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秀在公元25年稱帝，是為漢光武帝。然而東漢建政之初天下未定，全國尚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劉秀掃平關東，平復隴右，攻略川蜀，又經過了長達十三年的征戰，終於在建武十二年（36年）實現了全國統一。
《後漢書·光武帝紀》：
“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
劉秀稱帝時，全國還處於分裂狀態
天下初定，百廢待興，劉秀甚至放棄了趁匈奴分裂，出兵一舉蕩平漠北，得“萬世刻石之功”的機會，轉而“息民”，顯示了轉向文治的決心。然而，就在僅僅三年之後的建武十五年（39年），劉秀就“迫不及待”地發起了一場針對豪強勢力的“度田”運動。“度田”是東漢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是在史籍中，此事又顯得語焉不詳，特別是關於它的起因和最終結果，更沒有形成公論。
劉秀平定天下不久，就開始“度田”
因此，關於“度田”成敗得失，歷來爭議頗多。持“度田”失敗觀點者，認為東漢統治者經過豪強勢力的激烈反抗，最終無法長久推行“度田”，“在解決土地問題上，完全失敗了”，甚至是為東漢的最終滅亡，開啟三國亂世埋下了伏筆；而認為“度田”成功者，則把它視為“光武中興”的一部分，同時也認為此舉為“明章之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筆者對此問題一直也頗有興趣，於是不揣孤陋，在這裡談一點自己關於“度田”成敗得失的看法，以求教於大家。
一、“度田”針對的對象——豪強勢力
應該說，豪強階層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而豪強的不斷壯大，也有著歷史的必然性。漢初一直到漢武帝之前，西漢政府都能夠通過各種手段，很好地控制和打擊豪強。在漢武帝之前，西漢社會“未有併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裨為限”。而新式農具和農業新技術出現之後，豪強勢力開始出現強勁崛起的勢頭。
《漢書·食貨志》：
“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給焉。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
兩漢文獻中的“縣官”，一般指的是皇帝，從《漢書》這段記載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因為豪強勢力的瘋狂兼併，大量自耕農破產，西漢政府也就失去了稅收和徭役的來源，所以“縣官大空”，而豪強卻“財或累萬金”。由此可見，西漢政府和豪強勢力的矛盾，實際上就是統治階級內部對於土地和人口的爭奪。
西漢後期，豪強問題成為漢廷的大患
其實自漢武帝開始，西漢政府一直試圖打擊豪強，企圖抑制豪強對自耕農的兼併，和豪強爭奪土地和人口。但是，實際的情況卻是西漢的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豪強越發強盛。到了劉秀東漢立國的時候，其實力已經可以和皇權分庭抗禮了。
二、劉秀“度田”內容解讀和實質
劉秀的東漢政權，其實本身就是在豪強勢力的支持下建立的，而劉秀本人也是出身南陽的豪強。但是，劉秀從地方豪強變成了東漢皇帝，自身在統治階級內部的身份出現了轉變。建武十五年的“度田”，其實就是他作為皇帝，和地方豪強進行土地和人口的爭奪的鬥爭。從本質上來說，其實就是西漢自武帝以來，打壓豪強政策的延續。
從“度田”從字面上來看，是核驗墾田數量，但是從實際內容來看，又包含了核驗墾田數量和清查戶口兩項任務。在一般的歷史愛好者的關注點中，往往著眼於核驗墾田數量，而忽視其中的清查戶口因素。就東漢的情況而言，豪強勢力和西漢相比，不僅僅是富可敵國，在經濟上具有強大實力。更重要的是，東漢的豪強還
具備足以和中央政府對抗的軍事實力。《後漢書·光武帝紀》：
“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眾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
《後漢書·馮魴傳》：
“王莽末，四方潰畔，魴乃聚賓客，招豪桀，作營塹，以待所歸。”
《後漢書》裡的這兩條記載向我們清晰地展示出，兩漢之際豪強大族的私兵部曲已經具有令人震撼的實力。耿純一族就擁有武裝力量達到數萬人，所謂的“劉秀依靠豪強建立東漢政權”並不是一句空話，它是有實際內容的，這個結論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
耿純一族的私兵部曲實力就蔚為可觀
而“度田”之所以“會”且“能夠”演變成了一場武裝暴亂，其實原因也在這裡。
《後漢書·劉隆傳》：
“（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雲：‘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
