刻石之功”的机会，转而“息民”，显示了转向文治的决心。然而，就在仅仅三年之后的建武十五年（39年），刘秀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一场针对豪强势力的“度田”运动。“度田”是东汉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是在史籍中，此事又显得语焉不详，特别是关于它的起因和最终结果，更没有形成公论。

刘秀平定天下不久，就开始“度田”

因此，关于“度田”成败得失，历来争议颇多。持“度田”失败观点者，认为东汉统治者经过豪强势力的激烈反抗，最终无法长久推行“度田”，“在解决土地问题上，完全失败了”，甚至是为东汉的最终灭亡，开启三国乱世埋下了伏笔；而认为“度田”成功者，则把它视为“光武中兴”的一部分，同时也认为此举为“明章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对此问题一直也颇有兴趣，于是不揣孤陋，在这里谈一点自己关于“度田”成败得失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一、“度田”针对的对象——豪强势力

应该说，豪强阶层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豪强的不断壮大，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汉初一直到汉武帝之前，西汉政府都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很好地控制和打击豪强。在汉武帝之前，西汉社会“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裨为限”。而新式农具和农业新技术出现之后，豪强势力开始出现强劲崛起的势头。

《汉书·食货志》：

“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县官大空。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

两汉文献中的“县官”，一般指的是皇帝，从《汉书》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因为豪强势力的疯狂兼并，大量自耕农破产，西汉政府也就失去了税收和徭役的来源，所以“县官大空”，而豪强却“财或累万金”。由此可见，西汉政府和豪强势力的矛盾，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内部对于土地和人口的争夺。

西汉后期，豪强问题成为汉廷的大患

其实自汉武帝开始，西汉政府一直试图打击豪强，企图抑制豪强对自耕农的兼并，和豪强争夺土地和人口。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西汉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豪强越发强盛。到了刘秀东汉立国的时候，其实力已经可以和皇权分庭抗礼了。

二、刘秀“度田”内容解读和实质

刘秀的东汉政权，其实本身就是在豪强势力的支持下建立的，而刘秀本人也是出身南阳的豪强。但是，刘秀从地方豪强变成了东汉皇帝，自身在统治阶级内部的身份出现了转变。建武十五年的“度田”，其实就是他作为皇帝，和地方豪强进行土地和人口的争夺的斗争。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西汉自武帝以来，打压豪强政策的延续。

从“度田”从字面上来看，是核验垦田数量，但是从实际内容来看，又包含了核验垦田数量和清查户口两项任务。在一般的历史爱好者的关注点中，往往着眼于核验垦田数量，而忽视其中的清查户口因素。就东汉的情况而言，豪强势力和西汉相比，不仅仅是富可敌国，在经济上具有强大实力。更重要的是，东汉的豪强还

《后汉书·光武帝纪》：

“又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各率宗亲子弟，据其县邑，以奉光武。于是北降下曲阳，众稍合，乐附者至有数万人。”

《后汉书·冯鲂传》：

“王莽末，四方溃畔，鲂乃聚宾客，招豪桀，作营堑，以待所归。”

《后汉书》里的这两条记载向我们清晰地展示出，两汉之际豪强大族的私兵部曲已经具有令人震撼的实力。耿纯一族就拥有武装力量达到数万人，所谓的“刘秀依靠豪强建立东汉政权”并不是一句空话，它是有实际内容的，这个结论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耿纯一族的私兵部曲实力就蔚为可观

而“度田”之所以“会”且“能够”演变成了一场武装暴乱，其实原因也在这里。

《后汉书·刘隆传》：

“（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田余庆先生根据这段记载，得出“度田”的首要任务在于清查户口，而不是丈量土地的结论，实在是令人不禁为之拍案叫绝，为田老的洞见所折服。关于豪强大族对于“度田”的抵触，笔者觉得或许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解。

首先，我们看到豪强的反抗极为直接且激烈。丈量土地本身已经不容易了，而清查户口则显得更难。上面记载中的“百姓嗟怨，遮道号呼”，看起来是因为地方官吏处置不公所引起的。然而到底是谁在挑动百姓“遮道号呼”呢？

豪强的反抗极为直接且激烈

第二，史书中所说的“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表面看来是地方官吏“不务实核”。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地方官吏承皇命而来，竟然在豪强势力面前“不可问”。地方官吏这种“犯难”的背后，到底蕴含什么样的历史内容？本文前面曾经提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已经意识到豪强问题的存在，开始对豪强进行着力打压，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豪强“越打越强”。

《汉书·严延年传》：

“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

严延年所处的时代是汉宣帝时期，此时在涿郡的豪强高氏已经具有相当的实力了，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记载中所说的“两千石”就是指郡守，因为汉代郡守秩俸两千石，而一些网文把这里解释为“宁愿负债两千石”，是不准确的。当地人民宁愿得罪一郡长官，也不敢开罪高氏。而高氏的“宾客”作奸犯科之后，躲进高家，当时官吏也不敢追捕。

