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競爭」楊原：兩極體系下大國戰略競爭的演化

楊原：兩極體系下大國戰略競爭的演化

作者：楊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國際政治科學》2019年第四期；時政國關分析

【內容提要】國際關係學界對兩極體系的理解壓 倒性地來源於美蘇冷戰這一個案例,現有理論對更廣闊歷史時空中兩極戰略互動的多樣性無法作出有效解釋。隨著中國崛起和中美兩極化趨勢的突顯,兩極體系理論需求的迫切性和現有知識的貧乏性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綜合運用演化博弈和案例研究方法,探究了兩極體系下兩個超級大國戰略競爭的演化規律。博弈模型顯示,兩極體系下的大國戰略競爭存在內生性的自我"剎車"機制,當競爭成本與竟爭目標價值的比值足夠高時,這種"剎車"機制就會發揮作用,促使競爭雙方尊重彼此的利益邊界,降低雙方的對抗程度;反之,戰略竟爭則會持續或升級。案例研究發現,多種具體因素會影響戰略競爭的成本—價值比不斷髮生變化,從而導致真實世界中的兩極竟爭過程千差萬別,但這些演化過程 都遵循本文模型所揭示的演化機制。當今時代戰略競爭的成本一價值比比歷| 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大,這決定了中美競爭將"註定緩和"而不會"註定一戰"。

本文研究的問題是:兩極體系下兩個超級大國的戰略競爭會沿何種路徑演化?是持續對抗,還是對抗不斷升級,還是逐漸緩和?是否存在決定兩極戰略競爭走向的內在規律?

(一)經驗困惑

國際關係學界對兩極體系的現有理解壓倒性地來源於美蘇冷戰這一個案例。①以結構現實主義為代表的現有理論認為,美蘇冷戰產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國際實力分佈的兩極結構。② 肯尼斯·華爾茲(Kenneth N.Waltz）在《國際政治理論》中譯本序言中說:"冷戰植根於兩極體系,只有在該系統崩潰的時候冷戰才能結束。"③換言之,蘇聯解體致使兩極結構終結才導致了冷|戰的結束;①只要兩極結構存續,超級大國之間的對抗和危機就會持續發生。⑤ 但事實上,在早於蘇聯解體的1990年11月,美國總統布什就已經正式宣佈:"冷戰結束了。"⑥更有觀點認為,早在戈爾巴喬夫決定大規模裁軍和不介人東歐變革的時候,冷戰就已經結束了。⑦ 按照這種觀點,兩極結構就不是冷戰的充分條件,冷戰可以在兩極結構依然存在的情況下結束。不管我們如何界定冷戰結束的時間節點,美國和蘇聯的戰略競爭最終演化為一| 種更富合作性的關係卻是歷史事實。① 兩極結構沒變,為什麼兩個極的關係變了?

讀者可能會說,之所以有這個困惑是因為我們是以結構現實主義為參照的,或者是因為美蘇冷戰比較特殊。可是如果跳出結構現實主義的窠臼和美蘇冷戰這個孤例,我們對兩極體系認識的迷茫感只會更加強烈。對於 實力分佈與和平穩定之間的關係,均勢理論和霸權理論的觀點截然相反。②在均勢理論內部,對於兩極結構是否真的有助於維持和平,同樣眾說紛紜。③回顧歷史上的其他兩極體系,有時兩極之間大戰頻仍且規模不斷升級（如羅馬與迦太基）,有時又能（在沒有核武器的情況下)保持一個多世紀的長和平（如宋與遼),有時兩極關係能夠從激烈爭鬥進化為相對和平（如晉與楚）,有時又能從保持現狀退化為無限戰爭（如雅典與斯巴達）。④體系結構都一樣,體系進程和結果卻千差萬別。顯然,沒有哪個現成的理論能夠對這些兩極體系同時作出解釋。但我們仍然想知道,究竟是什麼因素和機制決定著兩極體系下兩個極的戰略互動走向.

(二）現實關切

| 在理論界尚未對兩極體系的過程得出真正清晰認識的情況下,隨著蘇聯的解體和美蘇兩極的結束,學界對這個重要議題的研究迅速歸於沉寂。

|然而,欠下的功課終究需要補上。隨著中國崛起勢頭的持續,一個由中美兩國定義的新兩極體系正撲面而來。①中美兩國關係會因這次結構變化而向何種方向發展,將是整個21世紀上半葉國際政治的最核心關切。然而令人不安的是,面對如此重大的歷史性課題,我們所能借助的理論工具居然仍來自| "遙遠"的20世紀,我們最常參考的歷史經驗居然只是美蘇冷戰這一個孤例。

受美蘇兩極歷史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用"戰略競爭"來錨定| 當前的中美關係③,中美戰略競爭不可避免正在成為戰略界的主流看法①。"戰略競爭"一詞在國際關係理論文獻中有著特定的內涵,包括三個構成要素:一是有一對成員相對穩定的對手,二是彼此感知到對方的敵意和威脅,三是對彼此未來的衝突性互動有共同的預期。①儘管對於"戰略競爭"的精確定義學界還有爭論③,但它區別於國家間一般性戰略互動的一個根本特徵是,處於戰略競爭中的國家願意犧牲自己一定程度的繁榮發展以剝奪其對手的可能收益③。從這個意義上講,2018年美國從相對收益出發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以抑制中國發展,或可看作中美兩國進人戰略競爭的一個標誌。

那麼,中美戰略競爭的前景是怎樣的?是會不斷升級從而重蹈美蘇冷戰的覆轍甚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還是有機會走出惡性競爭,實現緩和與合作?要想對這些預測性問題作出可靠的回答,亟須發展和更新兩極體系理論。

(三）兩點說明

1.為什麼研究問題限定在兩極結構下?

除了上面提到的現實相關性外,設定這個前提還因為從理論上講兩極體系下大國戰略競爭緩和的難度大於多極體系。根據現有研究,當同時面臨多個戰略競爭對手時,國家會根據對手的威脅大小和相對實力差距作出策略性調整,向次要競爭者作出讓步以集中資源應對威脅最緊迫的競爭者。①在導致大國戰略競爭終止的原因中,除了自身戰敗或實力衰落外,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新競爭對手或威脅的出現。②而根據"兩極體系"的定義③,對於定義兩極的那兩個超級大國來說,除了對方以外沒有其他國家能夠對自己構成實質性威脅,這樣就不存在這兩個國家因為要對付更大的威脅或新威脅而緩和彼此之間關係的情況。排除第三方干擾後,兩個超級大國的互動更有可能鎖定在彼此衝突、持續對抗的惡性軌道上,而如果在這種不利情況下都存在令兩國競爭走向緩和的機制,那麼更一般意義上的兩極關係就更不存在"註定一戰(或冷戰)"的宿命了。

2.什麼是"大國"?

大國的戰略競爭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對象,因此有必要對"大國"(greatpower）作出明確的界定。一種常見的對"大國"的理解是將其劃分為能夠構 成體系一極的"超級大國"和"次等大國"(second-ranking great powers）兩 類。①還有一種做法是對"大國"作狹義的理解,將其僅指代那些能成為體系一極的國家。② 本文采用第二種定義,"大國"僅指那些能夠成為體系一極的超級大國。本文將不加區分地混用"大國""超級大國""極"三個術語指代同一類國家。除了"大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儘管其規模和實力存在差異,在本|文中均統稱為"小國"。

（四)研究方法和理論發現

本文綜合運用形式模型和實證研究兩種方法。形式模型方面,本文借 鑑演化主義路徑廣泛使用的不對稱鷹鴿博弈,建立了兩極體系下大國戰略競爭的演化模型,計算得出不同情況下的演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strategy,ESS）,並用複製者動態模型對演化過程進行動態模擬。實證研究方面,由於可供研究的兩極體系數量有限,難以作大樣本統計和定性比較分析,又由於各案例歷史背景差異很大,無法作嚴格意義上的受控案例間比 較,因此本文選擇序貫訪談法(sequential interview）。這種方法既可用於真實的訪談,也可用於案例研究,其核心思路是直接從任意案例入手,尋找該案例所反映的因果關係,然後選擇另一個與之前的案例有相似因素的案例,看是否有新的事實被發現,直到考察的內容和結果開始出現重複,由此即可得到關於所研究問題的相對完整的認識。①

