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0年生在上海，家住在法租界的萬宜坊，當時已經進入抗戰時期，但要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日本人才進入上海的租界，之後我們一家到外公居住的崇明島避難。1946年抗戰勝利後全家去了
臺灣。1981年，我第一次從美國回到上海，由於1979年中美建交，第二年中美開始學術交流，美國科學院跟中國科學院互派學者，一年一屆，每屆約20餘人。我申請到第二屆，申請入選的學者要有自己的研究計劃，我報的章太炎研究。
汪榮祖
到了上海以後，才知道需要一個單位落腳，我就找了復旦大學。當時復旦大學朱維錚、姜義華、李華興是歷史系思想文化組三位傑出的年輕學者，帶頭人是蔡尚思老教授，蔡尚思當時還是副校長。當時我住在淮海路附近的錦江飯店，每天坐車往返到復旦。記得第一次到復旦，蔡尚思居然在門口迎接“外賓”，他那時已經是老先生了，我很感不安。我第一次回來看到的上海，跟我7歲離開那會幾乎沒有改變，引起我很多童年生活的回憶，心情很激動，在上海不期遇到唐德剛，他也有同樣的經驗，初抵國門時偷偷到洗手間拭淚。
《章太炎全集》
本來我計劃1981年9月份來大陸，因為復旦歷史系靳文翰（1979年曾選為中國世界現代史研究會首屆會長，也是同年成立的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理事）教授約我提前兩個月來，他在復旦組織了一個暑期夏令營，在全國範圍招了40名教美國史的年輕教師來學習。那個時候美國史教材都是用蘇聯的，靳先生說想聽聽在美國是怎麼講美國史的。由於時間短暫，整天密集上課，當時沒有空調只有電風扇，大家都很辛苦，但相處很好，還錄音整理了我的口頭講稿，油印兩冊。
汪榮祖（左）與何炳棣（中）合影
趁首次來大陸的難得機會，我到處走了走看了看，還找到兒時居住的地方。秋天時，我從上海坐船到武漢，正好趕上參加辛亥革命70週年紀念會，會上遇到何炳棣先生，他在長江邊上舀了一瓶水帶回美國，我給他拍了一張正在舀水的照片寄給他，他寫信謝我說：“蒙攝揚子江邊濯手一照，至感，至感。波蘭天才音樂家蕭邦遠赴巴黎時攜故鄉沙土一袋。餘以炎黃子孫決心一親長江之水，正此意也”，他的遊子故國之思，令我十分感動。
回美國以後完成研究計劃，我用英文寫了《追尋現代民族主義：章炳麟與革命中國》（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zhang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於1989年出版。
在復旦研究期間，我主要是查找資料，與朱維錚、姜義華等人討論交流章太炎研究的相關問題。朱維錚和姜義華都是周谷城的學生，我跟周老教授來往也很多，他曾提到如何教學生讀吉本的《羅馬衰亡史》，令我印象深刻。朱維錚去世之前我還跟他見過面，他也到過臺灣。與姜義華也有不少見面的機會，他也到過臺灣，我曾介紹他與李敖見面。
章太炎的“文化多元觀”
我研究章太炎至今出版了四本書，兩本中文，兩本英文，還有一些論文。我自認最重要的發現是他的“文化多元觀”，我因讀柏林（I. Berlin）的《文化多元論》（cultural pluralism）得到啟發，瞭解到他文化多元論是從18世紀的維柯（Vico）和19世紀德國的侯德（Herder）的思想而來。維柯首先指出自然界與人文界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自然界的科技是一元的，但人文界因歷史、文化與價值觀的不同，是多元的。各種文化既然有不同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價值，不論高低好壞都有並存的必要。西方首先現代化，於是現代化往往等同西化，成為一元論述。但是，非西方國家西化之後，終於發現現代化不等於西化，俄國與日本是最好的例子。俄國的彼得大帝全心學習西方，要全盤西化，然而後起的親斯拉夫派（Slavephile）並不反對西方文化，但深覺俄國傳統文化有其並存的價值，因而重新關注俄國的傳統文化。日本的例子也是如此，明治維新以後，福澤諭吉是全盤西化派，但到明治中期的1880年代，以政教社為代表的日本知識分子，並不反對西方文化，但同時覺得國學與國粹有保存的必要與重要。他們並非一意復古，也不排斥西方文化，而是要維護日本文化的自主性，保持獨特的文化認同，與西方並肩，恢復國家尊嚴，與俄國親斯拉夫派的立足點基本相同，都是文化多元觀點。然而當中國面對西方文化，卻難產文化多元論，我很高興發現章太炎是例外，更發現他跟日本政教社諸君子有所來往，意氣相投。由此認知，來細讀章太炎於1910年寫的《齊物論釋》，絕非以佛解莊，而是提出文化多元的思想。章太炎自稱此文一字千金，可見他自己非常重視此文。我曾寫過文章詳細談過，我覺得這是章太炎最了不起的地方。
《章太炎生平與學術》
我寫章太炎的第一本書主要講他的民族主義，認為他的民族主義是現代的，是因反帝國主義而反無能抵禦外侮的清政府。我最早提出他的文化觀是1986年在杭州舉辦的紀念章太炎逝世50週年學術會議上，後來在臺灣發表一篇長文，詳論這個問題。2010年我又出了一本英文書，比較康有為的一元論與章太炎的多元論。這本書名叫Beyond Confucian China，《超越儒家中國》，因為我覺得康有為和章太炎都不是舊學的殿軍，而是新學的先驅。但英文版跟之前的中文版《康章合論》寫法完全不一樣。
章太炎
我最近更加感覺文化多元論的重要。很多人把自然科學跟人文科學混為一談，自然科學沒有中外之分，可以複製，但是西方的文學、哲學、藝術能夠照樣搬過來嗎？沒辦法。維柯說的world of minds和World of natural，這兩個世界不能混為一談，可是現在我們就混為一談了。章太炎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看到World of minds中minds是多元的。而現在我們在人文方面，還是在跟著西方走。2016年杭州G20峰會之後，上海舉辦“全球性百家爭鳴時代的中國學術”會議，檢討為何中國崛起而仍然文化入超，為何仍然用西方理論來解讀中國學術。復旦大學汪湧豪教授感嘆學術話語權由西方掌握，說是“中國人很少有自己的聲音”、發現有“忽視文化傳統和自己的價值”，出現“自我文化認同的危機，使得我們無法對自己所秉持的文化傳統集聚和彰顯，進而“影響到全球化的安排”。忽視文化傳統的價值、出現文化認同的危機、以及學術話語權的喪失。我認為這看到了問題所在，也想到章太炎的遠見。
轉自《中華讀書報》，內容有刪減。
《讀史三編》
汪榮祖 著
定價：58.00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19.7
閱讀更多 上海人民出版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