地方官吏这种“犯难”的背后，到底蕴含什么样的历史内容？

如果说西汉中后期豪强猖獗如此，让人不免感到触目惊心的话。东汉时豪强之盛，则完全可以用骇人听闻来形容了。

《续汉书·五行志》：

“况草创兵长，卒无德能，直以扰乱，乘时擅权，作威玉食，狙猱之意，徼幸之意，曼延无足，张步之计是也。小民负县官不过身死，负兵家灭门殄世。”

这段记载想必不用做过多解释，意思已经极其直白了。东汉初年武装起来的豪强，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权威已经可以超越天子，是真正的“土皇帝”。

东汉初年，得罪豪强的后果比得罪皇帝还严重

解读了上述材料之后，我们就不难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刘秀在新莽末年，以豪强身份起兵，并依靠豪强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夺取天下。从他的经历来看，一定会对豪强的实力有着直接而又深刻的印象。豪强手中不仅掌握着巨大的财富，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更因为其控制了大量人口，并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将其

因此，笔者觉得，只有理解了“度田”的真正内容之后，才会有助于我们拨开史籍中的层层迷雾，客观评价“度田”的成败得失。

三、“度田”到底是失败还是成功？

（一）换个角度看“度田”

回顾对“度田”历史的评价，旧史语焉不详，可以认为“不置可否”。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里认为“汉光武帝完全失败”，林剑鸣先生的《秦汉史》里也说刘秀面对豪强无计可施，最后只有让步，“度田”不了了之。应该说，传统主流观点都持“度田”失败说。而近年来

先贤大师们对“度田”的分析和评价，无论正反，都对笔者颇有启发。笔者觉得，诚如田余庆先生所言，刘秀“度田”重在清查人口，而不是丈量土地。如果单从经济角度考虑，丈量土地和清查户口理应等而视之，但是实际上刘秀更为迫切想解决的问题却是清查人口。经过笔者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因为人口问题不像土地问题一样，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意味着豪强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换句话说，作为皇权一方的刘秀，如果能够在和豪强争夺人口的斗争中获胜，瓦解掉豪强的私兵部曲，豪强又怎么可能公然和汉廷中央对抗？而上承天命的地方守相又何至于产生“不可问”的畏惧心理？从这个角度讲，解决了清查户口的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其实就不在话下了。

在笔者看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度田”，关于度田的成败，或许能获得新的理解。

（二）“摸着石头过河”的刘秀

刘秀“度田”的最终目的，无疑是通过打击豪强来加强皇权。刘秀看到了西汉末年以来豪强对于中央政权的巨大威胁，他同样应该看到王莽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浮夸实践的破产，他本人更应该对豪强的巨大能量有深刻的体会。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东汉初年的一系列政策，也许只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刘秀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显示了巨大的灵活性

《后汉书·欧阳歙传》：

“歙在郡……坐在汝南臧罪千余万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自系，上书求代歙死。曰：‘伏见臣师大司徒欧阳歙，学为儒宗，八世博士……上令陛下获杀贤之讥……乞杀臣身以代歙命。’书奏，而歙已死狱中。”

一开始，刘秀为了强力推行“度田”，不惜大开杀戒，不仅杀郡守十余人。素以“崇儒”闻名的他，甚至不顾千人哀求，冒着“杀贤”的恶评，处死了当世大儒欧阳歙，其推行“度田”的决心可见一斑。

笔者之所以觉得刘秀是“摸着石头过河”，也正是因为他开始以雷霆之姿态来推行“度田”，但是随着情势的变化，他又果断调整了政策。

《后汉书·光武帝纪》：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

关于这段史料的解读，就连认为“度田”成功的高敏老师，也不否认“度田”引起了武装叛乱。然而这段史料透露出来更重要的信息是刘秀解决武装叛乱的方式，除了“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除了带有分化叛乱者的作用外，宽大处理的色彩也极其浓厚，而“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则显示出了强烈的和解与妥协意味。关于“度田”的史料并不十分丰富，吉光片羽，这个信息是非常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的。

刘邦一纸诏书就让豪强各归其县

西汉初年打压豪强，只需要一纸迁令，豪强皆就陵邑，这样的记载在史籍中比比皆是。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刘邦时代，让“相聚保山泽”的豪强各归其县，也只是传檄而已。而在东汉初年的这场反对“度田”，波及四州的大规模武装叛乱中，东汉政府却必须经历如此惨烈的斗争，军事和政治双管齐下，才能勉强求得一个和豪强妥协的局面。从这个角度讲，还要认为“度田”大获全胜，恐怕并不客观，也有失公允。

