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尹希宁 陈俊晓

马婷正在跑向她的家，一间于铁道边涵洞旁搭建的木屋

杨朋又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他曾对劝说自己回暂住地的社工说：“我不想回来了，不想回去读书了，我就喜欢流浪。我不受你的限制，我有自己的想法。”

杨朋并不是孤儿，但他“失去”了父母。

母亲非婚生下他一年后，离家出走，音讯全无。六年后，父亲因罪入狱。他从丹东老家一路辗转被送到广西南宁的亲戚家。

此后的六年间，他渴望过家庭的庇护，但却一次次地从亲戚家逃跑，从好心人提供的住所中逃跑，从学校里逃跑……他能一口气跑到20公里外的地方，能在野外找木头搭建床板，也能在报废的车里入睡。

他能想象的最安全的地方是“天上”——因为，那里“没有人碰我”。

今年7月10日，民政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12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就加强“事实孤儿”保障工作出台专门意见。

根据意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

民政部的摸底排查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事实孤儿”约有50万名。

“父母犯罪，子女无辜，孩子一天天成长不能等，父母的错误不能影响孩子的生存和成长。”此次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表示，“关键是要落到每一个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上，要一个都不能少。”

在广西南宁的城中村，人们在寻找杨朋，四处打听着那个“小圆脸”、“站起来比游戏机高”、“特别能走”的13岁流浪少年。

而顺着贵广线行驶五百多公里，一对名叫马婷和马达的姐弟俩也同样失去了父母的抚养与保护。他们的父亲失联，母亲音讯不定，姐弟俩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贵阳的铁路涵洞中。

他们很难说清楚父母是如何“消失”的。那似乎是一场悄无声息而又漫长的分别——父母在外地打工，刚开始和家里还有联系，渐渐地不接电话，最后换了电话，留下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弱小的孩子。

游戏厅里的孩子们

寻找

“他在！里面那个在玩游戏的好像是他，过去看看。”广西南宁市同心源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秦发源摇下车窗，似乎发现了杨朋。

秦发源记不清自己已经多少次在这里找到不回家的杨朋了。这一次，他以为能和以往一样轻易找到杨朋，请他吃碗米粉，喝杯奶茶，说点好话就能劝他回到城中村。

那个被秦发源发现的男孩左手握着摇杆，右手飞速按着按钮，指挥屏幕里的人物飞踢扫腿。他穿着和杨朋相似的橙色半袖T恤，但他并不是杨朋。

“他好久不来了，几天前来这里打过游戏，”男孩和同伴围在游戏机前顾不上细看杨朋的照片，又转身进入了拳皇世界，“继续打，继续打……”

游戏店老板娘一看照片就认出了杨朋，他是店里常客，隔三岔五就跑来打游戏。她往前街的方向指了指，说杨朋也经常去那边的网吧玩。前街商铺二楼有家无名小网吧，门半掩着，室内只能隐约看到玩家脸上映着的屏幕光线。

“这一个月都没来过了，因为他手脚不是很干净，偷客人东西，不让他进门了。”网吧前台说。此前，这个网吧曾是杨朋的临时落脚点，老板不知道他的经历，只知道他经常在附近玩耍，有时可怜他，人不多时老板会留他在店里睡个觉。

“前几天下班还看到他和三四个孩子在夜市里偷钱包，赶也赶不走，以前他也被发现了的食客追着打过。”网吧前台接着说。

在人们的描述中，杨朋的样子逐渐有了一个轮廓：小圆脸，站起来比游戏机高，特别能走。但没人知道他家在哪儿，也不知道上哪儿可以找到他。

杨朋往日的流浪，基本在城中村方圆两公里内活动，偶尔会跑到更远的地方，但最后都会回来。

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是杨朋消失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城中村里。