本文的模型分析顯示,只要競爭的成本與競爭目標的價值兩者的比值足夠高,無論目標占有方在競爭中獲勝的概率有多大,這種相機策略（如果是佔有者就選擇強硬對抗,如果是爭奪者就選擇退讓)都能成為博弈的演化穩定策略;佔有方獲勝的概率越高,這種策略成為演化穩定策略的門檻就越 低。這意味著,大國戰略競爭存在內生性的自我"剎車"機制,當成本一價值| 比足夠高時,這種"剎車"機制就會發揮作用,促使競爭雙方尊重彼此現有的權力範圍,降低大國間的軍事對抗程度。案例研究先後考察了五個兩極案 例,空間橫跨東西方,時間覆蓋上古、中古和現代。結果顯示,多種具體因素 會影響戰略競爭的成本一價值比不斷髮生變化,從而導致真實的兩極世界中大國戰略競爭的過程千差萬別,但不同的演化過程都遵循上述模型所揭示的演化機制。

本文共分為五個部分:除本部分外,第二部分簡要回顧與兩極戰略競爭有關的現有知識;第三部分建立大國戰略競爭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大國戰 略競爭緩和的條件;第四部分運用序貫訪談法考察兩極體系案例,檢驗真實世界中兩極戰略競爭過程是否遵循本文博弈模型所揭示的演化規律;第五部分是結論．

為更好地釐清我們在"兩極體系下大國戰略競爭的演變規律"這個問題上| 已知和未知的邊界,本部分將簡要地批判性回顧學界對相關問題的現有認識。

（一)兩極戰略競爭

對於中國的崛起以及由此引發的中美戰略競爭來說,權力轉移理論似乎是分析這一問題的天然框架。①但需注意到,權力轉移範式本質上是將複雜曲折的大國戰略競爭高度簡化為一場大決戰以及雙方為準備這場大戰所做的準備。在權力轉移模型中,那場可能發生的體系戰爭（霸權戰爭)將一次性地、並且是決定性地確定霸權的歸屬。②但問題是,真實世界中很多時候並不存在這種大決戰,有時崛起國和霸權國能夠長時間共存,有時兩國會頻繁發生有限戰爭但誰也無法取得決定性優勢。在崛起國和霸權國長期相持共存的 情況下兩國互動的過程和趨勢如何,權力轉移理論所能告訴我們的十分有限。

與權力轉移學派不同,均勢理論對兩極體系的研究以承認兩個實力接近的大國可以長期共存為前提。兩極體系研究的核心議題是兩極結構是否 比其他類型的國際結構更穩定,相關探討構成了已有的關於兩極體系的知| 識的主幹。儘管如此,目前我們對兩極結構對兩個極的戰略關係究竟意味著什麼仍然不甚明瞭。

首先,兩極穩定論的自變量和因變量究竟分別指涉什麼,學界的認識一度存在混亂。"極"有時指體系中的一級大國,有時又是指聯盟集團。①不少學者對"兩極"（bipolarity,兩個超 級大國）和"兩集團化"|(bpolarization,兩個聯盟集團）的區別缺乏清醒自覺的意識,經常混雜使用。②"穩定"同樣有多種理解,有時指不發生戰爭或世界大戰③,有時指體系的無政府性以及決定體系結構的"極"的數量不發生改變④,有時又是指體系成員都保持獨立而不被其他成員吞併⑤。其次,即使按照狹義的、與本文議題相一致的定義,兩極結構本身究竟能否決定兩極的安全狀態,學界對此依然分|歧嚴重。既有堅持兩極有助於維持和平的⑤,也有對此提出質疑的⑦,也有認為兩極結構沒有特殊性、不是和平的必要或充分條件的①。總之,僅從體系的兩極結構狀態出發,不足以幫助我們理解該結構下兩極的戰略競爭過程。

(二)戰略競爭的驅動機制:觀念還是物質?

|建構主義認為,決定國際政治結果和國家行為的根本因素是居於主導| 地位的觀念結構。由於觀念是由施動者在互動實踐中建構而成的,因此它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當主導性的觀念結構發生變化時,國家行為也將因之發生相應的改變。正是基於這種理論認識,建構主義

但問題是,觀念是否真的是所有戰略競爭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已有學者從社會建構和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對戰略競爭的產生原理做了專門性研究,結果發現,社會化中的社會證據啟發(social proof heuristic)和認知失調 減少(dissonance reduction)是促使國際競爭產生和延續的重要機制。但同時,該理論也指出,國際體系中位於實力排序頂端的大國所面臨的社會化壓力比其他類型的國家都要低,大國與大國間競爭的主要驅動機制還是物質層面的理性計算。②

退一步講,即使假定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同樣主要受觀念因素的驅動,建構主義的樂觀預期仍然不能讓人放心。首先,建構主義對體系變遷的理論解釋本身存在缺陷③,其進步性理論預期與許多經驗事實相悖。例如,中國春秋時期近乎於洛克式的大國互動模式並沒有進化出康德文化,反|而退化為戰國時期殘酷恐怖的霍布斯文化。①事實上,正如建構主義學者本 身所承認的,建構主義實際上只是指出國際政治的變化是可能的,但並不認為變化是容易的。相反,由於社會建構具有不斷複製並對社會實踐進行訓練(discipline）和監督（(police）的力量,因此一旦某種觀念成為主導性的社會結構,國際政治的變化將變得非常困難。①

其次,觀念同樣可能導致衝突,社會互動同樣可能建構並固化敵對文化。根據理查德·勒博(Richard NedLebow）的國際政治文化理論,導致國 家間衝突和戰爭的第一動因正是榮譽和地位這種非物質性動機。② 根據塞 繆爾·巴爾金(Samuel Barkin）的現實建構主義理論,在現實生存理念下,社會互動和觀念建構機制將建構政治衝突,並將國家行為導向現實主義邏輯。③ 根據本·莫爾（Ben D.Mor)的研究,如果早期衝突事件與國家安全觀念的某些組成部分相結合,國家將產生一種長期的威脅感,導致競爭迅速陷入僵局,由此又會導致觀念與現實的自我強化,從而使信念、行為和結果陷入穩固的惡性循環。①總之,從觀念和社會建構的角度,我們並不能對大國戰略競爭的過程和趨勢作出可靠的判斷。

(三)戰略競爭過程:不斷升級還是逐漸緩和?

出於對宏觀理論忽視國家互動過程特別是負面互動過程的不滿,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一批學者轉而專門研究國家間的戰略競爭(rivalry）。

這一領域的一個核心議題就是:戰略競爭的過程是怎樣的?究竟是會隨時| 間的持續而不斷固化競爭關係、不斷升級衝突水平,還是會逐漸緩和或者增加競爭結束的可能性?

絕大部分學者持前一種論點。加里·戈茨(Gary Goertz）和保羅·迪赫（Paul F.Diechl)指出,國家間一旦形成持久性競爭,平均持續時間將超過40 年。①在持久性競爭中,衝突和對抗水平既不隨時間遞增,也不隨時間下降,而是保持大致水平的走勢,而且這種走勢基本不受國家主觀干預的影響。

| 兩位學者將這種模式稱為間斷性均衡模型（punctuated equilibriummodel）。② 布蘭登·瓦勒裡安諾(Brandon Valeriano）認為,引發戰略競爭的根本原因是相關國家採用所謂"權力政治戰略"(power politics strategies)應對競爭對手的威脅和解決彼此之間的糾紛。一旦使用了這些戰略,這些國家就將被鎖定在競爭關係中,除非這些國家停止使用這些權力政治戰略,否則競爭將不可避免,也無法消除。③

更悲觀的觀點認為,戰略競爭一旦形成,其衝突程度將隨時間的推移而升高並最終導致戰爭爆發。這種演化模式被 稱為"火山模型"（volcanomodel）。④ 保羅·亨塞爾（Paul R.Hensel）認為,戰略競爭的衝突水平會隨| 時間逐漸增加;一對對手的衝突歷史越長,他們的競爭關係往往越容易被鎖定,未來的衝突也將愈加難以避免。⑤ 邁克爾· 麥金尼斯(MichaelMcGinnis）和約翰 ·威廉姆斯（John Wiliams）認為,在競爭中.信仰體系和 官僚政策會隨時間推移而變得愈發強硬,從而使競爭行為愈發難以消除。

大衛·德雷爾(David R.Dreyer)指出,當戰略競爭涉及多個議題時,爭議議題的累加會不斷強化競爭雙方對彼此的"敵人"認知,同時也會增加競爭所牽涉的總體利益,從而使競爭愈加難以停止和弱化。①

當然,也有少數學者認為,戰略競爭的衝突水平並不一定會隨時間推移而固化或升級。克勞迪奧·喬菲-雷維拉（Claudio Cioff-Revilla）的實證分析顯示,戰略競爭的結束概率是一個關於時間的J型函數,亦即戰略競爭結束的可能性隨時間遞增。②斯科特·本內特（D.Scott Bennett)也發現,戰略 競爭存在"正向持續時間依賴"（positive duration dependence),戰略競爭持續時間越長,其結束的可能性越大。③ 但本內特自己也對這一發現感到困惑,認為這個規律有待做出理論上的解釋。