东汉的豪强实力，已非汉初可以等量齐观

然而，是不是因为刘秀和豪强的这种“妥协”，就以此判定“度田”失败了呢？答案亦是否定的。

站在东汉建武十五年的刘秀，已经无法像其先祖刘邦、刘彻那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轻易地解决豪强了。在已经发生改变了历史条件下，他不再固执于原定的措施，而选择和豪强构建一种全新的关系来维护皇权，这其实正是刘秀的高明之处。笔者在之前的文章里曾经谈到，“度田”之后，地方守相和豪强势力的关系，也从西汉时代守相依靠威势和权谋来压制豪强，转变为“第二重君臣关系”，其实也正是这种“全新关系”的一部分。

（三）既是“明章”先声，又是“三国”伏笔，动态地看待“度田”

虽然刘秀无法像其先祖那样铁腕压制豪强，只能和豪强达成妥协

“妥协”不能和“失败”划上等号

笔者之前在头条撰文谈到自己对东汉“故吏”的双重作用时，曾经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故吏”的作用，其实是跟皇权的强弱有密切的联系的。当皇权强大，政治稳定，“故吏”就会成为维系大一统的积极因素；而当皇权衰弱，时局动荡，“故吏”又会变成分裂国家，助推割据的潜在威胁。

笔者认为刘秀“度田”是“成功”的“妥协”

同样的，刘秀和豪强之间达成的这种妥协，也可以做如是理解。

刘秀的“度田”依靠妥协，和豪强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通过全面调整和豪强的关系——这里就包括前文提到过的地方郡守和本地豪强形成的西汉所未有过的“君臣关系”——并且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较好地维系了这种平衡。

但是，刘秀的“度田”又确实没有实现其初衷，那就是和豪强争夺人口和土地。豪强依然占有大量的佃农和部曲，特别是作为武装力量的部曲，他们平时也参与农业生产，不再“岁月不解”，看起来和普通佃农无异，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存在于东汉社会。

《三国志·李典传》：

“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

《资治通鉴》：

“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

汉末李典和孟达都拥有数量可观的部曲，而孟达的四千部曲，更是让他能够在东三郡以半独立姿态存在，骑墙于魏蜀之间左右逢源的资本。

从这个角度来说，“度田”确实又是不彻底的，又再次向我们展示出其浓厚的妥协意味。了解到这个历史的客观事实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汉末黄巾之乱后，各大割据势力的武装力量就像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一样，把东汉王朝迅速推向分裂的深渊，并最终进入了“三国”时代。

四、关于“度田”的一些史料探疑

最后，还值得补充一下的是，网上很多支持“度田”观点成功的朋友，往往把史籍中继续“度田”的记载，作为刘秀或者说东汉政府没有和豪强妥协的证据。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该站在史料批判的立场，加以客观分析。

汉明帝刘庄时期，确实有“度田”的记载

《后汉书·刘般传》：

“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务令实核，其有增加，皆使与夺田同罪。”

《后汉书·秦彭传》：

“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塉，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

这则史料固然说明汉章帝和汉明帝时，依然有“度田”存在，但这确实更像是一种“妥协”，而不是“胜利”。我们前文说过，“度田”的首要任务并不是丈量土地，而是清查户口。豪强在刘秀“度田”之后，依然占有大量的佃农，保有相当势力的部曲这个情况是没有改变的，并且还在继续恶化。我们不能因为尚有“度田”的记载，就认为“度田”成功并且一直成功，继续成功。相反地，我们还可以从豪强后续的发展情况，来反思明章之世“度田”的实际效果。同样的，重在清查户口的“案比”，更是屡见于东汉的史料之中，甚至到了三国时期，边远的交州依然留有“案比”遗存，但我们都知道豪强的佃农部曲，实际上是根本不参与“案比”的。

汉章帝之后，“检核”不再继续

结论

“度田”问题，因为在史书中“不见起灭之由”，所以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间。认为其成功者，把它视为“光武中兴”的一部分，开启了随后的“明章之治”。对这样的观点，笔者是部分赞同的，但是笔者认为“成功”未必一定是没有瑕疵的。有时候，承认这种瑕疵，会让这种“成功”显得更真实和有说服力。东汉前期的太平繁荣，用今天的话说，更像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妥协”亦是一种“成功”。刘秀所在的建武十五年，相比西汉建政之初，时间毕竟已经过了两百多年，

然而刘秀的“度田”又确实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和户口问题，特别是户口问题。豪强的经济实力并未因为“度田”而削弱，其部曲依然强大，并且隐秘地存在于东汉社会之中并继续发展。这种存在和发展，是持“度田”成功观点的朋友，也无法否认的。汉末政局动荡，社会崩溃，国家走向分裂割据，并最终进入“三国”时代，从根源来说，也正是源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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