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講，我們討論了文明的衝突在精神層面上，給國際秩序帶來的衝擊，這一講我們再來看一下中國的經濟成長在物質層面上，給國際秩序帶來怎樣的衝擊。這一講裡的部分內容會跟我在《中國史綱》裡講過的中國經濟的內容有重合，但我會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再來講講這個問題。
我們先來簡單解釋下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這個經濟奇蹟無法孤立獲得解釋，它是和西方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新模式的創新經濟高度相關的。
西方創新經濟和中國崛起
以往的創新都是掌握在大公司手裡的硬核技術層面的創新，但是由於美國在1980年代通過的《拜杜法案》，刺激了小公司在技術層面的創新。
拜杜法案之前，很多科研是由政府贊助的，這就使這些專利很難向市場轉移，很難能夠成功商業化。而拜杜法案頒佈之後，不管是誰給的錢，只要沒有單獨的法律合同約定，科研成果的所有權一律歸高校所有，轉讓只是轉讓商業權益。
這樣一來，高校有了更多的熱情把專利商業權益轉讓出去，因為這並不影響繼續做科研。這也就讓小公司也有能力在技術層面開展創新。關於《拜杜法案》的具體內容，隔壁王煜全老師的課程裡有比較細緻的介紹，你可以去聽一下。
今天我們知道的很多特別酷炫的技術都是在小公司裡發展出來，然後賣給其他公司用來開發產品。比如蘋果這樣的公司，就是購買這些小公司開發的技術授權，然後整合出新產品。對那些小公司來說，最優策略不是自己去進行那種整合，而是吸引更多的公司來購買自己的技術，這是它真正的比較優勢所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大公司能做各種產品上的創新，但是自己對於技術沒有壟斷，沒法阻止其他人來模仿自己；而有技術的小公司又希望吸引更多公司來購買自己的技術，這就進一步刺激了很多公司去模仿類似於蘋果這樣的產品創新。
由於大小公司在創新上的不同運作邏輯，最終的結果就是，對市場有很大佔有率的很多大公司，它們的創新不是技術創新，而是觀念創新；但觀念創新無法杜絕被模仿，大公司不再有技術壁壘，就只能追求速度壁壘，就是自己創新的速度比別人要快，才能確保自己的優勢地位。
為了確保創新效率，這種類型的大公司就必須將自己的生產流程外包出去，不能放在自己手裡。因為只要它把生產流程握在自己手裡，一旦有了新的創意，就得調整整條生產線，轉型成本非常高，這會嚴重拖累到它的創新效率，所以大規模外包便構成了西方這一輪創新經濟的內在需求。
這個時候，中國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變量了。
因為大規模外包需求的出現，正好跟中國一系列經濟演化的節奏匹配上了，中國在這個時候形成了強大的承接外包的能力，順勢獲得了超高速度的經濟成長。所以說，中國的高速經濟成長在相當程度上是由西方的創新經濟拉動出來的，無法脫離開世界大勢獲得解釋。
中國的供應鏈網絡
中國之所以形成了強大的承接外包的能力，在於中國發展起了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從而很好地承接了西方創新經濟帶來的大規模外包需求。
為什麼說供應鏈網絡對承接外包很重要呢？因為外包的承包方必須得能夠同時滿足效率與彈性這兩個要求。
生產流程中沒效率就拿不到訂單，要有效率就得專業化；但如果過於專業化又會被鎖死在特定的需求上，上游的需求一變，下游的小企業就死了，所以整個生產流程中又必須有彈性，能夠迅速調整變化。但是如果有彈性就難以專業化，效率和彈性這倆要求本身就是矛盾的，在同一個企業內部沒法同時實現。
中國把效率與彈性這兩個要求放在不同位階上同時實現了。中國供應鏈網絡中的單箇中小企業都極度地專門化，只生產被拆解到極為基礎元素的零件。由於已經拆解到極為基礎，反倒讓這些產品的通配性會特別好，可以和許多別的工廠生產的其他零件之間，形成各種各樣的配套組合關係。
打個比方，這就相當於每個中小企業只生產一個特定形狀的樂高積木，無數箇中小企業就有了無數種形狀的樂高積木，它們結成了一個龐大的網絡，彼此之間可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被組合在一塊，拼搭各種東西出來。
這樣一來，高度專業化的單箇中小企業保證了效率，中小企業間不斷動態重組相互間的配套關係，以整個網絡為單位又有了彈性。這樣的供應鏈網絡不是誰能計劃得出來的，它就是在市場過程中自生地演化出來的。
分析供應鏈網絡時有個重要變量，就是規模。規模越大，網絡裡的中小企業就越多，分工越深，越有效率；同時網絡裡各個節點動態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也越有彈性。
一旦網絡的規模超過某個臨界點，在成本控制能力上就會出現一種質的變化，開始從全球吸納對供應鏈有需求的製造業。中國在規模上是舉世無雙的，供應鏈網絡的發展也已經過了那個臨界點，結果就是全球的中低端製造業都向中國方向轉移。
對西方國家來說，這個轉移過程讓它們越來越去工業化，但它們在高端第三產業上的比較優勢也越來越大。而中國的比較優勢就在第二產業中低端製造業上；其他非西方國家的比較優勢集中在第一產業的原材料這個層面上。
在這個階段上，全球的經貿格局不再是以國家為單位的產業分工格局，而是以全球為單位的產業分工格局，不發達國家的第一產業和西方國家的第三產業沒有辦法直接形成經貿循環，必須得以中國的第二產業為中介，中國因此就處在了全球經貿循環的中間節點性位置，中國在這個意義上成為樞紐。
