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抗爭大串聯：全球清算新自由主義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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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他(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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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近幾個月來，從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到智利、厄瓜多爾、海地，工人、學生、中產與原住民紛紛走上街頭，對現有的政府體制發出結構性的質疑。這一連串的跨國抗爭運動雖然各有各的國內情況，但在深層機制上其實都是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迴響。隨著新一輪全球經濟停滯期的到來，過去幾十年裡積累的社會分化與不滿情緒終於一觸即發。新自由主義馳騁40年後，其所帶來的“市場的非人格化暴政”終於使這個曾經的神話不攻自破。本文從宏觀經濟、社會結構、政黨政治、輿論傳播等多重力量對厄瓜多爾與智利兩國近期的大規模社會抗爭做了動態、全方位的考察。

新一輪大規模的抗爭運動正在席捲全球——從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到智利、厄瓜多爾、海地……不過，發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這一波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Versoblog近期發佈了對拉丁美洲研究者、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的高級講師傑弗裡·韋伯（Jeffrey R. Webber）的訪談，討論和梳理了這些鬥爭的根源和軌跡。

在傑弗裡·韋伯看來，拉丁美洲的這些抗爭運動，雖然每一例都有其特殊的政治動態，但是它們的共同根基都是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在這個區域的迴響。當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立即被捲入了那場危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被深深嵌進美國市場的同時，南美洲受到的影響卻被推遲了。拉丁美洲的南美部分，與中國——這一新興的全球積累中心建立了更深的聯繫，從而保持了南美關鍵出口產品（尤其是礦產、農產品和石油天然氣）的商品價格穩定。而美國和歐元區仍然沒有真正復甦，因此當中國經濟增長開始出現緩慢時，沒有新的經濟動力來彌補這一相對疲軟。到2012，大部分南美洲地區深陷經濟危機的泥沼，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這些高度依賴石油出口的經濟體在2014年中期油價大跌時受到了嚴重打擊。從2012年開始，出現了持續的下滑期，無論表面上是左翼

▍厄瓜多爾：原住民與底層的反IMF聯盟

今年三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意向厄瓜多爾提供42億美元貸款，作為102億貸款計劃的一部分——其中拉丁美洲開發銀行出資18億，世界銀行出資17億，美洲開發銀行出資17億，餘下的由一些小型多邊組織提供。依照慣例，這些貸款的附加條件是借貸國家的“結構性改革”，主要集中於減小財政赤字、勞工改革、增加外匯儲備，以及要求採掘部門給出跨國公司更好的開發條件，等。雖然表面上指向赤字問題，但真正的問題是厄瓜多爾經濟的美元化，使該國失去了任何正常的貨幣政策能力，並使得進口過分便宜，而工業加工品出口則貴到無法維持。儘管厄瓜多爾產油量僅佔全球石油產量0.5%，但該國經濟仍嚴重依賴於這種出口商品的外匯。2014年中期，油價暴跌是一個全球經濟危機傳輸到厄瓜多爾的關鍵機制。GDP在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以較高區域標準分別增長3.5％，7.9％，5.6％和4.9％，後急降至3.8(2014)、0.1(2015)、-1.2(2016)、 2.4(2017)和1.4(2018)。

前厄瓜多爾總統拉斐爾·科雷亞（Rafael Correa）的左翼政府執政長達十年（2007-2017），執政的前一半時期，厄瓜多爾經濟高速騰飛，石油租金保障了重要公共和社會支出的增長。與此同時，在跨國資本的控制下，礦業和石油部門的“採掘資本主義”愈演愈烈，這意味著科雷亞與原住民及其象徵的社會生態運動之間的對抗也日益加劇。同時，科雷亞堅決反對工會，他執政的兩屆