儘管學者們對於戰略競爭進程趨勢的認識存在分歧,但在如何改變既有競爭狀態這一問題上存在共識。學者們普遍認為,要改變或停止戰略競爭,需依賴外部環境的重大改變。戈茨和迪赫認為,持久性競爭非常穩定,要想打破這種衝突反覆出現的穩定模式,必須引入某種巨大的外部衝擊,例| 如世界大戰、領土變更、國際實力分佈變化、內戰、民族獨立等。⑤ 詹姆斯·萊西(JamesLacey)也傾向於從結構層面理解戰略競爭的演變過程,他認為大國戰略競爭源於某種重大的系統性衝擊,除非體系內出現新的更危險的威脅,或者原來競爭的某一方被徹底消滅,否則戰略競爭關係將被鎖定並且會不斷加強。①約阿希姆·倫茨蒂赫(Joachim K.Rennstich）認為,大國戰略競爭的強度取決於戰略競爭所處時代的經濟特徵,當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外部網絡聯繫、貿易和製造的國際相互依賴程度高時,戰略競爭的成本大,因而戰略競爭的頻率和烈度低;反之,競爭頻率和烈度高。②

應當承認,外部環境的確會為國家的戰略競爭設定具體的客觀約束條件,重大外部事件也的確會對國家間的互動進程產生衝擊。但同時也應注| 意到,在外部環境保持穩定不變的情況下,國家間戰略競爭的走勢仍然會出現顯著波動甚至轉折。這提示我們,可能還存在影響競爭過程的內生性機制。此外,在無政府體系中,塑造和衝擊體系環境的最大力量來源是定義國際結構的那些"極",如果說體系內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極"與"極"之間是和平(合作）還是戰爭(衝突）,那麼對於"極"與"極"關係 本身來說,又是什麼力量決定了它們的變化和走勢?現有研究基本上忽略了這個問題,而這正是本文探討的核心問題。

三、大國戰略競爭的演化模型

(一)理論準備1:戰略競爭的直接目標是權力的物質載體

建立大國戰略競爭模型需要確定大國競爭的支付函數,為此必須明確大國戰略競爭的目標,即大國為了什麼而競爭。傳統觀點認為,大國戰略競爭的主要動機和核心原因是土地。③ 事實上,包括大國戰略競爭在內的絕大多數國際衝突及戰爭都受土地空間因素驅動或與其直接相關。①不過,也有學者指出,除了土地以及以土地為載體的物質利益,大國同樣追求地位這種不能完全還原為物質的象徵性因素,地位是戰略競爭的重要動機。①邁克爾·克拉雷希（MichaelP.Colaresi）等學者因此將戰略競爭劃分|為空間競爭(spatial rivalries）和位置競爭（positional rivalries)兩類,前者的主要競爭目標是領土和土地,後者的主要競爭目標是地位。

|儘管領土並非大國競爭的全部,地位同樣是甚至有時還是更重要的競爭目標,但是地位、榮譽這些象徵性利益歸根結底需要通過權力的空間範圍(土地)來體現。這是由權力的基本內涵決定的。權力是關係型概念,是讓他人做其原本不願做的事情的能力。①權力所賦予的支配地位,只有在控制|與被控制、影響與被影響的關係中才能得以體現。假如世界上只有一個人,那麼這個人也就無所謂是否擁有權力,無所謂地位高低。而人總是依附於一定的空間(土地)之上,因此國際政治中一國地位高低的一個直接體現就是其所能影響和控制的空間範圍的大小。正因如此,即使是位置競爭,引發 衝突的直接原因也往往是對土地的爭奪。②事實上,土地除了資源和戰略位置等物質性價值外,其本身也具有重要的象徵性價值。③ 位置競爭只有按照地域範圍(比如全球性、地區性、地區一全球性等）進行分類才能準確地加以分析和理解。④

| 簡言之,戰略競爭包括了空間競爭和位置競爭,而位置競爭同樣離不開對空間的爭奪。因此大國的戰略競爭往往同時混合有地位和空間兩種動機。⑤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不同歷史時期,位置競爭所爭奪的具體空間形式 在不斷髮生變化,但不變的是對空間的爭奪本身。古代大國爭奪更多的是領土本身。近代大國則將擁有更多的殖民地作為贏得和證明自身權力地位的重要途徑。①二戰後,美蘇冷戰的爭奪焦點是雙方在全球的勢力範圍。冷| 戰後,無論是北約東擴還是"重返亞太",無不是美國維護自身霸權地位動機在地緣空間上的反映。即使是目前看起來似乎最不在乎地緣政治利益的特朗普

此外,對空間的爭奪決定了戰略競爭強度的上限。統計研究表明,凡是沒有引發戰爭的戰略競爭都不涉及領土爭端。③換言之,領土爭端是戰略競爭引發戰爭的必要條件。不僅如此,領土問題更容易導致衝突升級④,更容易引發軍備競賽⑤和對抗性軍事同盟生成⑥;涉及領土爭端的戰略競爭比僅涉及其他爭端的戰略競爭持續時間更長且更難解決①。將競爭目標限定於土地爭奪,是理論研究須首先聚焦於最敏感、現實影響最嚴重問題的應有之義。

(二)理論準備2:戰略競爭是有成本的

任何戰略競爭都是在互動中進行的,換言之,競爭雙方都清楚自己的行動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對方的收益,並且知道對方會根據自己的行動而作出相應的反應。② 這意味著,任何針對競爭對手的進攻性策略都會不可避免地招致對手的反制,這種反制將會在不同程度上給進攻者施加成本。進攻性 現實主義主張國家應儘可能對外擴張以確保自身生存③,但實際上,對外擴| 張會招致其他國家的反抗和制衡,由此帶來的成本有時會遠遠超過擴張的收益。事實上,以進攻性戰略謀求體系霸權是歷史上少數幾種能夠將有潛 力竟標霸權的大國推向亡國邊緣的途徑之一。④一項關於國家地緣政治競 爭的計算機模擬研究也表明,貪婪的武力進攻和征服策略通常不會得到預期的回報。⑤

即使不發生軍事衝突和戰爭,長期保持競爭和對抗狀態同樣需要支付高昂成本,比如必須持續高度關注對手的情報、規劃和其他政策制定;維持更大規模的常備軍,購買或者製造軍備。此外,持續的戰略競爭還須承擔顯著的機會成本,比如失去與競爭對手及其盟友的貿易和其他合作機會。①除了軍事和經濟成本,政治成本甚至會對戰略競爭起到更為關鍵的"剎車"作用。國際競爭過程中存在所謂的雙層博弈（two-level game）,競爭國國內政 治會對國際競爭產生重要影響。②顯然,戰略競爭的物質成本越高,國內觀 眾對未來戰略競爭的支持度就會越低,繼續戰略競爭的政治成本就越高。③實證研究也顯示,戰略競爭中暴力的使用程度與衝突後和平的持續時間呈 正比。④即使戰略競爭升級為無限戰爭,雙方不計一切成本只為消滅對 手⑤,這種情況仍然要受到雙方可用總資源有限這個根本物質條件的|約束⑨。

總之,戰略競爭過程中採取進攻性、對抗性策略固然會幫助競爭者在某些情況下佔據主動,但也將不可避免地承擔相應的風險和代價。相反,選擇防禦性甚至退讓性策略固然有可能將競爭優勢拱手讓與對手,但卻也能因此而規避相應的成本,從而使自己更有可能在競爭中堅持得更久。正如下面的演化模型將要展示的,高對抗性戰略競爭有高昂成本,這是導致大國戰略競爭不會持續升級、不會一直維持高強度對抗的根本原因。

(三)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主義路徑對戰略競爭的理解主要基於兩方面認識。一是真實世界中的決策者都是有限理性的①,受認知能力、情感、信息、組織程序等因素影響,行為體的決策並不完全依據精確的理性計算②。二是決策者在多輪互動中會主動或被動地試錯,通過系統篩選"遺傳"下適應性高的策略,"淘汰"適應性低的策略。主動試錯主要指決策者的學習。通過學習,競爭雙方可以 逐漸克服信息不對稱問題,不斷校正自己的策略選擇。③被動試錯則包括了| 國內政治壓力和國家自身興衰兩種機制。錯誤的、成本高昂的策略選擇會| 引發巨大的國內反對力量,甚至導致國家本身的覆滅,從而逆向篩選出相對正確的策略選擇。基於這兩點認識及前面的兩點理論準備,本節借鑑演化 主義路徑所廣泛使用的不對稱鷹鴿博弈模型①.就兩極體系下的大國戰略競|爭建立如下模型。