在杨朋的社会关系网中，家庭成员构成了最多的分支，也是支撑起杨朋成长最弱的分支。刚一出生，他就辗转在不同的家中。

杨朋老家在丹东，母亲非婚生下他一年后就跑了，继母抚养八个月后也扔下他走了，杨朋被送到同宗的爷爷家。2013年，杨朋的父亲因参与谋杀被关进了丹东的监狱里，老家亲戚都不愿意收养杨朋，只有广西南宁的叔叔家愿意接收他，杨朋不得不从丹东来到南宁生活。

杨朋的叔叔婶婶早年被骗到南宁搞传销，欠了很多外债后，俩人在南宁打零工还债，手头不宽裕，还养着一个五岁的儿子和老父亲。

杨朋曾跟人说，叔叔经常打他，还曾经把耳朵拧得流血，连五岁的弟弟也叫他滚出家门。渐渐地，杨朋不回家的日子越来越长。

而五百多公里外的贵州省贵阳市，马婷和马达姐弟俩从没想过不回家，虽然那个家中也同样没有自己的父母。

他们的“家”在铁道边的小山坡下面。铁道隔离网上的口子仅容一人猫着腰通过，下坡就是一座小木屋，13岁的马婷、6岁的马达与爷爷奶奶生活在这里。

两姐弟的爷爷奶奶并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他们只记得，六年前，孙子马达才几个月大，儿子外出打工，就再也没有和家里联系过。对于儿子和儿媳的婚姻，他们也迟疑，先说“离了吧，又好像没离。没离吧，又好像离了。”问起什么时候结的婚，才想起，俩人一开始就没结婚。

贵阳同在扶困融入中心负责人刘亚军介绍，这些孩子经历相似，父母大都生在农村，当初在一起时因为年龄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没有登记结婚。生下几个孩子，年少无知的“婚姻”和贫穷的生活催生了逃离的念头，少了法定婚姻的束缚又使离开变得容易。

木屋周围有各种陪伴姐弟俩的“玩伴”——十条狗、一头黑牛、一只斗鸡，还有鸟笼里的一只鸽子。鸽子脚上绑有号码，像是迷路的赛鸽，马达说是自己捡来的。狗吠声可以镇住任何一个外来者的脚步。爷爷起初买来三只，它们又生下七只。老人说，这些狗都是“用来防盗的”。

但这里是连小偷也不会光顾的地方。

每当有火车开过，他们的“家”就会轰隆隆地打颤。

马婷（左）日常的回家路，铁道下的涵洞和木屋就是她的家

“天上最安全”

南宁城中村村口的自建楼在外观上和其他楼房没什么两样，走到正门才发现，屋前堆积着砖块碎瓦，有的墙体已经脱落，连着钢筋半吊在空中，电线串着窗帘布遮住后面的简易床铺，似乎还有人住在这栋废楼里。

杨朋曾经住在这里。楼主叫黄芳，五六十岁。杨朋会跟外人介绍黄芳是自己的“奶奶”，尽管他俩之前素不相识。

黄芳在村里开了间小卖铺，平时做些烟酒杂货生意。她第一次见到杨朋是2015年冬天。当时，她到村口交电费时根本没注意到门口躺着的是个人，“我以为是一团黑东西”。当年9岁的杨朋蜷在门口，裹着不知道哪里弄来的脏被子，不说话。

过了一个月，黄芳再一次来交电费时被吓了一跳，“怎么有个小孩这么脏躺在这儿？”躺在地上的杨朋又瘦又黑，头发油得结成了条儿，刘海耷拉着遮住眉毛，九岁的身板还赶不上六岁的孩子结实。

村民们也不知道杨朋多大，是谁家的，怎么来到村里的，甚至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偶尔有人路过收电费的办公室，想着冬天得给他些被子和枕头，别让他冻死在路边，杨朋也就索性寄居在办公室门口。

黄芳在村民心里是个“好心人”，村队长劝她把孩子领回家，说这孩子特别聪明，谁家都不躺就躺这儿。杨朋听见屋里的议论，立马扯开被子站了起来，“阿姨，我认得你！”