科雷亞的右翼繼任者莫雷諾（Lenín Moreno）在2007-2013年期間擔任科雷亞的副總統，與科雷亞同是PAIS Alliance（主權祖國聯盟運動，中左翼社民黨）的成員。他在2017年選舉作為PAIS候選人獲勝，然而上任後，他立即猛烈地反對其前任，以反腐為名清洗政府。隨著中美之間地緣政治競爭的加劇，莫雷諾背離了科雷亞相對而言與中國更緊密的格局，而表現出對美國的效忠。他縮短了阿桑奇在倫敦厄瓜多爾大使館庇護，將厄瓜多爾重新開放給美軍，並支持美國扶植的區域一體計劃，這一計劃的推出旨在取代更為獨立的、排斥美國和加拿大的南美國家聯盟。傑弗裡·韋伯總結道，莫雷諾政權在任何意義上都可以被視作一個面目清晰的右翼政權，無論莫雷諾曾在科雷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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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次抗爭的爆發的催化劑是莫雷諾政府對汽油和柴油補貼的縮減，導致汽油價格和柴油價格急劇上升。這將厄瓜多爾自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以來持續的社會動盪推至高峰。

從10月3日開始，全國性抗議活動持續了11天，揭露出莫雷諾政權的壓迫與軟弱無能。當貨車司機發出了第一聲怒吼後，運動的前鋒被厄瓜多爾土著民族聯盟（CONAIE）接管。鑑於厄瓜多爾土著民族聯盟自1960年代以來的模範位置，當前這個局面在這一整個區域可以被視作一種的左翼-原住民抗爭的曙光。激進的原住民抗爭隊伍從那些最貧窮的地區（土著地區和貧困地區的重疊並非偶然）匯聚到基多，穿戴著原住民斗篷（ponchos）的激進隊伍再一次成為了厄瓜多爾階級鬥爭和原住民鬥爭的紐帶。原住民遊行的其中一條橫幅很好地體現了這點：“IMF滾出厄瓜多爾”。學生、失業者、不穩定勞動者、工運人士陸續加入到隊伍中，與武裝部隊和警察發生激烈衝突。接下來的幾天裡，基多四處可見路障和被燒燬的汽車。

原住民領袖和政府間的談判在聯合國和天主教會的代理下完成，以撤銷這項對柴油和汽油的補貼削減而告終。最重要的是，激進的原住民運動和廣大人民群眾的聯盟再一次揭示出IMF所帶來的的通貨緊縮、生態破壞、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傲慢。這種自我組織、密集的網絡化、自下而上的激進運動的斑斕形式，是拉丁美洲的先鋒。

▍智利：新自由主義綠洲神話已經破裂

1973年，在美國CIA支持的推翻左翼民選總統阿連德的軍事政變，帶來了皮諾切特的軍事獨裁。在“芝加哥小子”的推動下，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全球範圍內首先被強加於智利。整個後-獨裁時期，智利被視為新自由主義增長和政治穩定的典範。然而，在多種修正案後，1980年代獨裁時期的憲法仍然大行其道。傑弗裡·韋伯給出的數據顯示，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後的幾年中，按地區標準衡量其GDP，處於較高的增長水平——分別為5.8（2010），6.1（2011），5.3（2012），4.0（2013）。隨後，大宗商品蓬勃發展期的結束帶來了其GDP漲速的放緩，在2014-2017年間，分別是1.8，2.3，1.7和1.3的增長率。2018年經歷了猛進（4.0）後，2019年隨著世界經濟的惡化，智利GDP的漲速再次放緩。

