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陽竟曾是“湖南省會”，還長達5年時間！網友直言：長知識了！
1939年5月20日，省政府再次從沅陵搬遷至耒陽，這一待，就是五年，直到1944年6月18日搬遷至桂陽縣。
這五年，是民國湖南省政府的遷徙途中較為安定的五年：其間薛嶽指揮四次長沙會戰，為後方的穩定贏得了時間。作為戰時省會，耒陽車如流水馬如龍，機關林立，一躍而成為當時湖南人口最多的縣城。
7月13日，耒陽市一中，杜甫墓後的樓房曾是抗戰時期湖南省政府的辦公地點，後來全部重建，如今作為學校的辦公場所。
7月13日，耒陽市一中，薛嶽修建的《重修杜公墓》碑仍然豎立著，薛嶽的留名已被剜除，這是耒陽僅存的湖南省政府臨時駐地的痕跡。
計劃之外：臨時落腳點一落就是五年
1939年5月20日，湖南省政府遷往耒陽，此時的湖南省政府主席職位已在當年2月1日由薛嶽取代張治中。
對於這一次的搬遷，省政府顯然比上一次倉促決定從長沙搬遷至沅陵更鄭重其事。5月29日，省政府甚至舉辦了一個“省政府搬遷耒陽後首次紀念週”，由省政府秘書長李揚敬特地做簡短演講，把省政府東遷的原因，歸結為“秉承中央秉承總統秉承主席的意志，要創造一個抵抗強敵收復河山的新的根據地”。
在省政府再度搬遷前後，日軍已臨近長沙，多數人都對保住長沙城持悲觀態度，蔣介石也已做好了“棄守長沙”的打算，認為與其在長沙硬碰硬，不如放棄長沙，等日軍進入長沙尚未站穩腳跟時發起反攻。
在這種形勢下，耒陽也不過是省政府短暫停留的落腳點。李揚敬在“紀念週”上也公開表示：“這回省府遷移耒陽，也許兩三個月，或者四五個月後，會再遷到其他的地方的。”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新上任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戰區司令薛嶽態度極為強硬，要“對日寇迎頭痛擊”。薛嶽的侄子曾回憶說，薛嶽那幾天幾乎天天與蔣介石通電話表達自己堅決抗敵死而後已的決心，但只換來“稍安勿躁，靜待時機”的勸說，後來，蔣介石見勸服不了薛嶽，乾脆不接他電話了。
沒有辦法，薛嶽只好找到宋美齡，“請轉告委員長，敵人再敢向我長沙逼近一步，我就要立即開打了!”宋美齡轉告後，蔣介石急得不行連續給薛嶽打電話，薛嶽卻效仿蔣此前的做法，不接電話了。
1939年9月，在省政府搬遷至耒陽4個月後，第一次長沙會戰就是這樣在薛嶽的“大膽抗命”中打響的。戰鬥第二天，蔣介石仍希望薛嶽撤退，甚至陳誠和白崇禧從重慶坐飛機來長沙做他思想工作，卻被薛嶽破口大罵“懦夫”。薛嶽仍是跟宋美齡說：“我就要在長沙打，打敗了我自殺，以謝國人;打贏了算我抗命，你們槍斃我!”宋美齡不得不好言相勸“不要這樣講”。第二天，宋美齡給薛回話：“委員長講過了，你要有這個信心你就在長沙打，這個時候我們難得有這樣的信心，有這個信心為什麼不要呢?”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介石才同意了長沙會戰。
出人意料的，薛嶽主持的三次長沙會戰均守住了長沙，阻止了日軍南下。這一阻，便是五年，原本打算幾個月後就遷往別處的省政府，在
耒陽也一待就是五年。作為臨時省會，耒陽一度迎來它抗戰期間的發展時期。
鼎盛繁榮： 軍政高官司會集於此，車水馬龍
這五年內，遷入耒陽的各類機關、企業有多少?怕是誰也數不清，似乎是一夜之間，這座小縣城便人滿為患。
“車水馬龍”是當時耒陽的真實寫照，大量的軍政高官彙集於此，導致這裡的夜生活豐富多彩，尤其是歌舞廳數不勝數。朱顯琪說，有個部隊駐紮在老火車站那裡，附近有個人氣很旺的歌舞廳，一個很著名的歌星在那裡表演，每天晚上車來車往人來人往，他們幾個小兵試圖進去看一看都被門口的人攔住不讓進，非得是達官貴人才行，至少也要是團長以上級別的。
根據耒陽市志記載，1941年，耒陽人口總數位列湖南各縣(市)第一位，達到58萬人，此後幾年不斷增長突破60萬人。
市志可查的隨遷單位就有第九戰區司令部，省黨政軍群機關及工廠、科研單位百餘個。耒陽新建起造紙廠、藥品器材廠、液體燃料廠、兩個火電廠，新的汽車站，開展汽車與火車連營業務等，中央銀行等各大金融機構陸續進入。由於薛嶽對教育的重視，耒陽教育也急速發展起來，保立小學448所，並新建不少職業學校。
一時之間，耒陽繁盛無匹，切切實實地成為了湖南省的行政、經濟、軍事中心。
地理知乎 為何選址耒陽?
