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名人谢声溢之三
谢氏通谱
老汉
修谱，不管哪个朝代，不管哪个地方，也不管哪方姓氏，都是全体族亲同心协力、共襄盛举的大事。如果某个家族出了个人物，且这个人物还比较显赫，那修谱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作为益阳历史上的首个专员，谢声溢在他的任上就遇上了谢家修谱这桩盛事。从1944年动议、酝酿，到1946年修订、印制，几乎涵盖了他当专员的整个任期。因为他是专员，所以谢家修谱，就似乎不是谢氏家族一族的事，而是全益阳都知晓的大事。特别是修谱进入实质性的1945年，正逢抗战胜利，作为专员的他，你不想让老百姓知道，都几乎成为不可能。因为这时的谢专员，在老百姓心目中，几乎成了胜利的代名词，淳朴的益阳人，把对抗战胜利的感激，都记到了这位专员头上。
谢声溢其所以有这么高的声誉，乃因为在抗战前期，他参加了南昌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中期，因工作关系，基本和益阳保持了比较紧密的联系，如两次帮益阳断案等。特别是后期，是益阳人的他还成了益阳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为益阳人长脸不说，还为益阳人做了许多实事：如两次处理伤兵闹事，净化社会治安；动员商会和船家排客捐款，为纤夫修会龙山栈道；秉公裁决“共党”案件，妥善处理国共摩擦；为萧山令遗孀安全运送十万光洋的抚恤，为何宣将军回家乡养病打造安全住所；为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17位益阳籍军人建造墓地，为曾驻益阳的国民党第九十九军打造烈士纪念碑……一桩桩，一件件，都记在益阳人民的心里了。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他在白骨塔广场主持“益阳军民公审汉奸大会”，宣布处决伪县长陈炳辉，更是将他的声望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老百姓几乎把“抗日豪杰”“锄奸英雄”等赞美都堆到了他的头上。
关于这个汉奸、伪县长陈炳辉的事，这里还得简单介绍一下——
陈炳辉，1904年出生，益阳邓石桥人，1927年东渡日本留学，1930年回国在复旦大学任教，1937年日本占领南京后愤然辞职回乡，在益阳“同盛”钱庄就职，长期被派到汉口处理汇兑业务，虽然低调而不愿显露身份，但终因娴熟的洋务能力与汇兑技巧，在同行中脱颖而出，成了益阳金融界的一大能人。如果没有后来的日军占领益阳，他也许就在益阳的金融领域平平安安过一生。
可是到了1944年6月，日军占领了益阳，因为会日语，他被推任为龙麟镇维持会长，与日本人周旋。一个月后，又被日本人控制下的汪伪政权任命为益阳县县长。可能认为自己不是汪伪政权里的国民党员，也可能是出自对汪精卫的不满吧，他不穿当时汪伪政府规定要穿的中山服，一年四季包括六月间，都是一袭长衫，以示保持中华之正统，华夏之传人。为了遏制日本人在益阳的暴戾，他利用自己是县长的身份，接过日本人“东亚共荣”的口号，多次举办“中日一家亲”“八百年前是一家”等亲善活动，使日本人占领益阳后的残暴行为有所收敛。如果就是“维持维持”，“亲善亲善”，兴许日本人走后，这汉奸的帽子还戴不到他头上来。
但有一件事却掩盖不了陈炳辉成为汉奸的事实：
这便是，日本人进犯益阳后，县政府的官员都躲到资江南岸的新市渡去了。可是，在资江北岸的城区，日本人却遭到了益阳军民、包括美、英、挪威等国际友人的抵抗，而一时过不了江。而躲避日本人的县政府却反而钻进了日本人占领的南岸。如果说，县政府南移这个局面不能怪罪于陈炳辉，但他为了保命，在和日本人的谈判中居然同意在龙山港设一个妓院，并组织了20多名妇女来慰安日本人。虽说这些妇女多数是私娼，是平素政府打击的对象，但她们毕竟是我们的姐妹，是华夏的子孙，你作为父母官，不但不去保护她们，反要她们去慰安这些异族的畜生，还不准她们收钱，你良心何在？你所代表的政府是做什么用的？
鉴于此，1945年益阳光复后，陈炳辉这个伪县长的丑恶行径很快被上报中央政府，年底得到批复认定，这是典型的汉奸行为，1946年3月，由谢声溢亲自主持，在白骨塔广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汉奸陈炳辉死刑，就地枪决！