但是，世界經濟真正的發動機仍然在西方，中國的經濟成長在相當程度上是被西方新模式的創新經濟拉動出來的。發動機需要傳動軸，才能讓整個車跑起來，而中國就是這個傳動軸。
全球經濟治理秩序的挑戰
中國這個傳動軸的出現，對於全球經濟秩序會帶來深遠的影響。我覺得，這樣一種影響，會讓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秩序遭遇挑戰，也會導致國際經貿秩序以及很多國家的內部秩序出現失衡。
先來說說全球經濟治理秩序遭遇的挑戰。
現有的幾大國際經濟組織，IMF和世界銀行都是二戰後成立的，已經大半個世紀了，1995年成立的WTO至今也已經有20多年的時間了。而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是二十一世紀之後這十幾年的事情。
中國的崛起深刻改變了國際經貿秩序，但現有的國際經濟組織還是按以前的經貿秩序設計的，這就會出現運轉上的問題。它們難以有效地調節各個國家之間的貿易衝突，也沒法有效承擔起平復各種失衡秩序的責任。
另一方面，我們在很多國家內部也可以看到失衡。比如美國最近這些年討論得很多的中部地區鐵鏽地帶的問題，當地是傳統的重工業製造業地區，隨著中國的崛起，製造業多一半都轉移到了中國，在這些地方就引發了較為嚴重的失業問題，由此又進一步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美國鐵鏽地帶地圖
歐洲國家的很多傳統工業城市也面臨相似的境遇。對於非西方國家和地區來說也是同樣的，再加上這些地方的國家能力本來就比較弱，於是當地的秩序就會陷入更加脆弱的狀態。這些失衡就進一步引發了各國在政治上的民粹化轉向，我們在最近這幾年看到西方國家和一些非西方國家都有一系列民粹氣質很強的領導人被選上臺，就是這樣一個背景。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些混亂局勢呢？
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規模的大國，對於這種大國來說，它的國家利益來自與全球的高度交互過程，如果全球秩序一塌糊塗，也會給中國的國家利益帶來巨大損失。
簡單舉例來說，中國的超級生產能力是以全球為市場的，如果其他國家亂了套，對於中國產品的消費能力就會大幅下降，中國就會遭遇到經濟困境、失業危機等等；中國生產過程中所需要的原材料也是來自於全球的，如果其他國家亂了套，原材料價格變得極為不穩定，中國就得付出更大代價才能保障自己的原材料供應。這些都對於中國的國家利益有著巨大傷害。
因此，主動做些事情，幫助其他國家和世界擺脫這種失衡狀態，不僅僅從價值層面來說是更好的，從功利角度來說也是高度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的。
那麼，中國在什麼地方可以主動地做些事情呢？這就又得看看國際經濟秩序的結構了。任何一種可行的國際秩序的安排，都需要有相應的國際經濟秩序作支撐，因為主導性的大國為了維繫秩序，需要有大量的財政支出，只有有了相應的國際經濟秩序，才能讓大國通過貿易過程收回它的財政支出，整個事情才是可持續的。
所以，要問中國可以做些什麼，就要看中國和西方在國際經濟循環中不同的結構性位置。不同的位置，就決定了它們在不同方面的比較優勢，也讓它們具有不同的責任。
中國處於全球經貿循環的中間節點性位置，而現在世界上有很多秩序脆弱的地區，比如非洲國家、中亞國家等。由於產業結構上的差距，西方國家很難跟這些地區形成直接的經貿循環，所以它們就沒有辦法向這些地區輸出秩序。目前只有中國能和那些地方形成足夠規模的經貿循環，從而能夠通過經貿過程收回對外投放的財政資源。
因此，從國際秩序的層面看，中國對這些地區就有著一種特殊的責任。但問題是，中國雖然有輸出秩序的能力，卻並不很清楚地知道當地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秩序，如何才能讓自己的資源投放更有效地惠及當地普通民眾。要搞清楚這些東西，就需要有關於當地足夠的地方性知識，這些知識中國不具備，但是曾經統治過這些地方的西方國家卻具備相關知識。因此，在秩序脆弱地區，中國跟西方又有了一種深度合作的空間和可能性。
中國要真正實現世界責任，中國要真正兌現國家利益，就是需要在這樣一種開放、合作的格局中展開的。應該說，在物質層面上，中國已經具備這種能力了，但是中國還需要在精神層面上獲得足夠的自覺，才能意識到自己應當承擔的國際責任究竟是什麼，然後也才能夠進一步去找到恰當的國際制度安排，來落實這些責任。
這種精神自覺，要求著中國必須超越於民族主義之上，打開一種寬廣的視野和胸懷，從全球格局的角度，從人類秩序的角度，來思考中國的定位問題。 這種視野和胸懷不僅僅是一種無私的奉獻，它同樣也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好，總結一下這一講的內容，中國的經濟成長給全球的治理格局帶來了深刻的變遷，這種變遷包含著中國和西方相互生成、相互構造的過程，這個不斷互構的過程，推動了現代世界秩序的進一步演化。
要更深刻地理解這一演化過程及其未來走向，我們就需要對今天世界秩序的主導者美國有一種更加深刻的理解。
這就是我們下一講的內容。下一講見！——施展《國際政治學四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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