田餘慶先生根據這段記載，得出“度田”的首要任務在於清查戶口，而不是丈量土地的結論，實在是令人不禁為之拍案叫絕，為田老的洞見所折服。關於豪強大族對於“度田”的牴觸，筆者覺得或許可以從這樣兩個方面來進行理解。
首先，我們看到豪強的反抗極為直接且激烈。丈量土地本身已經不容易了，而清查戶口則顯得更難。上面記載中的“百姓嗟怨，遮道號呼”，看起來是因為地方官吏處置不公所引起的。然而到底是誰在挑動百姓“遮道號呼”呢？
史書在這裡似乎遮遮掩掩，難以明說。而“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則已經是紙包不住火，“真相”躍然紙上了。正是因為大量的人口已經被豪強掌握，而“度田”一是觸及了土地這塊蛋糕，更重要的是還要對豪強“拔牙剝爪”，剪除他們的依附人口，進而消滅他們的軍事存在。這才會激起豪強魚死網破，和造反無異的激烈反抗。
豪強的反抗極為直接且激烈
第二，史書中所說的“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表面看來是地方官吏“不務實核”。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地方官吏承皇命而來，竟然在豪強勢力面前“不可問”。地方官吏這種“犯難”的背後，到底蘊含什麼樣的歷史內容？本文前面曾經提到，漢武帝以後，西漢政府已經意識到豪強問題的存在，開始對豪強進行著力打壓，然而實際情況卻是豪強“越打越強”。
《漢書·嚴延年傳》：
“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鹹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
嚴延年所處的時代是漢宣帝時期，此時在涿郡的豪強高氏已經具有相當的實力了，這裡要說明一下的是，記載中所說的“兩千石”就是指郡守，因為漢代郡守秩俸兩千石，而一些網文把這裡解釋為“寧願負債兩千石”，是不準確的。當地人民寧願得罪一郡長官，也不敢開罪高氏。而高氏的“賓客”作奸犯科之後，躲進高家，當時官吏也不敢追捕。
地方官吏這種“犯難”的背後，到底蘊含什麼樣的歷史內容？
如果說西漢中後期豪強猖獗如此，讓人不免感到觸目驚心的話。東漢時豪強之盛，則完全可以用駭人聽聞來形容了。
《續漢書·五行志》：
“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狙猱之意，徼倖之意，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
這段記載想必不用做過多解釋，意思已經極其直白了。東漢初年武裝起來的豪強，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權威已經可以超越天子，是真正的“土皇帝”。
東漢初年，得罪豪強的後果比得罪皇帝還嚴重
解讀了上述材料之後，我們就不難明白這樣一個事實：劉秀在新莽末年，以豪強身份起兵，並依靠豪強不斷髮展壯大，最終奪取天下。從他的經歷來看，一定會對豪強的實力有著直接而又深刻的印象。豪強手中不僅掌握著巨大的財富，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更因為其控制了大量人口，並利用自己的經濟實力將其
轉化為令人生畏的武裝力量。筆者相信，這可能才是作為帝王的劉秀內心最為深切的憂患。據此，也就不難理解本文開篇所說的，為何劉秀會在天下剛剛平定的時候，就會迫不及待地想要“度田”。因此，筆者覺得，只有理解了“度田”的真正內容之後，才會有助於我們撥開史籍中的層層迷霧，客觀評價“度田”的成敗得失。
三、“度田”到底是失敗還是成功？
（一）換個角度看“度田”
回顧對“度田”歷史的評價，舊史語焉不詳，可以認為“不置可否”。范文瀾先生《中國通史》裡認為“漢光武帝完全失敗”，林劍鳴先生的《秦漢史》裡也說劉秀面對豪強無計可施，最後只有讓步，“度田”不了了之。應該說，傳統主流觀點都持“度田”失敗說。而近年來
高敏老師等人為劉秀“翻案”，認為“度田”雖然遭遇了激烈反抗，但是卻以劉秀的完勝告終，屬於“光武中興”的一部分，更為“明章之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先賢大師們對“度田”的分析和評價，無論正反，都對筆者頗有啟發。筆者覺得，誠如田餘慶先生所言，劉秀“度田”重在清查人口，而不是丈量土地。如果單從經濟角度考慮，丈量土地和清查戶口理應等而視之，但是實際上劉秀更為迫切想解決的問題卻是清查人口。經過筆者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因為人口問題不像土地問題一樣，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且還意味著豪強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換句話說，作為皇權一方的劉秀，如果能夠在和豪強爭奪人口的鬥爭中獲勝，瓦解掉豪強的私兵部曲，豪強又怎麼可能公然和漢廷中央對抗？而上承天命的地方守相又何至於產生“不可問”的畏懼心理？從這個角度講，解決了清查戶口的問題，土地問題的解決，其實就不在話下了。