中左和中右翼共享的意識形態前提是，技術官僚孤立決策和社會的去政治化，這樣市場非人格化的暴政可以自由充當社會衝突的最終仲裁者。儘管增長還算穩定，但智利社會的不平等狀況駭人聽聞——十個智利億萬富翁擁有的資產佔其總GDP的16%。同時，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靠信用卡生活，為了生活中鉅額開銷負債累累。這些開銷包括：私有化的教育、醫療、養老金、高速公路、供水服務以及針對窮人的隱形嚴厲稅收（例如高價的公共交通費用）。智利的家庭債務在拉丁美洲國家中最高，佔其GDP的45.4%。現實中最令人心酸且諷刺的劇情是，總統塞瓦斯蒂安·皮涅拉通過向智利平民階層介紹信用卡業務，賺取了其自身預估總資產28億美元中很大一部分。不平等同樣擴展到司法系統，主流政黨與這個國家的巨型寡頭的非法勾結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即使在極少數情況中經濟犯罪得以充分曝光並且被給予有罪的法律認定，這些大佬們也不會入獄，而是被判處很小的罰款——小到都比不上腐敗交易過程中所產生的利潤。同時，在主要城市的小巴路線上，私人安保（在最窮的街區則是武裝警察）監視工人階級，企圖逮捕那些逃票者。罰款可能是鉅額的，有時高達幾百美元，甚至伴隨著入獄。這一次團結的階級意識，事實上是對於逃票者的廣泛同情，和同時生髮的對公司逃稅者和其政治聯盟的強烈憎惡。

傑弗裡·韋伯指出，這波運動明確地指向智利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秩序。如果說柴油和汽油的價格上漲是點燃厄瓜多爾反新自由主義革命的火花，那麼在智利，這個火花就是地鐵票價的上漲。聖地亞哥擁有全世界最貴的公共交通系統，在2010至2015年間，票價累計上升了40%。抗爭舞臺上第一個角色是學生，學生們在地鐵裡組織了一次“大規模逃票”示威，參與者以逃票作為集體抗議的方式。而警方回以無端的暴力鎮壓，這激起民眾的憤怒和對於逃票行動的支持。伴隨著總統迅速宣佈的緊急狀態，國家安全部隊展開了更多的暴力，中止了各種憲法賦予的權利，宵禁首先在聖地亞哥實行，然後擴展到很多其他城市，軍隊和裝甲車抵達街道——這是1990年以來的第一次。皮涅拉進一步呈現出皮諾切特的黑暗時代的特徵，它宣佈了這個政權正與其內部敵人展開“戰爭”。多數人的反獨裁情緒受到了鼓舞，智利人活躍了起來，開始違反宵禁和嚴厲的緊急狀態所試圖壓制的流動權和集會權。負債累累並正在向下流動的中產階級與普羅大眾團結了起來。兩週時間裡，運動的不斷大眾化和國家愈發暴力的鎮壓席捲了整個國家。

在這個意義上，整個新自由主義壓迫的後獨裁模型已經受到了質疑。事實上，這個國家的任何政治機制在民間都失去了信譽。聯合國發展計劃署近年來關於公民對國家機構的感受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2017至2019年間，這個國家80%-9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國家、政黨和政客沒有信任感。代表性危機已達絕對值。這場空前激烈的運動在階級邏輯的主導下，對準了地鐵站、大型連鎖超市、商場、高端零售店和能源公司總部，進行搶掠和縱火，小商店則在運動中被保護得很好。據估計有120萬人在聖地亞哥街頭，這可能是智利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示威。大約有3000人被捕——很多媒體報道了警察和軍隊對拘留者的酷刑、強姦、性侵行為。國家報告的死亡人數為20人，社會活動家和人權組織預估的死亡人數則遠高於這個數字。

目前，塵埃似乎已經落定。皮涅拉——他目前的支持率為14%，是自由民主制恢復以來，支持率最低的總統——中止了國家的緊急狀態和宵禁，並撤銷了公共交通的漲價。政府被迫取消原定於11月舉行的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和原定於12月舉行的COP25（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總統宣佈了一項12億美元的社會刺激計劃，旨在緩解民眾的不滿。國會將會討論養老金和薪資的改革，總統承諾了將向富人徵收更高的稅，並將各種私有的社會服務的價格固定在可負擔的水平。