假定A國和B國是兩極體系的兩個"極",兩國為爭奪土地控制權展開戰略競爭。在每次競爭中,A國要麼先於B國行動,已經控制了所爭奪的土地,此時A國是該土地的擁有者;要麼被B國搶先,此時A國是該土地的入侵者。

進一步假定,在每次競爭中A國作為擁有者和入侵者的概率相等,B國同樣如此,且兩國都知道彼此的角色。② 兩國理論上都有4種可選策略,分別是無論自己是擁有者還是入侵者,都選擇對抗到底（HH);自己如果是擁有者則選擇| 對抗到底,如果是入侵者則選擇退讓（HD）;自己如果是擁有者則選擇退讓,如果是入侵者則選擇對抗到底（DH);無論自己是擁有者還是入侵者,都選擇退讓（

根據表1,可以計算出不同情況下該博弈的演化穩定策略。演化穩定策|略的基本含義是,該策略具有比其他策略更高的適應性,因此它可以阻止其他變異策略的入侵,使得行為體穩定地保持選擇該策略。①設F(i,j)表示遇到策略j時策略i的支付值,根據定義,如果對於所有的策略j(j=1,2.…· n.j≠i),都有F(i,i）>F(j,i),那麼策略i就是該博弈的ESS。根據這一標 準及表1的支付值,可以計算出不同情況下大國戰略競爭博弈的ESS(參見表2)。

如表2所示,無論擁有者獲勝的概率0值是多少,只要y值足夠大|(>1-g),HD都能成為博弈的ESS(見表2中粗體字內容）。這意味著,| 只要戰爭(相對於所爭奪土地的價值）的成本足夠高,在多次長期的互動中,大國將通過不斷主動或被動試錯,摒棄一味強硬的HH策略,轉而選擇這種相機策略（如果是擁有者則選擇強硬,如果是入侵者則選擇退讓)。當雙方都選擇HD策略時,客觀結果是雙方都尊重對方已有的權力範圍,雙方關係 將從戰爭和激烈對抗轉為和平與穩定。不僅如此,0值越大,亦即土地擁有者在戰爭中獲勝的概率越高,HD成為ESS的門檻1-0就越低。相反,如果÷值足夠小（當0

戰略競爭從持續對抗和戰爭轉變為彼此尊重權力範圍的演化過程可用複製者動態模型加以刻畫。複製者動態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如果某種策略的適應值大於所有策略的平均適應值,下一輪該策略被繼續使用的概率就會增加,反之則減少。② 設某輪（t,）大國四種策略HH、HD、DH和 DD的概率分佈為（x。,y。,2w。）,下一輪（t,+1）大國選擇HH策略的概率x,+=F。（HH)—,其中,F。（HH)為t輪 HH策略的預期效用,F。為該輪博F公"弈的平均預期效用,F。=r,×F。(HH)＋yo×F。(HD)＋x。×F。（DH)＋| w。×F。（DD)。其他策略同理。因為w。=1-x。一y。一=。,所以給定初始狀態下 HH、HD和 DH三種策略的概率（x、y、

考慮到實力相當情況下擁有者獲勝概率較高①,因此這裡只考慮。<0<1情況下大國戰略競爭的演化軌跡②。分別令0=0.75、C=1、V=?和 0=0.75、C=1、V=1,以分別考察1-00這兩種具體情況。

隨機擬定20組(x、y、x）值分別作為這兩種情況下 HH、HD和DH三種策略的初始概率。由於我們關心的是大國戰略競爭能否在無外力干預情況下自發地從戰爭頻發走向和平穩定,因此我們令隨機生成的初始 x值≥0.5。

用Sigmaplot14.0進行仿真模擬,結果分別如圖1和圖2所示。由圖可見,即使初始狀態下大國使用戰爭和強硬對抗策略（HH）的概率x較高,但經過一段時期的演化,策略分佈概率均收斂於均衡點（0、1、0),即雙方最終都趨向於選擇HD策略。③

圖1

上述演化模型顯示,大國戰略競爭存在內生性的自我"剎車"機制,當爭奪目標的成本與價值比足夠高時,這種"剎車"機制就會發揮作用,降低大國間的軍事對抗程度,並驅使競爭雙方尊重彼此已有的權力範圍。①對於正處於戰略競爭情境中的大國決策者來說,雙方發生軍事衝突的成本與所爭奪目標的價值的比值很難預先精確判斷,這使得真實情況下大國的戰略競爭過程有時會偏離理論模型的預測,但是在反覆多輪博弈過程中,戰爭的相對成本這個約束條件會持久地發揮作用.塑造最終的博弈結果。

上述模型印證了一個基本觀點:競爭涉及的利益越重大,越容易陷入衝突。② 對於兩極體系下的兩個超級大國而言,影響其所爭奪土地價值的除了附著於該土地的物質資源外,還包括了土地歸屬所反映的權力地位。顯然,擁有更多土地(國家)歸屬的大國享有更高的權力地位。而要獲得更高的權力地位,大國有時需要與小國建立同盟為其提供安全保障,以這種利益交換方式換取小國的依附和追隨。③出於維護自身聲譽和戰略信譽的考慮,大國有可能會受小國盟國牽連而與另一個大國開戰。④孤立來看,某個小國的陣營歸屬(乃至該國所擁有的物質資源）本身的價值可能有限,但如果對該國的爭奪會影響到此後對其他國家的爭奪,那麼該國的爭奪價值會顯著增高。⑤ 從這個角度看,聯盟牽連問題是導致某單個土地爭端對大國的價值增高從而使大國競爭向衝突對抗方向偏移的重要原因。①

戰略競爭的成本包括了諸多方面。其中最為直觀的影響因素是地理距離的遠近。②所爭奪目標距離自己越遠,爭奪需要耗費的資源就越多,為爭 奪該目標而發動戰爭的概率就更低,衝突持續時間就更短;反之概率更高,持續時間更長。③ 當然,對抗持續時間長短本身也會影響競爭成本。衝突持續時間越長,競爭對雙方物質資源的消耗就越多,雙方物質資源總量對各自戰略決策的剛性約束效果就越有可能顯現,同時國內觀眾對競爭的負面情 緒也會向決策者施加壓力,迫使決策者放棄或緩和對抗。此外,競爭對手對所爭奪土地的控制程度也對爭奪成本有直接影響。所爭奪土地是對手自身領土,還是對手的政治附屬國,還是僅僅存在軍事援助義務的同盟國,還是隻是一般的友好夥伴,顯然對手為捍衛該土地而願投入的資源是不一樣的,因此為該土地展開爭奪所需支付的成本也會存在差異。

上述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了真實的兩極世界中大國戰略競爭過程 的多樣性。但正如本節模型所揭示的,這些看似迥異的競爭過程存在著內|在的規律,下一部分將對其做出實證檢驗。

四、兩極體系的案例研究

本部分將採用序貫訪談法,對若干兩極體系案例進行考察,以檢驗真實世界中兩極戰略競爭過程是否遵循本文理論部分所揭示的演化規律。

(一）晉與楚

|晉、楚兩國競爭是春秋時期大國爭霸的核心和焦點,晉、楚兩國的歷史構成了春秋史的中堅。①在公元前 632年城濮之戰至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弭兵之會之間的80多年時間裡,國際體系基本處於晉、楚兩極結構之下。② 春秋時期大國競爭的主要目標是爭奪體系霸權。③為此,晉、楚兩國都想將 儘可能多的小國納入自己的領導範圍,兩國也因此而頻繁陷入衝突和戰爭。

公元前634年,宋國叛楚投晉,引起楚國的不滿。公元前633年冬,楚王親征,率領鄭、陳、蔡、許等國軍隊圍攻宋國,宋國遂向晉國求救。晉大夫先軫對晉文公說:"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①另一位大夫狐偃又向晉文公提供了具體的救宋策略:"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② 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弭兵之會的決議本身是對當時晉、楚、齊、秦等大國權力地| 位的直接體現。此次會議達成的協議規定,除齊、秦兩國外,其他國家均須同時向晉、楚兩國朝貢。與會各國對此均無異議,這反映了當時各國對晉、楚兩國所享有的超越其他國家的權力地位的一種共識,所謂"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之,則齊、宋免矣。"①即並不直接與楚國交戰,而是進攻楚國的屬國,迫使楚國自救。面對晉國的舉動,楚國提出:"請復衛侯而封曹伯,則楚亦釋宋之圍。"②晉國為了將曹、衛兩國也爭取到自己一方,決定暗中許諾曹、衛復國,爭取這兩國的歸附。③ 晉國這個策略雖然能夠既保持對宋國的保護,又籠絡了曹、衛兩國,但同時也存在一個顯而易見的風險,即晉、楚兩國很有可能因|此而直接開戰。最終在狐偃等人的勸說下,晉文公接受了這種風險,決心與楚一戰。④