在筆者看來，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度田”，關於度田的成敗，或許能獲得新的理解。
（二）“摸著石頭過河”的劉秀
劉秀“度田”的最終目的，無疑是通過打擊豪強來加強皇權。劉秀看到了西漢末年以來豪強對於中央政權的巨大威脅，他同樣應該看到王莽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浮誇實踐的破產，他本人更應該對豪強的巨大能量有深刻的體會。在這種情況下，他在東漢初年的一系列政策，也許只是在“摸著石頭過河”。
劉秀的態度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顯示了巨大的靈活性
《後漢書·歐陽歙傳》：
“歙在郡……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自系，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為儒宗，八世博士……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
一開始，劉秀為了強力推行“度田”，不惜大開殺戒，不僅殺郡守十餘人。素以“崇儒”聞名的他，甚至不顧千人哀求，冒著“殺賢”的惡評，處死了當世大儒歐陽歙，其推行“度田”的決心可見一斑。
筆者之所以覺得劉秀是“摸著石頭過河”，也正是因為他開始以雷霆之姿態來推行“度田”，但是隨著情勢的變化，他又果斷調整了政策。
《後漢書·光武帝紀》：
“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
關於這段史料的解讀，就連認為“度田”成功的高敏老師，也不否認“度田”引起了武裝叛亂。然而這段史料透露出來更重要的信息是劉秀解決武裝叛亂的方式，除了“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除了帶有分化叛亂者的作用外，寬大處理的色彩也極其濃厚，而“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則顯示出了強烈的和解與妥協意味。關於“度田”的史料並不十分豐富，吉光片羽，這個信息是非常值得我們予以關注的。
劉邦一紙詔書就讓豪強各歸其縣
西漢初年打壓豪強，只需要一紙遷令，豪強皆就陵邑，這樣的記載在史籍中比比皆是。我們再把時間往前推，劉邦時代，讓“相聚保山澤”的豪強各歸其縣，也只是傳檄而已。而在東漢初年的這場反對“度田”，波及四州的大規模武裝叛亂中，東漢政府卻必須經歷如此慘烈的鬥爭，軍事和政治雙管齊下，才能勉強求得一個和豪強妥協的局面。從這個角度講，還要認為“度田”大獲全勝，恐怕並不客觀，也有失公允。
東漢的豪強實力，已非漢初可以等量齊觀
然而，是不是因為劉秀和豪強的這種“妥協”，就以此判定“度田”失敗了呢？答案亦是否定的。
站在東漢建武十五年的劉秀，已經無法像其先祖劉邦、劉徹那樣，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輕易地解決豪強了。在已經發生改變了歷史條件下，他不再固執於原定的措施，而選擇和豪強構建一種全新的關係來維護皇權，這其實正是劉秀的高明之處。筆者在之前的文章裡曾經談到，“度田”之後，地方守相和豪強勢力的關係，也從西漢時代守相依靠威勢和權謀來壓制豪強，轉變為“第二重君臣關係”，其實也正是這種“全新關係”的一部分。
（三）既是“明章”先聲，又是“三國”伏筆，動態地看待“度田”
雖然劉秀無法像其先祖那樣鐵腕壓制豪強，只能和豪強達成妥協 。但是，因為這種“妥協”適應了新的歷史環境，客觀上有利於維護皇權，促進東漢社會經濟走向繁榮，其實也不啻為一種勝利。所以《後漢書·光武帝紀》在介紹了平叛措施之後，馬上就說“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應當承認，“度田”是有相當成果的，也帶來了全新的氣象，東漢的政治和經濟局面都為之一新，而這些確實也是“光武中興”的實際內容。從這個角度講，“度田”也為“明章之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高敏老師也是據此認為“度田”是成功的，但是他把這樣的太平景象歸結於平叛的全面勝利。對此，筆者覺得這是不太符合歷史事實的，劉秀解決這次針對“度田”的叛亂，主要依靠的並不是出動軍隊在軍事上進行鎮壓。劉秀面對新的歷史情況，“實事求是”最大限度地解決問題，顯示出了更大的智慧。畢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皇權和豪強的力量或許有消長沉浮，但是豪強作為一種社會力量，是不可能被連根拔起的，因為歸根結底這是由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所決定了的。
“妥協”不能和“失敗”劃上等號