傑弗裡·韋伯分析了運動的參與基礎。過去幾年學生運動打造出來的基礎顯然是這一運動可以爆發的關鍵。最早的萌發可以追溯到2001年，當時有5萬名聖地亞哥的高中生上街。2006年，所謂的“企鵝反抗”（指穿著黑白制服的高中生）在全國範圍內有140萬的學生參與，是繼獨裁接近尾聲時民主動員運動以來最大的示威活動。2011年，大學生的運動動員聲勢更加浩大，並且以不同的方式與早期工人行動、馬普切人和其它原住民解放抗爭，以及社會生態運動連結了起來。集會形式的大眾民主被重新引介到智利的政治文化中，婦女和青年佔據大眾運動的前沿，群眾運動在廣泛的社會中得到了巨大的支持。皮涅拉當時也在任，在抗爭最高峰時，他的支持率一度下降至26%——是現在的兩倍，獨裁結束以來最低水平。在近來抗爭中，依舊是學生最初組織了“逃票行動”，並且，聖地亞哥的學生聯合會大樓成為了首都協調運動的大本營之一。

其次，和阿根廷一樣，智利近年來出現了激進的、大規模的、由不同族裔構成的左翼女權主義運動——這與學生運動的激進化以及組織的基礎設施在近年來顯然有重疊。受到阿根廷2016和2017年的事件啟發，智利的學生激進分子和其他人一起組織了計劃於2018年3月8日舉行的國際女權主義罷工。女權主義活動家們活躍於農業-生態、住房、教育、衛生、勞工、退休金、反性別暴力和墮胎運動之中，在2018年的“三•八”罷工組織過程之中確保了這些領域的交叉彙集，從而使智利28個城市、10萬人在那一天聚集在了聖地亞哥的主要道路上。取得了成功後，她們立即開始組織2019年“三•八”的罷工。在一年之中，她們的目標是將女權主義的視角擴展到社會各組織的活動中，因而擴展了女權運動的基本意義；讓不同組織之間的連結充滿活力；並且提出反抗不穩定生活的共同動員議程。到2018年5月，“8M女權主義者協調人”雨傘機構成立了。2019年5月8日，智利的女權主義者罷工成為了智利歷史上最大的示威活動，至少是在這一波準-起義浪潮爆發之前。在最近的鬥爭中，“8M女權主義者協調員”是第一個呼籲總罷工的組織。激進的碼頭工人工會和一些銅礦工會緊跟其後。碼頭工人可以讓國家20個港口關閉。各級學生聯合會則確保學校的關閉。之後，10月23日，銀行和企業關閉，全面停課，20個港口癱瘓，75%的工業部門關閉。根據“8M女權主義者協調員”領導人之一Karina Nohales，她們還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死亡、失蹤和受傷的真實人數，並揭露警察和軍官對於女性拘留者的強姦和性侵——在這方面，媒體非常沉默。

第三，各政黨在這場起義中均處於邊緣地位，包括那些左翼政黨。目前在大眾中仍然擁有信譽的只有兩個左翼政黨——傳統的共產黨和較新的廣泛陣線聯盟，後者包含智利新左翼的各種思潮，它也是2011年爆發的智利大學生運動的一個結果。不過，儘管這些政黨中的激進成員深度參與了這場抗爭，但群眾的反政黨情緒似乎也延展到了他們身上——儘管程度較輕，但也使得任何組織都無法起到領導和協調的作用。

智利的新自由主義綠洲神話已經破裂。儘管目前的運動正在平息下來，但是不同階層的廣大民眾已經不再懼怕國家暴力，並且對於國家權威的尊重也消失殆盡。智利主流政客那一套技術官僚和“市場說話”的暴力已經被揭露。異質化的智利工人階級開始有了階級鬥爭的意識，而負債累累的中產階級也開始左傾。但是讓傑弗裡·韋伯擔憂的是，街頭政治缺乏明確性並且變化無常。街頭政治在不同階級組成的無差別“反政治”情緒之中，可以輕易地轉變。他舉出巴西在2013年的例子，工人階級和不穩定的勞動者走上街頭帶著左翼政治議程反對加價，然而兩年後，一個倡導反腐敗、安全和恢復秩序的極右翼政治就接管了街頭，並逐漸成為了博爾索納羅議會外的群眾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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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澎湃思想市場”，原題為“全球運動觀察｜拉美反新自由主義抗爭：從厄瓜多爾到智利”，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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