公元前632年,晉、楚兩國在城濮開戰,史稱"城濮之戰"。結果楚軍大敗,隨後晉文公在踐土召開會議,晉文公由此成為諸侯盟主。⑤城濮之戰的起因是晉、楚兩國對小國歸屬的爭奪,晉國在決策過程中對戰爭的收益和成本做過權衡,最終對預期收益的追求超過了對成本的考量。晉文公成功地因這場戰爭而成為諸侯霸主,這又反過來激勵晉國及其對手楚國在未來的戰略競爭中更頻繁地使用強硬擴張（HH）策略。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在城濮之戰中,晉國保護宋國的方式是"圍魏救趙",即通過主動進攻楚國的屬國曹、衛,以實現保護宋國的目的。晉國之所以採取這種方式,而不是單純直接地保護宋國,固然因為曹、衛兩國距晉國更近⑤,同時也更深層次地反映出,春秋時期實施進攻的難度相對較低,單純的防禦或威懾難以有效保護小國不受侵犯,這也構成了當時國家間征戰頻發的重要原因。

除了宋國之外,位於晉、楚兩國之間的鄭國是晉楚兩國競爭的另一個焦點,鄭國也經常在晉、楚兩國之間搖擺。公元前597年,楚莊王為迫使鄭國徹底臣服於楚國,起兵圍困鄭國。晉國聞訊起兵救鄭。但晉軍剛到達黃河北岸就得到消息,鄭國已經與楚媾和,楚軍在鄙地駐軍封鎖黃河渡口。這時晉軍內部對於是否還要繼續發兵救鄭而與楚國開戰出現了分歧。中軍佐將先縠力主進兵,他說:"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①在其帶動下,晉軍決意與楚一戰,最終兩國在郊地開戰,史稱"邵之戰"。結果楚軍大勝,鄭、許等國都歸附於楚。②

接連的戰爭並未給晉楚雙方造成實質性的打擊,雙方都難以獲得對對方的壓倒性優勢③,但同時自身的資源又出現了極大的消耗。在這種情況| 下,晉國主動提出與楚國講和。④公元前579年,在宋國大夫華元的外交斡旋下,晉、楚兩國在宋國西門外舉行第一次弭兵之會,雙方簽訂了一個正式的同盟條約,盟約明確規定:"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菌危,備救兇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有渝此盟,明神殛之。"⑤晉楚兩國能夠就弭兵問題達成共識並願意簽訂盟約,這一現象本身就說明,長年戰爭帶來的巨大成本已經開始促使兩國考慮轉變互動方式,由代價高昂的相互征伐（HH）轉為停止戰爭、維持現狀（HD）。不過,此時HD戰略還沒有真正成為ESS,雙方互動模式又出現了一次反覆。公元前575年,鄭國再次叛晉投楚,進而發兵入侵晉國的屬國宋國。晉厲公於是發兵討鄭,| 鄭國隨即向楚國求助。楚國一度猶豫是否要違背第一次弭兵之會的盟誓去救鄭國。司馬子反力主救鄭:"鄭急而告我,若不之救,則無以詔來者。"⑨出於戰略信譽以及未來楚國在國際社會號召力的考慮,楚共王決定背叛弭兵之盟,親征救鄭。當年夏天,晉、楚雙方軍隊在鄢陵開戰,結果楚軍大敗。②儘管征伐的利益始終在誘使晉、楚選擇HH 戰略,但戰爭成本的不斷累積卻客觀上使得這種戰略逐漸難以為繼。有統計顯示,晉、楚兩國在城濮之| 戰至第二次弭兵之會間大小戰爭和軍事衝突有20餘次。⑧ 長期而頻繁的戰 爭令各國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鄭、宋等作為晉楚兩國爭奪焦點的小國飽受戰爭的荼毒。"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①"民死亡者,非| 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②在這種情況下,停止戰爭就成為當時的主流社會思潮。晉國大夫韓宣子就認為:"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畜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③可見當時是否弭兵已經關係到民心向背和霸權的得失。

與此同時,晉國國內公室權力日益衰微.卿大夫勢力日益膨脹,國內權| 力爭奪日趨尖銳,沒有足夠的精力和資源用於對外爭霸,所謂晉"實不能御楚,又不能庇鄭"④。楚國則面臨側後方日益崛起的吳國的巨大威脅。⑤在內外部環境的共同作用下,兩國都意識到繼續與對方對抗的成本超過了對自己的收益,最終兩國都接受了宋國執政向戌的建議,再次就弭兵達成協議。公元前546年夏,晉、楚、齊、秦、魯、宋、鄭等14個大小諸侯國在宋國召開規模空前的諸侯國間會議,商定晉楚弭兵,史稱"第二次弭兵之會"。

在此次會議中,楚國在兩國弭兵和結盟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更激進的建議:"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即讓晉國的屬國今後也要到楚國去朝覲,楚國的屬國也須到晉國去朝覲。這一建議的實質是晉、楚兩國共同對全體小國享有領導權,而不再區分哪些小國是晉國的屬國.哪些小國是楚國的屬國。最終兩國達成協議,除齊、秦兩國外,其他國家須兩面朝覲。⑤ 兩面朝覲| 增加了晉、楚兩個大國合作的收益,亦即增加了彼此背叛、重新開啟征伐的 成本。在戰爭成本不斷增加的根本約束下,晉、楚兩國最終放棄了相互武力擴張的互動模式,從此直到春秋末年,晉、楚兩國在中原再未發生過大的戰爭。⑦

(二)羅馬與迦太基

晉楚案例顯示,當成本足夠高時,兩極戰略競爭會從激烈武力爭奪|(HH）轉向彼此尊重對方勢力範圍(HD）。隨即引發的問題是,如果成本沒有高到足以對大國決策構成約束的程度時,初始狀態下HH戰略盛行的戰略競爭又會如何演化?帶著這個問題,我們考察第二個案例:羅馬與迦太基的戰略競爭。

在公元前3世紀中葉之前的很長時期裡,迦太基都是西地中海地區最強大的國家。公元前272年,羅馬共和國完成了對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征服,但它並未就此停止擴張的步伐。羅馬的崛起和擴張使得它與迦太基的戰略 競爭變得不可避免。①公元前 264年,雙方因爭奪西西里島北端的墨西拿(Messina）的控制權而發生衝突。儘管當時羅馬的戰略重心仍只是在意大利,但它認識到,如果放棄對墨西拿的爭奪,這個意大利與西西里之間的橋 頭堡就將屬於迦太基。與此同時,對於此舉將引發與迦太基的戰爭,羅馬人 並不特別感到畏懼。②事實上,在兩國發生正面交鋒時,兩國均處於鼎盛時期且實力大體相當,均未因擴張而面臨過物質資源方面的壓力。③ 在這種情|況下,第一次布匿戰爭爆發了。

|戰爭令兩國都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相比之下,迦太基的戰爭成本更高。在羅馬海軍奪得制海權後,迦太基難以繼續對西西里的迦太基城市進行徵稅,其在西西里的僱傭軍還因不能及時得到軍餉而發生譁變。與之相比,羅馬的大部分軍事開銷都由位於西西里東部的盟國敘拉古(Syracuse)負擔,而絕大多數戰事都發生在西西里西部,因此其經濟來源未受較大破壞。① 公元前241年,羅馬在埃加迪群島海戰中獲勝,迦太基被迫同意從西西里、撒丁及其與意大利之間所有島嶼撤出,交出所有戰俘並向羅馬償付鉅額賠款,第一次|布匿戰爭結束。② 迦太基由此在與羅馬的戰略競爭中從均勢走向劣勢。

第一次布匿戰爭中,羅馬儘管在戰場上人員傷亡很大,但國力並未受到根本性衝擊。在整個戰爭過程中,除與迦太基作戰外,沒有其他威脅分散羅馬的精力:沒有意大利北部高盧人的入侵,沒有意大利盟友的反叛,也沒有 出現與亞得里亞海各國的爭端。這一時期羅馬國內的社會壓力(民眾對債務水平及能否獲得法律和政治權利的普遍焦慮)也處於低位。③ 這些情況構| 成了羅馬最終贏得戰爭的基礎。戰爭結束後,羅馬先後在西西里和撒丁建立行省,消除高盧等意大利北部威脅,將邊境線北推至阿爾卑斯山,勢力範圍得到進一步擴展。