对于陌生人的谈论，杨朋并不排斥，有时候甚至会主动插几句话显示自己的存在感。黄芳想到自己还有空房，决定先让他住着试试，看看能不能帮帮这孩子。

黄芳把自建楼的一楼租给了姓刘的租客做豆腐营生，二楼还空着，有床有棉被。她决定把二楼当作杨朋的中转站。豆腐刘离过婚，17岁的女儿在外地打工，村子里没朋友。他得知楼里要住进一个小男孩，很高兴，准备好了新衣服和鞋子，还特意把衣服吊牌摘了洗干净等着他。

洗漱，剪头发，铺床，黄芳以为这是他变好的第一步，没想到却是村民口中“把他领回家是惹祸上身”的开始。

杨朋刚来黄芳家的时候，黄芳到哪儿都带着他。有一次她带着杨朋在娘家吃了午饭，待了三小时，杨朋坐不住了。他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记得路，出去玩一会儿就回，结果却玩到了半夜十二点。

民警把杨朋送回自建楼，说他跑到了二十多公里外的西乡塘区，主动找民警求助，清楚地说出自建楼的位置。

杨朋跟豆腐刘撒了谎，说奶奶带他出去却没带回来，自己迷路了只好找警察。“他从来不认自己错。”黄芳说。

在黄芳的记忆中，杨朋“很逞能，很爱面子”。她曾带着杨朋回到南宁的叔叔家探探情况，刚一进门，叔叔的责骂就来了：“你又惹什么事儿了？又有人给你送回来了？”杨朋住在叔叔家时，经常跑到外面偷东西被人送回来，叔叔一见到生人就以为自己的侄子又做了坏事。当时，叔叔一家人正在桌上吃饭，没人叫杨朋上桌。黄芳担心他肚子饿，让他多少吃点儿。杨朋直接说不饿，说来说去，他拿了个馒头就算吃了饭。

曾有社工问杨朋：以后想去哪里？杨朋的答案是“天上”，“天上最安全，因为没有人碰我。”

对于马婷和马达姐弟俩来说，最安全的避风港就是这个铁道边的涵洞和木屋。

涵洞里，脏衣服和被单一层层堆在床上，断裂的木板中支棱出木棍。洞外的土地用来种菜，大部分是玉米，也有茄子、土豆、青椒。后来爷爷奶奶在离涵洞几步远的高地上搭起了木屋，只能照进一米阳光的涵洞就不怎么住人了。

搭建木屋只用了两种材料——木板和篷布。篷布是附近楼盘捡来的，上面印着售楼广告，木板上还写着“注意安全”的字样。木屋里只能放下两张单人床，马达和姐姐一张，爷爷奶奶一张，用半个隔板隔开，偶尔天热的时候马达会一个人睡在涵洞里。

无事可做时，马婷剥起了玉米，她动作熟练极了，手一搓玉米粒就呼啦啦跑下来。马达在泥巴地里自顾自地打起了羽毛球——他用拍子把羽毛球打出去，自己捡回来，再打出去。

在“事实孤儿社会支持研究”中，学者黄晓燕、许文青指出，事实孤儿存在严重的“再遗弃风险”。这意味着，由祖父辈的人抚养的事实孤儿，一旦老人丧失收入能力和自理能力，这部分孩子很可能会再次被遗弃。

马达和他的玩具手枪，他的梦想是去当兵

“模拟的家”

闯的祸多了，村民也耐不住性子，有时还跑到黄芳的老伴和女儿耳边叨叨，说黄芳家养了小偷。她发觉自己没法儿像当初把杨朋领回家时说的那样，“要让他变好”。

2016年春节前，黄芳通过朋友联系上了广西同心源社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同心源”），希望这家致力于儿童保护和发展的公益机构可以帮助杨朋，让他“走正路”。

在“同心源”社工看来，杨朋是他们倾注了最多心力的孩子。接到黄芳的电话后，社工们没有急着接走杨朋，先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到村子里和杨朋玩耍，了解他的真实背景。