耒陽市地方誌辦公室主任鄭久芳認為:當年耒陽作為粵漢鐵路上的樞紐，是連結武漢-長沙一線與南下廣東的必經之地，其交通地位便決定了耒陽在整個湖南抗日戰場上的關鍵地位。
頻繁遷移： 半年輾轉桂陽嘉禾等五地
耒陽城歷史上有過這麼一段“省會歲月”，如今的耒陽人卻全然不知。
幾年前，耒陽作家朱文科在搜尋本地歷史資料時，偶然翻到耒陽竟然曾做過這麼長時間的湖南省會，頗為驚訝：“這麼重要的一段歷史，為何我們聽都沒聽說過?”回家詢問父親朱顯琪方得到確認。
朱文科有意識地尋找相關資料，跑了三級檔案局、圖書館等一切可能挖掘到資料的單位，又網上發帖求助了不少人。他遺憾地發現：除了八九十歲以上的老人個個都記得當年的省會繁華卻因年紀老邁無法完整回憶外，八十歲以下的耒陽人都不知道這段歷史。另一方面，耒陽市志辦從以往的市志中翻閱到相關信息，早在朱文科之前就在市領導的指示下開始蒐集資料，試圖編繪抗戰臨時省會材料，卻發現歷史資料少得可憐。
縣城的發展日新月異，已經找不到一處當時的省政府機關遺蹟。除此之外，官方史料上也找不到這位薛嶽來過省會耒陽的證據。目前唯一的記載，是出版家朱正的一篇散文，提到抗戰期間跟隨父母來耒陽短暫居住，曾兩次在耒陽見到薛嶽。
“薛嶽，我看見過兩回。一回是開全省運動會，他一身軍裝，戴著白手套，站在主席臺上。另一回是看戲，大約是他從長沙到耒陽來過春節，有一天下午為他演出了一場京劇……我就坐在薛嶽的後面。那天只有兩出戏：《薛仁貴徵東》和《精忠嶽傳》。第一齣戲結尾，薛仁貴班師回朝，皇帝走下御座迎接……這一齣戲的人還沒有下臺，下一齣戲的人就在鑼聲鼓點中從另一邊登臺了。他們擎著一面式樣尺寸和‘薛’字旗相同的錦旗，上書‘精忠報國’，下面一個大大的‘嶽’字。戲臺上出現‘薛嶽’二字，戲臺下響起掌聲一片。我還記得薛嶽那樂不可支的樣子。”
作為省政府主席，這五年來，薛嶽確實在省會耒陽與戰場長沙之間來回，他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長沙會戰。
朱顯琪在耒陽訓練三個月後，因前方戰事吃緊，便被匆忙送往戰場，駐紮在長沙市中山路過了個春節。1944年5月，日軍為了打通大陸交通線，以挽救孤懸南洋的日軍，進攻湘北，觸發第四次長沙會戰。
“日軍3萬餘人圍攻長沙，而我們國軍只有一個軍守備，就是張德能的第四軍，1萬多人。日軍飛機、大炮、坦克都出動了，我們運輸隊來來回回往前線送彈藥，很多戰友犧牲在敵機轟炸之下。”
這次戰役空前慘烈，朱顯琪所在連隊160人，打得只剩下他和另外幾個戰士。他受了輕傷暈過去，夜晚戰鬥結束醒來時，發現自己在死人堆裡躺著，四周全是屍體，他便爬出死人堆，逃離了戰場去江西尋找大部隊。
1944年6月18日，長沙淪陷，日寇分三路南進，直指衡陽市。同一日，省政府被迫從耒陽遷出，轉移到桂陽縣，半年內輾轉嘉禾、臨武、藍山，重回沅陵，直到1945年9月18日抗戰勝利最終遷回長沙。
耒陽作為八年抗戰期間最久的湖南省會，如今遺蹟不存未免讓人遺憾，只留下耒陽一中的杜甫墓，石碑為1940年時薛嶽派人所修建，並撰《重修杜公墓碑記》。碑文尚在，落款“薛嶽”二字(或是伯陵?)，已在“文革”中被生生刨去，徒遺兩個小石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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