與此同時,迦太基也同樣利用雙方休戰的時機,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自身實力。事實證明,只要不遭到羅馬的永久性摧毀,迦太基就有能力重新變得強大。⑤ 迦太基先是平息了西西里和北非的反叛⑥,繼而在西班牙開闢殖民地,由此獲得了廣闊的商貿和製成品市場,不僅能夠在此供養軍隊,而且還有盈餘可以匯到迦太基作為未來戰爭的儲備金⑦。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成功開發以及由此帶來的實力恢復,使其有信心向羅馬發動新的戰爭。⑧ 到公元前220年漢尼拔決定遠征羅馬時,其已經控制了伊比利亞半島幾乎一半的 土地,擁有一支6萬名步兵、8000名騎兵和200頭大象的大軍,規模巨大的礦業生產則為其提供了充足的經濟保障。①

如果說第一次布匿戰爭還是一場由土地歸屬引發的計劃外戰爭②,那麼第二次布匿戰爭(公元前 219年一公元前201年)在很大程度上則是一場由 衰落的主導國向崛起國發起的有預謀的預防性戰爭③,迦太基發動這場戰爭的主要目的是確保自己的生存。④戰爭初期,羅馬軍隊節節敗退。公元前216年,漢尼拔軍隊在坎尼戰役中大勝,至少5萬名羅馬及其盟友士兵陣亡,數千名士兵被俘,意大利南部許多原本效忠羅馬的城市紛紛倒戈。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羅馬也並未選擇投降,而是斷然拒絕了漢尼拔派去和談的使者進入羅馬城的請求。⑤

坎尼戰役後,羅馬迅速調整戰略,避免與漢尼拔正面作戰,將戰爭拖入消耗戰。孤軍深入的漢尼拔獲得軍事資源的主要渠道是當地臨時歸降者提供的接濟。但隨著戰爭的繼續,漢尼拔難以爭取到更多意大利城邦的支持,而一部分原本歸降的城邦又重新加入羅馬陣營。在這種形勢下,漢尼拔自己也清晰地認識到,己方此前在戰場上所取得的勝利並不能夠對羅馬的實力基礎構成真正的打擊,僅憑自己和在意大利的友軍根本無法徹底征服羅馬。但當他向國內求援時,國內的求和派斷然拒絕了其請求。⑤ 在消耗戰背景下,勝利天平很自然地向更具資源可持續性的羅馬一方傾斜。

第二次布匿戰爭同樣給羅馬帶來了巨大的物質消耗,政府甚至一度無力開支軍餉。對此羅馬不斷進行經濟和軍事改革,包括重組貨幣體系、建立國家儲蓄機構、提高稅率、針對富人強制性徵收累進稅、擴大軍隊招募對象| 範圍等。① 這些改革幫助羅馬人克服了經濟困難,並於公元前 204年成功組織了由執政官普布利烏斯·西庇阿率領的3萬大軍、40艘戰艦和400艘運| 輸船遠征迦太基本土。②不僅如此,在第二次布匿戰爭間隙,羅馬還於公元前211年至公元前205年與馬其頓交戰（第一次馬其頓戰爭）,併成功阻止了馬其頓的擴張,迫使迦太基艦隊無法利用伊利裡安和希臘港口進攻意大利。③ 這些都說明,儘管戰爭消耗巨大,但並沒有到羅馬可使用資源的極限。

最終,第二次布匿戰爭再次以羅馬勝利而告終,迦太基放棄阿非利加以外全 部領土,只保留10艘艦船④.在事實上已經失去了繼續參與大國戰略競爭的|資格,而羅馬則正式確立其在中西部地中海地區的霸主地位。

與迦太基的兩次戰爭均獲勝且自身消耗在可承受範圍之內,這促使羅馬的對外政策日益富於進攻性。第二次布匿戰爭後,羅馬又接連發動第二次馬其頓戰爭(公元前200年一公元前197年）、敘利亞戰爭(公元前192 年一公元前188年）、第三次馬其頓戰爭（公元前171年一公元前168年)和第三次布匿戰爭(公元前149年一公元前146年）,侵略和擴張成為羅馬的主導戰略。⑤ 羅馬之所以能夠持續採取擴張戰略並不斷取得勝利,一個關鍵性 原因是羅馬能夠將新徵服的土地迅速融合為一個整體並從新徵服土地中有效汲取人力和物質資源。⑥⑤ 這種能力使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戰爭成本| 的約束,從而能夠在與對手的軍事對抗中笑到最後。這種正向反饋反過來又塑造和強化了羅馬崇尚進攻、尚武好戰的民族文化。①

（三)雅典與斯巴達

在晉和楚、羅馬和迦太基兩個案例中,戰略分佈的初始狀態都是HH戰 略為主導,只不過由於戰爭成本的約束情況不同而導致了兩者演化過程和結果的不同。我們隨即需要考察另一類情形:在初始狀態是 HD戰略為主導的情況下兩極戰略競爭的演化過程。為此我們將在本小節和下一小節分別考察雅典與斯巴達和美國與蘇聯的戰略競爭過程。

|公元前 479年波斯入侵希臘失敗後,雅典迅速崛起。②公元前457年,雅典在奧諾斐塔(Oenophyta）戰役中擊敗玻俄提亞（Boeotia）,隨後埃伊納島（Aegina）投降成為雅典附屬國③.雅典的擴張由此達到頂點。但隨後,雅典的埃及遠征軍被殲滅,這促使雅典放棄了在希臘本土的進一步擴張。③公元前446年,雅典和斯巴達簽訂《三十年和約》。《和約》規定,雅典放棄在伯羅奔尼撒所取得的據點;如果出現爭端,只要雙方中任何一方願意將其提交仲裁,則另一方不得對其發動武力攻擊;雙方須保持本《和約》締結時各自的同 盟狀態,任何一方的盟國發生背叛並轉投另一方,即視接受該國的一方違背本《和約》;中立國可根據自己意願加入其中一方。⑤

|《三十年和約》不僅正式確立了雅典和斯巴達海陸分治希臘世界的格局①,更為重要的是,它明確規定了兩個大國防禦性的行為規則。修昔底德將《和約》簽署到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這段時期描述為雙方積蓄力量伺機向對方發動決定性打擊的準備時期,這一看法與當時的史實不 符。②真實情況是,這段時期雅典和斯巴達都恪守了和約,均表現出明顯的|保持現狀傾向。

與人們通常的印象相反,從《和約》簽署到公元前433年,雅典並沒有四處擴張,而是表現出明顯的維持現狀偏好。③ 公元前 446/445年,數度被毀的意大利南部城市錫巴里斯（Sybaris）的倖存者向雅典和斯巴達提出幫助其重建城池的請求,雅典積極回應並幫助其建立了名叫圖裡（Thuri)的新城,但這座新城並不隸屬於雅典,而是一個泛希臘化的城市,在組成其人口的10個部落中,只有一個是雅典部落。④隨後大約在公元前42/41年,圖裡卷人與斯巴達舊殖民地塔拉斯（Taras）的戰爭並且失敗,但雅典對此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如果雅典建立圖裡是出於帝國的擴張,很難解釋它為何會聽任其輸給斯巴達的殖民地。公元前434/433年,圖裡爆發內部衝突,雅典和斯巴達都聲稱圖裡是自己的殖民地,當時科林斯與科基拉（Corcyra）已經因埃比達姆諾斯（Epidamnus）內戰而處於敵對狀態,雅典和斯巴達兩大陣營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已經非常大,就在這種情況下,雅典仍然同意圖裡訴諸德爾菲神諭的仲裁而沒有采取任何行動。⑤

與雅典相似,斯巴達在公元前446—433年這段時期沒有增加新的盟國,|也沒有進行針對雅典的戰爭準備。⑥ 公元前440年,雅典同盟的兩個成員國薩摩斯(Samos)和米利都(Miletus）爆發戰爭,米利都慘敗遂向雅典求援。

雅典因此派艦隊前往薩摩斯,推翻了原有的寡頭政權,建立民主政權。但在|雅典軍隊撤離薩摩斯後,一些薩摩斯人與波斯總督皮蘇特涅斯密謀,重新奪| 回薩摩斯政權,並將俘獲的雅典在薩摩斯的駐軍交於皮蘇特涅斯。受其影響,拜占庭人也宣佈反叛雅典。①這一事件對雅典構成了極大威脅:薩摩斯 本身就擁有強大的海軍,拜占庭的反叛更有可能在雅典帝國內部引發連鎖反應,最重要的是,薩摩斯人同時還在尋求伯羅奔尼撒的支持。這一切的關鍵都取決於斯巴達的態度,如果沒有斯巴達的支持,雅典的大多數臣邦不會| 冒險與雅典開戰。②可以說,雅典從來沒有像這時那樣瀕臨被反叛的盟國打敗的危險。③然而,從公元前433年科林斯人在雅典公民大會上的發言可以| 看出,當時伯羅奔尼撒同盟內部對於是否援助薩摩斯人意見不一,而斯巴達則至少默許了反對派的意見,並沒有趁此機會對雅典採取任何行動。①

