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蝴蝶效應吧，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羅倫茲（Edward N.Lorentz）1963年在一篇提交紐約科學院的論文中分析了這個效應。對於這個效應最富有詩意的闡述是：“一隻南美洲亞馬孫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可以在兩週以後引起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 “蝴蝶效應”主要是關於混沌學的一個比喻：一個不起眼的小動作卻能引起一連串的巨大反應。
歷史上確實發生過這樣的事，湘西幾個苗寨頭人乾隆五十九年某天早晨的“發癲”導致了清王朝康乾盛世的衰落。
我們看看這一連串的反應是怎麼發生的。
自秦朝建立郡縣制起到宋、元交替時期前，朝廷在湘西的統治一直實行的是“羈縻政策”。所謂羈縻，“羈”就是用軍事和政治的壓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經濟和物質利益給以撫慰。朝廷通過冊封當地土司，在湘西實行了長達近千年的世襲土司王朝的間接統治。但是由於苗族的不斷反抗，湘西土司（土家族）對以鳳凰為中心的臘爾山臺地並沒有實行有效統治，這一地區實際上用邊牆（即現在稱的南方長城）隔離開來，成為“化外”的苗疆，長期保持某種程度的獨立、自主和自治的地位，史籍把這部分苗區又稱為“生苗”地區。
湘西鳳凰
為了解決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據的積弊﹐明清兩朝的統治者大多主張實行“改土歸流”政策，即在條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世襲制度﹐設立府﹑廳﹑州﹑縣﹐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進行管理。康雍乾時期﹐清朝國力強盛﹐雍正帝又是銳意進取的君主﹐認為大規模推行改土歸流的條件已趨成熟。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政府派湖南巡撫趙申喬等統大兵進駐湘西鎮壓生苗區，攻苗寨，屠殺苗民數千人，以其地設乾州、鳳凰、永綏廳3廳，設知同等流官控制。到此，湘西生苗區完成“改土歸流”，被納入清朝統一的流官政權管理體制，如丈量土地、徵收賦稅、查編戶口、組織鄉勇等。
由此可見，湘西“生苗”區的“改土歸流”實際上無“土”可改，完全是清王朝軍事征剿和武力“開闢”的結果。清康熙年間，朝廷在湘西苗區設廳、州、縣，建立協、營、塘、汛等軍事據點，大量圈佔苗民土地。乾隆年間，朝廷加重苗民賦稅、勞役，“客民”（漢民)中的不法地主、富商大肆兼併苗民土地，苗民生活困苦，已到“收穫甫畢，盎無餘粒”的地步。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鳳凰廳溝補寨有牛販路過時牛馬被劫，官方調查時誣陷為當地苗民所為，遇到反抗，造成溝補寨苗民60多人死亡，引起苗民對朝廷的普遍不滿和仇恨，湘西苗族精英以此為導火索吹響了反抗的號角。
湘西苗族歷史上是比較有血性的民族，湘西苗族的頭人也由此閱歷見識都比較廣。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到清乾嘉時期，湘西的苗民起義多得難以計數，其中明代就有15次，平均20年一次；清康雍乾時期10次，平均15年一次。以往起義失敗的教訓使他們認識到，僅一寨或數寨而起，等於送死，只有相互邀約，整個苗疆同時揭竿而起，才能奏效。當時的苗疆內部也是“不相統屬”的狀況，說得簡單點，就是沒王。但苗族有“合款”制度，也就是幾個或幾十個苗寨的頭人通過飲血酒對祖先、神靈發誓（所謂歃血盟誓）議事制度來建立和堅守約定。在勾補事件後七八年時間中湘西苗寨頭人在鳳凰廳鴨保寨和強虎哨多次議事，終於達成共識，實現了湘黔邊境四廳（湖南鳳凰、永綏、乾州，貴州松桃）苗民起義的串通和聯合。
這還只是苗族頭人的意見統一了，還得動員全體苗民。但湘西苗族“生苗區”地域界限為 “經三百里、緯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幅員遼闊，怎麼動員？勾補事件後朝廷對苗民的聚集控制很嚴，苗民還從來不會開動員會，沒那個習慣；苗族也沒有文字，連宣傳品也沒辦法發。
但湘西苗族也有自己的動員辦法，那就是“發癲”。
