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奇迹”的得与失

韩国经济的腾飞在国际上被誉为“汉江奇迹”：上世纪五十年代韩国的经济水平与黑非洲的加纳大约处于同一水平，被视为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也许我们今天已很难想象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当时北朝鲜的经济水平是领先于韩国的，直到1960年韩国的人均GDP只有北朝鲜的1/3左右，要到1970年韩国的人均GDP才勉强与北朝鲜持平。经济上颓势甚至一度使韩国政府担心在与北朝鲜的对峙过程中会因为内部经济问题而导致自乱阵脚。然而从上世纪60年代起这个国家却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汉江奇迹：韩国的经济总量甚至一度超过了面积是其170倍的俄罗斯，3.2万美元的人均GDP超过了欧洲的意大利，年均3%左右的经济增速是日本的3倍，2.76万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在整个亚洲也是罕见的。小小的一个韩国却拥有着三星、现代、LG等多家世界五百强财团，仅仅只是三星旗下的三星电子在刚过去的2018年员工人数已达到325000人，实现全年营业额2119.41亿美元、利润366亿美元，在世界五百强中位居第12名。2017年韩国以15458.1亿美元的GDP总量位居世界第11位、亚洲第4位，这甚至超过了面积是其170倍的俄罗斯。事实上在世界经济转型的大环境下抓住机遇使本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国家并不少——智利、越南、印度、巴西都曾创造过属于自己的经济奇迹，甚至和韩国同样位于半岛上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曾缔造过他们的“千里马奇迹”。然而纵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奇迹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在世界经济转型的大环境下利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通过资源的高投入实现的，而在产业技术和企业制度的创新升级方面很多国家仍是相对欠缺的，这也就注定这些国家的经济奇迹在产业升级的关键期是不可持续的，迄今为止像韩国这种真正由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的成功例子可谓少之又少。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逐渐开始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并称亚洲四小龙。2005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新闻公报宣布：有8个国家又加入发达国家名单，其中韩国成为继日本和新加坡之后的第三个亚洲发达国家，至此韩国算是正式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那么韩国是如何从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一个初级发达国家的呢？事实上韩国经济的起步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本来朝鲜半岛就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相对匮乏，国内市场有限。而在日本殖民时代金属工业的90.1%、煤矿和铁矿的100%、化学工业的81.8%、电器机器工业85%、发电量92%都集中在半岛北部，以致于韩国独立时的支柱产业主要是农业、渔业以及纺织、印刷等轻工业。朝鲜战争后半岛南部的经济基础已几乎破坏殆尽，一时间数以百万计的韩国人在贫困和失业之中挣扎。这时韩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极端滞后：国家缺乏公路、铁路、电线以及邮政系统，相比这些有些的物质化建设而言：更缺乏的是接受过系统教育的高素质公民。尽管目前一般将汉江奇迹的开始定位于朴正熙上台后的60年代，然而实际上50年代的韩国尽管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可促使日后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种子已在这时播种下了——几乎整个50年代韩国都在为基础设施建设而补课：修公路、修电线杆、建设发电厂，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公民扫盲。表面上看：这一切似乎并没立竿见影地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当时隔多年之后再重新审视韩国人在50年代的行动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韩国人在50年代的行动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60年代朴正熙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至少一个很显著的事实是：1945年日本的殖民统治终结时韩国人的识字率是22%，然而在朴正熙上台的1961年这一数据已上升到71%。可以说如果没有韩国人在50年代的公民扫盲，那么后来朴正熙所推行的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还能否奏效都是未知之数。韩国在上世纪50年代的扫盲运动向世界所昭示的是一个颠补不破的真理：一国经济的发展除了需要政府领导阶层的好政策之外，其实更为关键的还是必须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因此接受过系统教育的高素质劳动阶层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以政变方式登上了韩国的历史舞台，在他执政的18年中始终以军人的强制铁腕手段推动经济发展。这个时代的韩国经济发展与民主谈不上任何关系，恰恰是依靠绝对的独裁专制摒弃一切不同声音，专心致志搞经济建设才创造了汉江奇迹。为加强政府对国家经济的行政干预力度在朴正熙时代韩国设立了经济计划委员会这一组织，他每个月都会亲自主持经济计划委员会的会议，召集主要的内阁官员、银行家以及各企业的负责人检讨上个月的表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对以往政策进行调整修补并制订下月的计划目标，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实行绩效考核。经济企划院的智囊专家们制定出经济发展计划，规定五年计划内容各个产业的发展目标；在执行层面上选择各大企业集团（主要为私企）实现这一蓝图。军人出身的朴正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实行军事化的行政干预，一切以效率为最高原则。韩国人曾有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把整个韩国比作是一个大公司，那么朴正熙就是公司总经理，政府部门是管理机构，而各企业便是这个庞大无比公司的各个生产车间。这种垂直管理的模式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效率。这一时期的国际格局也对韩国相当有利：这一时期欧美日开始了产业转移，韩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吸引外资对造船、电子、机械、钢铁、汽车、石化、原子能等技术集约型核心产业进行重点发展。这一时期的韩国政府会在各领域选定一两个民间企业树立典范并对其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倾斜以制造示范效应。朴正熙政府首先从国家的基础设施入手——电力、化肥，因为这两项直接关系到工业化的方方面面。朴正熙政府合并了当时三个主要的电力公司，旨在加大其运营效率，产生规模效应。为扩建全罗州化肥厂，政府总共投入10亿韩元并引入外资2700万美元，于1963年建成投入生产，大大缓解了农业依靠进口化肥的历史，此举对韩国的农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电力和化肥领域取得的成功对韩国经济的整体发展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激励了其他领域的竞相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韩国逐渐确立起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技术，扶植优势产业，鼓励和支持出口；选择优势起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用低工资政策保证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适时进行结构转换，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到知识技术密集型，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除了这些陆续涌入韩国资本市场的外资之外，韩国还获得了直接的外部援助：从1945年到1970年美国为将韩国打造成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而为韩国提供了37.87亿美元的援助，这超过了美国马歇尔计划对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援助；从1950年到1969年联合国也为韩国提供了总额为6.26亿美元的援助。韩日建交后韩国利用日本资金建设了包括至今依然为韩国主要高速公路的京釜高速路、汉城地铁1号线、韩国知名钢铁企业——浦项制铁等工程。