直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兩年,雅典和斯巴達對戰爭依然非常猶豫 和謹慎。公元前433年,科基拉殖民地埃比達姆諾斯發生內戰,埃比達姆諾| 斯民主派求助科基拉未果,轉而求助科基拉的母國科林斯,由此引發科基拉 和科林斯的衝突。科基拉代表出席雅典公民大會請求雅典提供援助,雅典人的第一反應是拒絕。⑤即使最終雅典決定與科基拉結盟,也明確將同盟的性質限定為"防禦性同盟"(epimachia）,以避免違反《三十年和約》⑤,並且只派出一隻10艘戰船組成的小型艦隊⑦。所有這些都向斯巴達釋放出雅典無意於戰爭的信號。①

與雅典一樣,從科基拉危機開始,斯巴達一直非常謹慎,努力避免捲入與雅典的直接軍事衝突。在科基拉尋求雅典援助的同時,科林斯也希望斯巴達提供哪怕少量象徵性的兵力,但出於對戰爭的謹慎,斯巴達在這次事件 中沒有為科林斯提供任何援助。② 在琉基姆尼(Leucimme)戰役之後,斯巴| 達要求科林斯通過談判或仲裁解決紛爭。③ 公元前432年,在科林斯的遊說下斯巴達終於決定向雅典開戰,但即使到這時,斯巴達對戰爭依然是謹慎和猶豫的。它首先去德爾菲問卜,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又向雅典派出3個外| 交使團,其中有兩個都可視為斯巴達為達成和平解決方案、避免戰爭所做的努力。

儘管雅典和斯巴達主觀上都不願與對方開戰因而盡力保持克制,但在盟國的唆使和權力動機的驅使下,斯巴達人最終還是選擇了向雅典開戰。

與古希臘世界大多數戰爭一樣,這場戰爭所要爭奪的主要目標並不是對方 的領土,而是對方乃至整個體系對自己領導地位的承認。⑤斯巴達清楚地意識到,如果不聽從科林斯等盟友的請求而拒絕向雅典宣戰,自己所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就有可能分崩離析,這是其無法承受的。

公元前432年,在斯巴達公民大會上,科林斯代表明確警告說,如果斯巴達聽任雅典在墨伽拉（Megara）和波提狄亞（Potidaea）的挑釁而無視盟友的援助訴求,那麼這將意味著"將你的朋友和族人出賣給他們最大的敵人,並迫使我們其他盟邦在絕望中尋求加人其他的同盟"①。科林斯作為伯羅奔尼撒同盟的重要成員,一旦真的背叛斯巴達甚至倒向雅典一方,將會引發連鎖反應,使得墨伽拉等其他伯羅奔尼撒同盟成員背叛同盟,這將對斯巴達的實力和影響力造成重大打擊。②更重要的是,如果斯巴達拒絕科林斯的援助請求,將向外界釋放一種負面信號,使伯羅奔尼撒同盟成員和雅典人都認為斯巴達是軟弱的,從而使雅典人更加大膽,並使伯羅奔尼撒聯盟更加渙散③,斯巴達人從其先輩那裡繼承下來的在希臘的領導地位也將因此而被削弱④。

此時的斯巴達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如果同意科林斯的訴求,自己將捲入與雅典的直接戰爭;而如果拒絕,則將面臨同盟解體的巨大風險。⑤然而,對自身聲譽和同盟信譽的考量以及失去盟國支持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放大了斯巴達實施武力競爭的利益,使其最終突破了遵守15年的防禦性戰略,於公元前431年向雅典開戰,該兩極體系最終以體系戰爭方式而告|結束。

(四)美國與蘇聯

在雅典和斯巴達的案例中,儘管兩國一開始的互動處於(HD,HD)這種|相對和平的狀態,但當競爭所涉利益增大時,HD戰略未能抵禦 HH戰略的人侵,兩國最終陷入了曠日持久的大戰。那麼,如果對抗的成本足夠高,大國是否能夠抵禦利益的誘惑而保持原有的穩定狀態呢?本節將考察另一個初始狀態同樣是 HD戰略為主導但競爭成本極其高昂的案例:美蘇競爭。

美蘇兩國真正意義上的戰略競爭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兩次世界|大戰對人類造成的巨大災難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改變了人們對戰爭曾經有過的正面評價,這使得包括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內的主要國家從二戰結束開始就對戰爭這個策略選項極為審慎。① 而真正使得美蘇兩國不僅在主觀意圖上從未考慮過主動向對方發動戰爭,而且發自內心地懼怕兩國發生直接戰爭的根本原因,是核武器的出現。隨著1945年的"原子革命"和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熱核革命"的完成以及洲際彈道導彈的出現,所有的領導人都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們所處的世界已經徹底發生了變革,相互摧毀使得沒有任何一個戰爭參與者能夠在戰爭結束後倖存。② 核戰爭所導致的這種極為確定的巨大成本使得戰略防禦在二戰後的大國安全互動中佔據了主導地位。③

在核威懾所建立的相互確保摧毀態勢下,美國和蘇聯儘管在很多問題上存在巨大分歧和利益衝突,但在一個問題上兩國的目標始終高度一致,那就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以及美蘇之間的一般性戰爭和核戰爭。為此,美 蘇雙方都努力將彼此的衝突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④ 事實上,冷戰體系與1945年以前國際體系的一個最顯著的區別就是冷戰時期大國對戰爭的極端謹慎。從冷戰一開始,美蘇兩國都將避免與對方發生直接戰爭作為對外戰 略的首要前提。例如,有證據表明,1950年斯大林之所以支持朝鮮發動戰|爭,是因為他相信此舉不會招致美國的反對和介入。①與此相一致地,美蘇儘管在全球持續開展激烈的地緣競爭,但都很有"默契"地尊重對方的"後院"地區。根據國際軍事爭端數據庫（MIDData）的統計數據,1946年至 1991年,美國軍事挑戰蘇聯東歐盟國和蘇聯軍事挑戰美國拉美盟國的次數均為0。②

在發動戰爭有可能導致兩國直接軍事衝突的情況下,出於對核戰爭的 恐懼,美蘇兩國寧可選擇放棄戰爭,哪怕這麼做會使大國間權力對比向著對自己不利的方向改變③,這是此前的國際體系所不曾有過的④。這一點在 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得到了充分體現。美國對古巴革命的一系列鎮壓和破壞行動,是導致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的重要推動因素。⑤蘇聯意識到,如果不能很好地滿足古巴尋求安全保障的需要,蘇聯將很有可能失去在古巴的影響力。出於保護古巴的目的,赫魯曉夫於1962年5月做出決定,在古 巴秘密部署核導彈。⑥10月美國得知蘇聯在古巴的舉動並做出封鎖古巴的決定後,兩國衝突迅速升級為隨時可能引發核大戰的危機。肯尼迪要求蘇| 聯立即撤出在古巴部署的導彈,而赫魯曉夫則表示這樣做必須以北約從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基地撤出木星導彈作為交換。②

在這場危機中,美蘇雙方的決策都承受著失去同盟戰略信譽的風險。在危機過程中,卡斯特羅給赫魯曉夫施加了極大的壓力。①很顯然,蘇聯如果在與美國的這次對抗中退縮,將很可能失去卡斯特羅的信任。而美國如果同意蘇聯用其在古巴的導彈與美國在歐洲的導彈做交易,同樣等於向全世界宣告美國在蘇聯壓力下退縮了,同時也就意味著美國接受了蘇聯將古巴導彈與美國在土耳其的導彈相提並論的做法。② 然而,儘管兩國在這次危機中所牽涉的利益都極其重大,但在核戰爭的可怕後果面前,兩國領導人仍| 然都選擇了妥協。最終蘇聯撤出了在古巴的導彈,而美國則承諾不對古巴實施軍事入侵併默許撤出在歐洲的導彈。

