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的一天，中國內蒙古西部的額濟納地區來了一隻駱駝隊。這支駱駝隊就是由北京中國學術協會和瑞典學者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這支考察團主要對中國西北地區的內蒙古、甘肅、新疆等省區進行大規模的考古調查和發掘。
當考察團行至額濟納河流域調查居延烽燧遺址時，發現了意外的收穫。考察團成員之一——瑞典學者貝格曼（FaukBergman）在測量古城牆體時，手中的鋼筆不小心掉在了地上。在他彎腰拾筆的一瞬間，意外發現地上有一枚中國漢代的五銖錢。出於職業本能，他下意識地撥開地上的浮土，浮土下竟然出現了幾枚寫有漢字的木簡，他趕快告訴了考察團的其他成員。
瑞典學者弗克·貝格曼
考察團決定在發現木簡的附近區域展開考古發掘。在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裡，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納流域的許多漢代古城遺址附近，共發掘出一萬多枚漢代木簡，這一重大發現引起了世界考古界的廣泛關注。由於發現木簡的地點是中國漢代居延郡所在地，又因為出土的木簡中有很多是帶有居延二字的公文，專家於是將這些木簡命名為“居延漢簡”。
居延新簡內容非常豐富，它不僅記述了居延地區屯戍活動的興衰，而且保存了西漢中期到東漢初年的重要文獻資料，這些文書涉及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文化、科技、哲學、民族等領域。它在內容和數量上都大大超過了敦煌漢簡，被成為中國檔案界有轟動世界的“四大發現”之一，為漢代歷史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1930年，沈仲章在熱河，可能是木簡存放處
居延漢簡自1930年發現後，於次年5月運抵北京，藏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由勞榦、賀昌群、向達、馬衡、餘遜等先生分工合作，對漢簡作了部分整理、考釋工作。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寇進佔北大校園,將許多古書、碑帖拓片一焚了之,“居延漢簡”也面臨滅頂之災,很多學者憂心如焚。文科研究所語言音律實驗室的助教沈仲章挽救了這些漢簡。
一天，沈仲章約了語言學副研究員周殿福及一個工友,來到一間房前,他們撬開窗子,悄悄爬進室內,遞出幾捆東西。午夜的北平街頭,巡邏的日本兵來回遊蕩。沈仲章三人邊探路邊行進,東繞西拐,躲躲藏藏。好不容易把東西運到工友家。
幾天後,一輛日本轎車把日本特工處的三村大佐送到北大,這傢伙指名要看“居延漢簡”。誰知房門開後,室內空空如也。三村暴跳如雷,下令全城搜查。沈仲章聞訊後連夜扮成難民逃往天津。
為了方便攜帶，沈仲章將這些漢簡裝進了兩隻大皮箱。憑著一口流利的英語，沈仲章在天津港口結識了一名外籍船長，爭得船長的同意後，沈仲章和朋友吳景楨這艘開往香港的輪船。兩人假稱皮箱裡裝的是實驗儀器和書籍，船長於是同意將兩隻皮箱寄放在自己的房間裡。就這樣，居延漢簡成功躲過了日軍嚴密的檢查。
輪船行至青島後，需要裝運一批貨物，才能再度啟程。沈仲章藉助這個機會匆匆上岸，給香港的友人發電報。不料,由於日艦向青島港開來,船長唯恐有變,急令輪船迅速起錨離去。沈仲章站在岸上望著遠去的輪船,不禁痛哭失聲……
萬般無奈之下，他只好給船長髮了一封加急電報，請船長把皮箱交給留在船上的吳景楨保管。5天后，沈仲章乘另外一艘輪船到達了香港。
“居延漢簡”到達香港後,由蔣夢麟先生存放到香港大學圖書館。沈仲章在港期間,廢寢忘食地將木簡拍照、剪貼、編號、排列、編寫索引。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眼看香港也將淪陷,“居延漢簡”只得第二次逃難。於是，沈仲章立即與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傅斯年取得聯繫，傅斯年又將此事告知在美國的中國著名學者胡適。胡適與美方緊急協商，美方同意派飛機將居延漢簡運至美國。美國最終同意派飛機將這些漢簡運至美國。最終，這批居延漢簡在香港淪陷之前運抵華盛頓，暫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倉庫裡。
1965年，暫存於美國的居延漢簡被運送到臺灣，至今一直由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保存。上世紀六十年代,臺灣出版了《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使人得以重見“居延漢簡”大部分圖片。
1972年至1982年，由甘肅省多家文物考古單位組成的“居延科考隊”再次對額濟納流域的漢代遺址進行挖掘，又出土了兩萬多枚漢代木簡，這使得居延漢簡的數量達到了3萬多枚。如今，海峽兩岸的專家學者哈在對居延漢簡進行進一步的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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