1979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745美元，这一数据是1965年的16.5倍，是菲律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这一时期的韩国也出现了其他新兴经济体的通病——城乡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韩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村运动”：他们首先做的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而公路则成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中之重，看来韩国人也知道“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与此同时他们大力改善农民的住房和医疗条件、孩子的教育条件，培养高产农作物，鼓励农民开创副业并提供贷款和技术上的支持——这一时期韩国政府成立了各种农协组织专门为农民提供贷款和技术扶持。同时加强了对农村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人群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韩国政府特别重视农村地区教育的改善——组织自愿者深入农村进行扫盲运动，到1862年底约六十三万文盲学会了文字的读、写。在“新村运动”的初始阶段韩国政府曾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里(相当于我国的行政村)和居民区无偿提供水泥，用以修房、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随后韩国政府又筛选出1.6万个村庄作为“新村运动”样板，带动全国农民主动创造新家园。1971--1975年间韩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000多座桥梁，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的目标；1971年韩国的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在茅草屋里，但到1977年全国所有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1978年韩国已实现为全国98%的农户通电的目标，到90年代初已实现全国电气化的目标；80年代韩国农民已基本用上自来水；由于新的高产水稻品种的推广，使1970--1977年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在新村运动的过程中农民的收入和基层农协组织的发展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到80年代韩国政府已基本从新村运动中逐渐退出，取而代之的是由农民自发组织的协会等民间组织的主导。当韩国国内的经济改革正有条不絮进行之际国际局势也为韩国的发展提供了良机：由于朴正熙政府派军队参与了越南战争，为此美国人给予韩国士兵的津贴费用足足有9个亿，提供给韩国的经济援助更是高达10个亿的天文数字，韩国军工业也获得了大笔的军事订单。这些资金的流入刺激了韩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催生了韩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即大量进口廉价的工业原料，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工业成品，赚取巨额利润。在越战结束后韩国依然坚持出口战略，只是把出口产品的军用性质转变为军、民两用性质，这为韩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除了越战之外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也成为韩国崛起的历史契机——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工业国都在石油危机的打击下出现了经济衰退的现象，然而韩国却实现了逆势崛起：1973年韩国国民总产值逆势增长了13.2%。1974年正是石油危机中各国经济衰退最严重的一年——这一年日本的GDP增长率为-2%、美国为-0.6%、英国为-1.8%、法国为3%、韩国是7.1%。1975年韩国再次保持了全球第一的GDP增长率。