筆者之前在頭條撰文談到自己對東漢“故吏”的雙重作用時，曾經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故吏”的作用，其實是跟皇權的強弱有密切的聯繫的。當皇權強大，政治穩定，“故吏”就會成為維繫大一統的積極因素；而當皇權衰弱，時局動盪，“故吏”又會變成分裂國家，助推割據的潛在威脅。
筆者認為劉秀“度田”是“成功”的“妥協”
同樣的，劉秀和豪強之間達成的這種妥協，也可以做如是理解。
劉秀的“度田”依靠妥協，和豪強達成了一種新的平衡，通過全面調整和豪強的關係——這裡就包括前文提到過的地方郡守和本地豪強形成的西漢所未有過的“君臣關係”——並且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裡較好地維繫了這種平衡。
但是，劉秀的“度田”又確實沒有實現其初衷，那就是和豪強爭奪人口和土地。豪強依然佔有大量的佃農和部曲，特別是作為武裝力量的部曲，他們平時也參與農業生產，不再“歲月不解”，看起來和普通佃農無異，以更加隱蔽的方式存在於東漢社會。
《三國志·李典傳》：
“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
《資治通鑑》：
“蜀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來降。”
漢末李典和孟達都擁有數量可觀的部曲，而孟達的四千部曲，更是讓他能夠在東三郡以半獨立姿態存在，騎牆於魏蜀之間左右逢源的資本。
從這個角度來說，“度田”確實又是不徹底的，又再次向我們展示出其濃厚的妥協意味。瞭解到這個歷史的客觀事實後，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漢末黃巾之亂後，各大割據勢力的武裝力量就像從地底下“突然”冒出來一樣，把東漢王朝迅速推向分裂的深淵，並最終進入了“三國”時代。
四、關於“度田”的一些史料探疑
最後，還值得補充一下的是，網上很多支持“度田”觀點成功的朋友，往往把史籍中繼續“度田”的記載，作為劉秀或者說東漢政府沒有和豪強妥協的證據。對於這個問題，筆者認為應該站在史料批判的立場，加以客觀分析。
漢明帝劉莊時期，確實有“度田”的記載
《後漢書·劉般傳》：
“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務令實核，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
《後漢書·秦彭傳》：
“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塉，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
這則史料固然說明漢章帝和漢明帝時，依然有“度田”存在，但這確實更像是一種“妥協”，而不是“勝利”。我們前文說過，“度田”的首要任務並不是丈量土地，而是清查戶口。豪強在劉秀“度田”之後，依然佔有大量的佃農，保有相當勢力的部曲這個情況是沒有改變的，並且還在繼續惡化。我們不能因為尚有“度田”的記載，就認為“度田”成功並且一直成功，繼續成功。相反地，我們還可以從豪強後續的發展情況，來反思明章之世“度田”的實際效果。同樣的，重在清查戶口的“案比”，更是屢見於東漢的史料之中，甚至到了三國時期，邊遠的交州依然留有“案比”遺存，但我們都知道豪強的佃農部曲，實際上是根本不參與“案比”的。
漢章帝之後，“檢核”不再繼續 。漢安帝之後，“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後漢書·安帝紀》）。這些情況都說明，“度田”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豪強佔有大量人口的問題，同時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這些問題日積月累，以至積重難返，並最終在漢末全面爆發出來。
結論
“度田”問題，因為在史書中“不見起滅之由”，所以給後人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間。認為其成功者，把它視為“光武中興”的一部分，開啟了隨後的“明章之治”。對這樣的觀點，筆者是部分贊同的，但是筆者認為“成功”未必一定是沒有瑕疵的。有時候，承認這種瑕疵，會讓這種“成功”顯得更真實和有說服力。東漢前期的太平繁榮，用今天的話說，更像是一種“雙贏”的局面。從這個角度來講，“妥協”亦是一種“成功”。劉秀所在的建武十五年，相比西漢建政之初，時間畢竟已經過了兩百多年，
我們最好不要以刻舟求劍的眼光來看待他的“妥協”。然而劉秀的“度田”又確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和戶口問題，特別是戶口問題。豪強的經濟實力並未因為“度田”而削弱，其部曲依然強大，並且隱秘地存在於東漢社會之中並繼續發展。這種存在和發展，是持“度田”成功觀點的朋友，也無法否認的。漢末政局動盪，社會崩潰，國家走向分裂割據，並最終進入“三國”時代，從根源來說，也正是源自於此。
閱讀更多 大鍋故國神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