杨朋刚见到社工时躲在远处听社工和黄芳的谈话，偶尔飞快地跑到人前，笑起来露两颗大大的兔牙，又迅速躲起来。

完成对杨朋的评估后，社工把他送到了福建一所专门针对服刑人员子女行为矫正的公益机构。

“我不能睡觉，要不然醒来就看不到你们了！”杨朋既好奇又兴奋，在去福建的火车上几乎一夜未眠，拉着福建派来的社工说话。在福建，杨朋学会了钢琴、绘画，逐渐和其他孩子一样，适应了定期的学习和生活。

半年后的开学季，社工决定送杨朋回到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上学。广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云彩关爱中心（以下简称“云彩”）设有专门针对事实孤儿的项目，接收周边事实孤儿到“云彩”住宿，并联系中心外面的公立学校让孩子上学。

这距离他上一次背起书包已经过去大半年。从丹东到南宁后，杨朋曾进了两次学校，前一次因为在40分钟的课堂上坐不住跑了，后一次因为偷窃被派出所抓，学校不敢再收他，两次都没上满一学期。

自2009年注册至今，“云彩”已经接收了85名事实孤儿，孩子们对于家里情况的回答都几乎一致：爸爸去世，妈妈改嫁。

杨朋刚来“云彩”时住进了那里的“盼望之家”，当晚家里买了点心水果，为杨朋召开了家庭欢迎会。在三居室里，社工妈妈红艳照顾10个孩子的起居，6个小学生，4个初中生。在红艳的印象中，杨朋又乖又聪明，会帮着做家务，即便是犯了错也会立即改正。

盼望之家的“模拟家庭”和一般的自然家庭构成类似，父母和孩子共同生活。目前中心共建立8个家庭，每个家庭有8到10个孩子，由女社工承担母亲的职责，社工的丈夫在下班后回到中心同住。

红艳2010年带的第一个孩子如今已经上大二，放了假第一件事就是回到盼望之家吃红艳做的家常菜。她以为也能等到杨朋学成归来那一天。

“云彩”帮助杨朋联系到了离“盼望之家”步行十分钟路程的小学去上学，当年10岁的杨朋在那里念小学二年级。刚入学不久，他就把之前学习的规范“全忘了”。“云彩”负责人韦玉琴记得，杨朋在学校里会翻墙撬锁，把老师办公室的抽屉全撬了个遍。

2018年寒假回叔叔家前，红艳为杨朋收拾好了衣服和寒假作业。她没想到的是，杨朋给自己放了个无限期的假，再也没有回来。

无论是杨朋还是马家姐弟，民间公益组织都在很大程度上拉了他们一把。南宁同心源社工服务中心给了杨朋一个“模拟的家”，而贵阳同在扶困融入中心给了马婷姐弟俩上学的机会。

姐弟俩的户口在老家毕节，这意味着他们没有机会上贵阳的公办小学，而民办小学的学费又使得这个家庭望而却步。贵阳同在扶困融入中心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后，为他们筹集了学费。

和杨朋截然相反，人们一提起马家姐弟俩，不是说“乖”，就是说“成绩好”，上一次考试，马达还考了“双百”。

姐弟俩的梦想都是“当兵”。马达特别喜欢自己的那把玩具手枪，他时常会站在涵洞前铺满干黄的玉米皮的空地上，举起玩具枪瞄准着远方，胳膊伸得笔直。

杨朋不肯跟出狱的爸爸回老家，黄芳一直留着当时的照片

归宿

从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那个“模拟的家”回到南宁后，杨朋再也没有去上学。他四处流浪，偷东西。