所謂“發癲”，又叫登仙、跳仙，是苗疆流行的一種古老巫術。據說人一旦發癲，就能通神，具有無邊法力，能知道前世今生。發癲的人又蹦又跳，口中唸唸有詞，苗疆普遍的貧困和難以為繼的生活，以及長年的積怨，使整個苗疆都極易被這“發癲”所暗示，產生出快感和勇氣，跟著也發癲，發癲的人通常是早晨一覺醒來就“發癲”了。就這樣乾隆五十九年十到十二月，首先永綏廳黃瓜寨寨長石三保發起顛來，自稱神仙下凡，是“苗王”，要人輔佐他當“王”；接著鳳凰廳平隴一帶“發癲”的人成風，他們都說寨裡的苗老司吳八月是“吳王”；松桃廳大寨營百戶石鄧柳發癲支持石三保，松桃廳還有個著名的“登仙”大師仙娘石么妹和石鄧柳一起帶動群眾“發癲”；鳳凰廳苗民吳添半發癲後領導麻蘇寨苗人跳神練武；鳳凰廳米坨苗草醫龍猶也通過“發癲”帶動了很多苗民；乾州廳吳庭舉也是這樣將三岔坪一帶的群眾發動起來了。這樣一傳十十傳百，苗疆各地苗民都被“發癲”動員起來了，而“發癲”運動一直波及到保靖、古丈、瀘溪等縣苗區。
當時苗寨寨長（苗區一般二十多戶為一寨）是首先得到苗民的承認，然後朝廷也認可；百戶（約管一百戶人家）是朝廷任命，多由客家人擔任，苗族百戶算高官了;苗老司、仙娘、苗醫都是苗族的文化人、高級知識分子，用現在的話說都是大學教授、宗教領袖、三八紅旗手、主任醫師之類的，這些人都是些苗族中比較富有、衣食無憂的，並不是通常所說的窮困潦倒才造反，他們冒著殺頭的風險帶頭起義完全是民族的大義。這些後來成為起義領袖的苗族頭人就是這樣通過“發癲”完成了整個動員過程。
乾隆五十九年（1795）十二月二十四日，貴州省松桃廳大塘汛大寨營苗族石柳鄧與湖南省永綏廳黃瓜寨苗族石三保等人，聚集於湖南省鳳凰廳鴨保寨副百戶吳隴登家中，與吳八月、吳半生、吳廷舉等人，共同商討起兵反抗。他們提出：“驅逐客民，奪還苗地”的口號，松桃大寨營起義正月五日爆發，此後的幾天之內，石三保在永綏廳黃瓜寨，吳半生在鳳凰廳蘇麻寨，吳隴登在鳳凰廳鴨保寨、吳八月在乾州廳坪壠、吳廷舉在乾州廳三岔坪，亦均先後起來鬥爭。影響所及，湘西、黔東北甚川東南（今渝東南一帶）至一帶苗族紛紛起而響應。因這次起義發生在清代乾隆、嘉慶之交，故史稱“乾嘉苗民起義”。
在頌揚乾隆武功的系列銅版畫中《平定苗疆戰圖》這一套組畫描寫的就是這次平叛，圖為平定苗疆圖一：興師。
這場起義的經過和結局就不多說了，當然是朝廷“平叛”了，但清史上對這場戰爭一直都不願意多說，往往一筆帶過，這其中的苦澀可能只有乾隆本人才知道：湘黔邊境四廳總共不過四十多萬苗民，能參加作戰的也就二十餘萬人，與朝廷七省十八萬清軍激戰兩年，堅持十二載，僅清朝各級將領就殺死二百二十多名，乾隆晚期權傾一時的一文一武兩個重臣是和珅和福康安，其中征戰湘西的第一任主帥軍機大臣、雲貴總督福康安死於苗疆（如果你對清史不熟，我告訴你此人就是《還珠格格》中的福爾康你總該知道了吧），和珅的弟弟、第二任主帥四川總督的和琳也是命喪苗疆，貴州提督彭廷棟，署四川總督孫士毅等一大批清朝中高級將領均是死於這場戰爭，這些人幾乎是那些年清軍平定大小金川、鎮壓臺灣林爽文起義、擊退廓爾喀入侵等的全部主力，幾乎打斷了整個清軍的脊樑。這在清軍兩百多年戰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戰爭波及四省，規模空前，清王朝耗銀兩千多萬兩用於軍餉開支，掏空了國庫，對清王朝形成了沉重的打擊，徹底動搖了清朝的根本，乾隆宣佈退位，著名的康乾盛世就此結束，清朝也急速開始走向衰敗。
平定苗疆第一任主帥，軍機大臣、雲貴總督福康安嘉慶元年五月十三日酉刻死於湘西苗疆
平定苗疆第二任主帥和琳三個月後在圍攻湘西平隴的戰役中，由於受瘴氣而染病身亡，當時年僅44歲。
值得一提的是，在提及康乾盛世結束的原因時，史書上往往會把稍後的清嘉慶元年(1796年)至九年(1804年)“川楚陝白蓮教起義”放在第一位，其後才是乾嘉苗民起義。因為白蓮教起義清政府耗費軍費二億兩，相當於清王朝四年的財政收入，似乎更多。但是他們忽視了一個因果關係：乾隆後期，白蓮教在楚、川、陝三省迅速發展，清廷下令逮捕教中骨幹，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各地教首除劉之協等少數人逃脫外，大多被捕，白蓮教此時實際上已經陷入絕境。就在此時，朝廷為了鎮壓乾嘉苗民起義，加強了在楚、川陝西等地的搜刮，徭賦極重，致使大批農民破產，無法生活。劉之協等遂以“官逼民反”為號召，與各地教首約定嘉慶元年三月十日同時起義。
湘西苗民起義和白蓮教起義形勢圖
看懂了吧，乾嘉苗民起義前，白蓮教實際上已經快完了，但因為乾嘉苗民起義花費太多，朝廷不得不加重稅賦，引起了人民的不滿，白蓮教又得以起死回生，乾嘉苗民起義朝廷的巨大花費撬動了白蓮教起義。
蝴蝶效應就這樣形成了：湘西幾個苗寨頭人乾隆五十九年某天早晨的“發癲”導致清王朝康乾盛世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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