韩国制订了文化立国的战略并对其进行了充分的商业化运作，由此开创了一个韩流席卷亚洲的时代，尽管这也暴露出诸多弊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推动了韩国经济的发展。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意味着亚洲最大的市场就此对韩国开放，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韩国经济得以通过中国这一新兴市场实现再次腾飞。鲜为人知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不是美国，不是日本，也不是欧洲国家，事实上从2013年起中国对外进口商品的第一大来源国就已成为韩国。2016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就已达到375亿美元。三星电子大约15%的销售额来自中国市场，现代汽车20%的汽车销量来自中国市场，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萨德问题后中国开始限制韩国商品为止。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韩国实际已成为一个准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位于亚洲前列。韩国举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目的就是为了向世界显示自己发展成就。然而伴随经济发展，人们开始渴望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人们开始表现出对军政府的威权统治越来越大的不满，于是韩国开始向民主化国家转型，如今的韩国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宪政国家。2005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新闻公报宣布,有8个国家又加入发达国家名单，其中韩国成为继日本和新加坡之后的第三个亚洲发达国家，至此韩国算是正式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然而就在韩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3年后国际金融风暴的爆发使全世界一度认为这个刚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新兴小国将有可能步上冰岛后尘成为第二个破产的国家，然而不到一年韩国竟成为OECD30个会员国中复苏最快的：代表先进国家俱乐部的OECD第二季平均成长率正好是0%，而韩国2009年首季经济成长率0.1%，第二季达到2.6%，第三季更达2.9%。2010年韩国人均国民所得突破21640块美金。截至2012年2月底为止韩国外汇存底为3158亿。韩国经济的发展是与韩国人的日常努力密不可分的——你能从韩国人身上看到这是一个极其讲求效率的民族，韩国企业的员工都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几乎每一个韩国人都很明确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们会为了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努力奋斗，同时这也推动着国家的经济发展。韩国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相比之下欧洲人在8小时工作时间以外哪怕多跟客户说一句话都是要算钱的。事实上早在1998年韩国就曾面临亚洲金融危机的袭扰，这时韩国民众发起了一场自发收购韩元活动，用外汇、黄金来换本国货币，最终促使国家在金融危机之中平稳过渡。

韩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从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平心而论的确是一个奇迹，但韩国的汉江奇迹背后也潜伏着隐患：众所周知韩国的经济模式可以视为是一种财阀经济模式。作为韩国财阀经济典型代表的三星集团旗下拥有涉及电子、化工、造船、造纸、制糖、纺织、通信、飞机、金融、保险、建筑、旅游、医疗、汽车、媒体等诸多领域的160多家子公司，仅仅只是其中的三星电子就拥有325000名员工，全年营业额高达2119.41亿美元、利润366亿美元，在世界五百强中位居第12名。截至2017年6月三星集团的总市值已突破3200亿美元，这比阿里巴巴集团高出近千亿美元，占韩国GDP的1/5，占韩国总市值的30%，超过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GDP。可以说三星已掌握了韩国经济的命脉。如果三星集团倒下，那么就意味着韩国经济的一场大地震——从直接的经济损失来看：仅仅只是一个三星电子就能实现全年300亿美元以上的利润，如果整个三星集团倒下的话恐怕将使韩国国民经济至少损失3000亿美元以上，而韩国的国民经济总量也不过在1.5万亿美元左右，这意味着韩国将损失其国民经济总量的20%左右。与此同时仅仅一个三星电子就拥有高达325000名员工，如果整个三星集团倒下的话恐怕将制造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这将会造成多大的社会动荡是不言而喻的。除了直接的经济损失之外更可怕的是由于三星涉及的业务范围极其广泛，这意味着随着三星的倒下势必造成整个韩国经济产业链的断裂，韩国将失去在诸多产业领域的相对优势，整体经济将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

这次日本对韩国的制裁就充分暴露出韩国发展模式上的缺陷：事实上国土面积比我国浙江省还略小的韩国由于存在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方面的天然瓶颈而不可能建立门类高度健全的工业体系，只能在世界工业体系的分工中抢占某几个产业的制高点。韩国经济得以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基本得益于造船、海运、汽车、电子、化工等几大支柱产业的崛起。同时韩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是极高的——2014年韩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82.6%，而同期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为40.5%。事实上韩国当初得以跻身亚洲四小龙在相当程度上是依赖于日本市场。自1965年日韩邦交正常化以后韩国方面一直面临对日贸易逆差问题，累计已高达6046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韩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汉江奇迹之时日本已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发达国家，日韩之间形成了一种“日本供应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而由韩国制造成品”的经济发展模式。到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和日本围绕电子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摩擦日趋激烈，而韩国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扶植本国的三星集团在接受美国产业指导的同时还积极收购日本企业技术，从而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企业。然而在国际半导体市场上近二十种必须原料之中日本就独占3/4的份额。特别是日本互联网帝国软银集团在2016年收购了半导体技术设计大佬ARM，所以现在的日本既在上游有着设计核心，又在下游摸着产品制造，还在中游把控着原料。多年来三星生产半导体所需要的高科技原材料严重依赖日本企业的供应，如今日本宣布对韩国限制出口氟化聚酰亚胺、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三种核心半导体原料无异于掐住了三星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企业的命门，而掐住了三星的命门几乎就与掐住了韩国的命门无异。那么韩国能对日本展开什么反制措施呢？事实上韩国方面除了抵制日货、抵制赴日旅游之外还真没别的更好的反制措施了——韩国能出口日本的产品只是矿产、贵金属、农副产品以及影视文化产品，这些商品的可替代性都是很强的，也就是说日本离开了这些韩国商品也照样能活，至于韩国人抵制日货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也并不大——你韩国人不买日货，日本自然会开辟别的商品销售市场。现在的日韩之争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一国经济的核心命脉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