古巴導彈危機的和平解決表明,當美蘇兩個大國有可能因爭奪某個小 國而發生直接戰爭時,避免戰爭是兩國的首要利益。導致這種局面產生的根本原因是核武器相互確保摧毀的巨大成本。③ 古巴導彈危機使美蘇兩國都深刻認識到避免衝突升級對確保兩國乃至全世界安全的重大意義。一位前蘇聯大使在回顧這場危機的影響時指出:"對於美蘇雙方以及各自的領導 者們來說,1962年10月所發生的事情具有極其重大的教育意義。它使得人們第一次意識到,核毀滅是有可能的,因此外交冒險政策應當被排除在大國 決策選項的範圍之外,與此同時,超級大國間應當建立和追求更安全、更具建設性的關係。"④

事實上,古巴導彈危機的確成了美蘇冷戰的一個分水嶺和轉折點。在此之前,美蘇之間動輒以動用核武器威脅對方,而在此以後,兩國再也沒有為獲取政治、外交利益而對對方發出過核威脅①,冷戰也由此進人了長期"停戰"階段,在這一階段兩個超級大國的競爭被它們對核力量的恐懼所抑制②,兩國之間的直接危機變得罕見和短暫。即使是堅持進攻性戰略的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其進攻性戰略在政治領域的核心手段反而是緩和（detente）,即"國與國之間的爭端和衝突不應通過戰爭、不應通過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脅來解決"③。

美蘇冷戰緩和最突出地體現在核軍控領域。④ 古巴導彈危機一年之後的1963年,美蘇兩國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停止水下、太空和大氣核試驗。

1969年,美蘇啟動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s Talks,SALT）,並於1972年達成《美蘇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將雙方進攻性洲際導彈凍結在現有水平,並對反彈道導彈部署數量做出限制。1974年, 雙方又簽署《美蘇限制地下核武器試驗條約》。1979年,雙方簽署《美蘇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強調將雙方擁有的核彈頭數量減少到2250枚,並禁止新的武器計劃產生。⑤ 此外,美蘇還於1975年達成《赫爾辛基協定》,就戰後歐洲國家邊界問題達成共識。①

里根上臺後,美國一度重新採取對抗性的對蘇政策並重啟軍備競賽,這段時期被稱為"第二次冷戰"。①儘管如此,1982年兩國仍然參與了"削減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START）的談判。1987年,美蘇兩國簽署《中導條約》,標誌著美蘇第二次緩和走向高峰。隨著戈爾巴喬夫對內改革和一系列裁軍撤軍政策的實施,美蘇對抗逐漸被一種更加合作的關係取代。

(五)宋與遼

宋、遼對峙是研究兩極體系的一個理想案例。③ 兩國的戰略互動經歷了|相對和平一相互征戰一相對和平—相互征戰一持續和平的全部過程,剖析該案例可以幫助我們更完整地觀察兩極體系下兩極戰略競爭從衝突到緩和的作用機制。根據序貫訪談法,如果該案例仍未發現超出本文理論研究所得出的認識,即意味著案例考察已經飽和,可以就此做出結論。

北宋建立之初,試圖緩和與遼的對抗,瓦解遼與北漢的聯盟,進而爭取以贖買方式和平收復燕雲失地。④961年,宋太祖敕令邊境各州禁止人民越遼境盜馬,以免滋生事端。⑤ 但平定北漢是宋統一中原的必要環節,因此宋| 遼還是因北漢問題而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衝突。968年,宋軍趁北漢發生內亂之機進攻北漢,北漢遂向遼求援,遼援軍與宋軍交戰並擊退宋軍。宋、遼兩國互動就此由最初的彼此和平滑向了相互交戰。第二年,宋

| 970年,契丹六萬騎兵襲擊定州,宋派將領田欽祚領兵三千禦敵且互有勝負。①宋對遼實力也頗為忌憚,且分化遼與北漢關係對宋平定北漢至關重要。⑤在雙方實力相當且均不願為戰爭支付過多成本的情況下,974年遼向| 宋致書表達了講和願望:"今茲兩朝,本無纖隙,若或交馳一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舊好,長為與國,不亦休哉?"⑥宋對此積極響應,最終 達成"雄州和議"並建立平等外交關係。⑦這是宋遼兩國戰略互動中第一次由衝突走向緩和。

儘管如此,宋遼的核心矛盾——幽燕地區的領土歸屬———並未解決。更重要的是,此時的戰爭成本尚未對兩國特別是宋構成約束。宋太祖計算了與遼作戰的經濟成本:"我以二十匹絹購一契丹首,其精兵不過

979年宋太宗征伐北漢勝利後,突然決定向遼開戰,企圖一舉收復幽燕, 兩國關係再度由緩和轉向衝突。最終宋軍在高粱河戰役中慘敗。契丹則受| 此役獲勝的激勵,於979年和980年先後發動三次報復性進攻,結果雙方互有勝負,繼續保持原有疆界。②986年,宋太宗趁遼聖宗年幼,發動二十萬大軍第二次征伐契丹,史稱"雍熙北伐",結果宋軍再次失敗。③ 此役過後,宋被迫由戰略進攻轉向戰略防禦。①宋

雍熙北伐後,從988年至1002年,遼多次侵宋,雙方始終互有勝負,宋軍無力深人追擊和圍殲來犯的遼軍,而遼軍也無法成功攻佔入侵地區。⑥ 屢次伐宋均徒勞無功,使遼高級將領普遍產生厭戰思想⑦,蕭太后也"有厭兵意"⑧。在此情況下,遼制定了以戰促和的對宋方略。③宋真宗繼位後,也希| 望與遼結束戰爭,但宋並沒有因此在領土問題上對遼妥協退讓,而是選擇在強硬回擊遼軍事入侵的基礎上對等求和方仍是互有勝負。兩國邊打邊談,最終於1005年1月在擅州達成和議,兩國各以戰前疆土為界,宋每年為遼提供二十萬匹絹和十萬兩銀,史稱"擅淵之|盟"。① 兩國關係再次由衝突走向緩和。

渲淵之盟得以達成的一個關鍵原因是宋、遼勢均力敵。②雙方均無法在軍事上完全壓制對手,而雙方又都不願繼續承擔戰爭的成本,這種狀態在擅|淵之盟之後一直得以維持,從而造就了宋遼兩極長達120年左右的和平。

當然,任何雙邊關係在兩國長期共存和互動中都會不可避免地出現起伏波動,宋遼也不例外。1041年,遼興宗乘宋與西夏交戰之機,遣使向宋提| 出索取關南地區的要求,被宋堅決拒絕。經過反覆談判,雙方於1042年9月達成協議:宋增加二十

五、結 論

根據定義,戰略競爭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在互動中進行的。既然是互動,就必然會承受阻力。就像物理世界中摩擦阻力永遠不會為零一樣,只要開展戰略競爭,就必須支付成本。假如兩極戰略競爭是""一場大戰定勝負"| 的一錘子買賣,那麼相對於競爭目標價值的競爭成本對競爭本身所具有的"剎車"作用就很難顯現,因為單輪的討價還價（bargain）總是有可能因信息不對稱和承諾問題而陷入缺乏效率的衝突或戰爭。①而如果兩極戰略競爭是兩極長期共存下的多輪博弈,那麼上述"剎車"機制就有機會發揮作用,逐 漸劃分出兩極各自的利益邊界並形成尊重彼此權力範圍的規範。②現實情| 況是,兩個超級大國長期共存從而形成兩極結構理論上可能,歷史上多次出現,當前正在發生。

在當今這個大國無戰爭時代,中美兩國無疑將長期共存。從這個意義 上講,兩極體系路徑比權力轉移路徑更適合被用來作為分析當今及未來中美關係的理論框架。核武器、經濟相互依賴及其他顯而易見的因素,使得當 今時代競爭成本與目標價值比的比值可能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大,這意味著,如果中美競爭存在宿命,那也只會是"註定緩和",而恰恰不會是"註定一戰"。不過,與美蘇及歷史上其他兩極競爭聚焦於地緣和安全領域不同,|當前中美競爭的主戰場是科技和經貿領域,這些低政治領域的競爭儘管也須支付顯著的成本,但畢竟不會立即直接威脅兩國的主權、政權和國土安| 全,因此中美競爭"剎車"效果的顯現或許需要更長的時間。

| 當前我們對兩極體系的認識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沒有明顯進步,而那個時代以美蘇冷戰這一個案例為經驗基礎的兩極理論甚至對這個案例本身的解釋都很難令所有人信服。① 面對正在形成的中美兩極結構,如果繼續以這樣樣本奇少、漏洞明顯的陳舊理論為分析工具,很可能會對我們對中美戰 略互動的認識及政策制定產生誤導。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學者已經為加深 人類對當時兩極體系的理解貢獻了他們的智慧和力量,對於21世紀的新一 代學者特別是中國學者而言,面對當今相似而又不同的國際形勢,努力擴充兩極體系數據,銳意創新兩極體系理論,既是責任,也是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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