被警察抓住后，杨朋就会报出“奶奶”家的地址，警察会把他送到黄芳的小卖铺。黄芳熬了粥给他吃，还没来得及问问他近况，杨朋吃完两碗粥又跑走了。

今年6月底，杨父刑满释放，他从丹东赶到南宁想把杨朋带回家。杨朋听说爸爸要来，躲了起来。

对于父亲，杨朋从没主动向任何人提起过，亲戚们也很少提及杨父。在杨朋的叔叔看来，杨父不负责任，在家乡名声也不太好，有人说“他死了最好”。

“爸爸”这个词只在杨朋犯错的时候出现。黄芳偶尔摆出爸爸来教育他，他对黄芳说，是爸爸的坐牢造成了他现在的局面。一路的辗转使他感觉到周围都不安全，接纳他的人也不多。

黄芳帮杨父找杨朋的时候，他在游戏店里正玩得起劲。黄芳拉着杨朋哄他“很长时间没见你了，你不想奶奶吗？”

一边哄着杨朋，黄芳一边把定位发给了杨朋的叔叔。游戏店老板还以为黄芳要报警，喊了一声“你干嘛”，“他还挺有良心的，直接喊‘这是我奶奶’！”黄芳说。

黄芳看他要走了，俩人在游戏厅门口还照了相留念。相片的一半占据了俩人的脸，杨朋留着寸头，橙色的半袖上画了一只展翅的老鹰，黄芳嘴角微微上扬，杨朋却皱起了眉头，眼里含着泪。

父亲和叔叔闻讯赶来后，怎么拉也拉不动杨朋。“我要玩，我要玩，就剩最后一条命了！”黄芳拍摄的视频里，12岁的杨朋已经比刚接到自建楼的时候胖了许多，被父亲扯着的左手鼓起了肌肉。

杨朋躺倒在地，拉得父亲也快要扑倒，无论怎么连哄带骗，他都不愿意回老家。最后没办法，派出所过来帮忙才把人拉到了南宁东站。

回丹东的火车是早上十点发车，父子俩在车站吃了五十块钱的饭。没想到趁着父亲埋头吃饭的当口，杨朋又消失了。杨父改签了十二点的车次，还是没能找到杨朋，只好自己先回去。

消失，是杨朋的常态。2018年暑假，杨朋回到叔叔家，时不时跑到街上偷东西。有一次给叔叔揍狠了，杨朋又跑到村外。社工开着车从下午找到了黑夜，把周边的网吧、游戏厅找遍了，最终在路上发现了路边溜达的杨朋。

社工想请杨朋喝奶茶顺便劝他回家，杨朋还谈了条件：要把他的五个朋友也一起请客。社工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请客对他来说很有面子，很威风的。”

在杨朋看来，村里的辍学少年和街上一起偷东西的孩子都是他的朋友，他偷来的钱花不过两天，全拿去请朋友吃喝，给朋友买东西。社工想让他回黄芳家，他说：“我不想回来了，也不想回去读书了，我就喜欢流浪。”

在“同心源”负责人秦发源看来，杨朋有着很旺盛的精力，常常晚上不睡觉跑到马路上晃，“对他们这样的孩子而言，夜晚街道空无一人时，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

“失去”父母的六年后，当再次见到出狱的父亲，13岁的杨朋，不想回家。他意志坚决，“我不受你限制，我有自己的想法。”

今年7月10日，民政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12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这是我国首次就加强“事实孤儿”保障工作出台专门意见。

意见指出，要加大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力度，及时帮助儿童寻亲返家，教育、督促其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履行抚养义务，并将其纳入重点关爱对象，当地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每季度应当至少组织一次回访，防止其再次外出流浪。

2020年1月1日起，民政部将全面实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

后记

今年十月，杨父再一次回南宁的城中村寻找杨朋，终于找到他。黄芳说，杨朋和父亲走时，费了很大的周折。她希望杨朋回到家里能对父亲好一点，就像她经常念叨的那样，“走正路”。

杨朋离开南宁三周多了，黄芳依旧像以前那样习惯把小卖铺的前后门都打开，她想要是哪天杨朋再来玩，她就和丈夫好好招待他。她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杨朋总喜欢翻墙走小卖铺的后门，她只知道，以前杨朋落了难就会回来。

（文中杨朋、黄芳、马婷、马达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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