抗战胜利这一年，谢声溢恰好满35岁，也就是益阳人认为的“男做三十六”，是须吃掉一些“凶数”的。谢声溢不是一般的人，用什么方式纪念呢？这年，刚好谢家修谱已进入到了实质性阶段，于是有人提议，将修谱的规模扩大，不仅将益阳的谢姓囊括进去，将湖南全省的谢姓都包括进来，于是“谢氏族谱”便成了“湖南谢氏通谱”。读者诸君如果对传统文化有所了解的话，这也应该是益阳乃至湖南修谱史上的奇迹，并且因为谢声溢的地位和声望，他也成了事实上的“湖南谢氏通谱”的主修人。如此年轻就主持修谱，这在修谱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里顺便说一句，除了地域涵盖了全省，并且还无分党派及政治取向。如当时远在延安的谢觉哉，也被收纳到了谢氏通谱中，且是谢声溢的上一派，谢声溢应该叫他叔叔。按说，谢觉哉是共产党的红人，也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然谢氏通谱却将其赫然录入，可见谢声溢胸心，也可见他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这里先不谈“谢氏通谱”的内容，仅就这部“巨著”的成书和印制，在当时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因谢声溢是民国的新潮人物，其政治定位、内容篇章、制版式样，既要符合三民主义，又要顺应时代潮流，还要符合传统礼制，这三者须糅合在一起，以显示新文化，采用白话和新诗等，又要照顾老八股，遵循阴阳、君臣等内涵，还须有名人的题字题词，有望族的祝贺，有权贵军阀的写序、合影等。而这，显然是益阳修谱史上没有过的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就须把益阳有学问的人都召集拢来，于是，在这部《湖南谢氏通谱》里，有前清的举人、当代的学者、摄影师、缩放师、木刻师、活字排版师、老版雕刻师，各色工匠等一大堆。
据说，有名的雕刻师就有10多个。因为那时没有制图术，更没有现在的这种电脑，有什么图案或特殊的字体，是须特别雕版来完成的。当时益阳最有名的雕刻师都被盐纱号笼络。所谓 “盐纱号”，实则是钱庄，因光复后，国民政府明令禁止印制私钞，可这些年老百姓被官钞法币害苦了，先有汇票、通金券、军票，后有金圆券、银圆券，尤其是汪伪政权的“田福金”，使老百姓大受其当，而又告状无门，便再也不相信官钞了，所以日伪政权倒台后，这些钱庄的老板便大批高薪纳聘高级雕刻师，印制私钞。如当时有名的“吉昌”盐纱号老板曾海楼，就聘请了10多个雕刻师，这次见谢专员修族谱须雕版，便慷慨援助了他8名雕刻师。
另外，通谱里还有大量人像或全家照等，这是需要有“缩放”技术的专门家来应对的。而这类专家是须到“霞光” “容芳”“中国”等撮影馆才能找到。注意，这里 “撮影馆”的“撮”，不是老汉写错了，而是当年益阳的摄影店包括报纸都是这么写也这么叫的。最后，是一家叫“曙光”的撮影店老板胡学，以“益阳撮影公会理事”的名义，为之提供了无偿服务。这些七七八八的人加起来，修谱的专业人才共有38人之多，加上文字、后勤和谢氏族人长辈等老者，共计80 余人。
谢氏通谱是1944年下半年着手修编的，按说，在抗战期间这样大动干戈修谱是很不合时宜的。另外，谢声溢作为专员，如此“光宗耀祖”，也犯了官场之大忌，而且极容易授人以柄遭同僚攻讦。但谢声溢却没有，反而得到许多同僚乃至上司的捧场。如发来贺电的有：71军87师少将副师长黄炎（益阳），5军22师少将副师长廖耀湘， 71军88师少将参谋长傅碧人（安化），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夏楚中（桃江）。
其中搞笑的是夏楚中，这位淞泸抗战的主将，其电报是这样拍的：“闻悉侄修谢氏通谱，光宗耀祖，盛事也！特表祝贺，望继续为老子们增光添彩，叔老夏。”据说谢声溢看了电报就笑骂开了：“这老夏，比老子大不了五六岁，就卖老称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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