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幾天，去看守所會見一個涉嫌犯罪的當事人，快結束時他問：律師，警察訊問時我有權保持沉默麼？電視劇裡都是這麼演的。
這個問題把我嚇得一激靈，那一刻李莊和熊昕靈魂附體，我不是一個人在回答！我不是一個人！
我說：你這問題有爭議，很多警察並不認同，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朗勝在答記者問的時候，說過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一貫堅持的精神。而不得強迫自證其罪，代表著我國刑事訴訟初步建立起沉默權規則。
我邊說邊回頭看會見室的門，空空蕩蕩，大概緊張過度讓我產生了這裡不止一個人的幻覺吧。
二
前段時間，江西南昌的熊昕律師會見時，隔壁提訊室的民警恰好路過，靠在敞開的門框上“旁聽”。
後來，這位民警的證言成為指控熊昕涉嫌辯護人偽造證據罪的關鍵證據。
不時有同行來問我們怎麼看這事，儘管我們在刑辯業務上也算小有研究，卻只能苦笑著表示：這不是法律問題。
作為法律問題，它早就有了答案：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變化不在本罪的打擊範圍之內。
- 法律文件上，無論《刑法》第306條的條文表述，還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編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裡，都足以明確辯護人毀滅、偽造證據罪中的“證據”，僅包含書證、物證等客觀上的證據，和言詞證據中的證人證言。
- 理論研究上，包括張明楷教授在內的多位著名學者，也都認為本罪犯罪對象的範圍並不包含嫌疑人/被告人供述。
無論法律還是理論，都毫無爭議。
但實務中對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三
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是，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要將全案卷宗移送，人民法院審查之後，認為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才決定開庭審理。
開庭只是形式，實際上案件要怎麼處理，開庭之前就已經有結果了，法官完全站在檢察官那邊。
1996年對《刑事訴訟法》修訂，特意改變了這一做法，要求庭前只能移送主要證據複印件，完整的卷宗只能在庭後才移送。
當時的反對意見很大，認為這是對法官和檢察官的不信任。
但是，如果法官幫著檢察官認定犯罪，那如何讓人相信審判的公正？
只不過，這個做法也仍有問題，它直接導致辯護律師在庭前不可能看到全部證據，甚至能看到多少證據，完全取決於檢察官願意讓律師看到多少。
對律師的不信任，就這樣一點一滴地累積著。
2012年對《刑事訴訟法》的第二次修訂，又恢復了開庭前移送證據的制度。
有人興高采烈：“時代證明了法官還是值得信任的！”
最高法卻多次強調，庭前移送是為了更好地保障辯護權，使案件的爭議在庭審中解決，切實發揮庭審功能。
這邁出“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第一步。
而後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量刑規範化，刑事辯護全覆蓋……無一不是為了讓刑事辯護律師真正參與到刑事訴訟中，確保刑事案件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能得以實現。
四
總是有很多人不理解：那個犯罪分子罪大惡極，為什麼還會有律師為他辯護？
因為你怎麼能確定那個坐在法庭中間的被告人，真的犯了指控的罪行？真的能獲得公正的審判？真的能罰當其罪？
因為不信任警察，有了各種取證程序的規範，檢察機關的立案監督，批准逮捕，審查起訴，羈押必要性審查……
因為不信任檢察官，才需要由法官居中裁判，需要辯護律師來對抗，需要建立和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因為不信任法官，才要堅持“以審判為中心”和庭審實質化，堅持證據裁判，堅持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適應……
因為不信任辯護律師，才有刑法306條的辯護人毀滅、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
這所有不信任的舉措，都是為了讓大家信賴的司法更值得信任。
而彼此之間原本不夠信任的公檢法律，也因這些制度的存在而能建立起最初步的信任，這才是刑事訴訟該有的模樣。
五
在看守所會見時，律師不關門很常見。有時候是根本就沒有門，更多的時候，是律師相信《刑事訴訟法》第39條寫著的，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至於趁人不備的竊聽，顯然更加應當受到禁止！
但如果一個人終因其言論而受處罰，那禁止說話才是真的保護。
當熊昕律師坐在曾經的座位對面，隔著鐵窗與自己的辯護律師交談時，或許會想起那天，熊昕坐在韓福忠對面，他的背後是敞開的大門。而那時，每個人都以為那是雲淡風清的一天。
現實當中任何的刑事辯護過程其實都是在裸奔，所以關沒關門，有門沒門，實際上都不重要。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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