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以前，華夏守禮延續的是禮經。宋代的時候，因為時間相去久遠，三代之禮的延續有很多已經不適合那時候的要求了。所以朱子根據當時情況重新制禮。這就是《朱子家禮》中提到的：
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中，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因，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意思是，隨著時代變化，禮也應該隨之而變。三代之禮雖然完備，但是很多節文已經不適合現在的時代了。當時的飽學之士雖然根據三代之禮以及現實情況進行了酌情的變化，但是詳略不一，沒有一個比較折中的方案進行普及推廣，甚至有的忽略了根本而逐末，或者不重視內在之實而只重視外在節文。從而導致有志好禮之士，不能列出要點而遵從。貧困的人，憂患自己終老去世之後沒有可以遵從的儀文以符合禮。
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務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雲。
傳統中國人對於宗祠的感情，樸素、淳厚，無可扼制，無法割裂。無疑，宗祠是傳統中國人心中血緣崇拜的聖殿，是靈魂皈依所在。是宗族血脈所繫，也是宗族盛衰的標誌。興旺的家族，四時祭享、香火不斷；衰敗的宗族，祠堂殘頹，香火斷絕。它以血緣為基石，以親情為紐帶，穿越漫長的時空隧道，使後人保持著與祖先心靈的溝通。在以血緣為座標的宗族關係中，祠堂是尊祖敬宗的聯結點。讀懂了祠堂，也就讀懂了宗族文化的真諦。
朱熹在《家禮》中規定："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而且，"或有水盜，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品，後及家財"。在朱熹時期，祠堂被視為高於一切，為家族命運之所繫，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正因為這樣，名宦巨賈，豪門望族，均建祠堂，以顯其本，以祭其祖。宗法、血緣觀念也應運得以強化。可以說，每一座祠堂背後，都凝聚著世世代代許多人的情感。這種情感天長日久，延伸成為一種文化，一種博大精深的中華民族文化。
我們現在提倡的良好家風，實則就是祠堂文化的流轉，家族文化的延伸。曾國藩的田園思想就是基於保存曾氏家族的理想，這種思想非常接近孔夫子的家族制度。曾國藩身居顯要，而其致子侄輩的家書中，殷殷切切的，皆是戒奢戒侈的勸導。在一封家書中他寫道："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屋門首塘中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下首臺上新竹，過伏天后有枯者否！"他所以有此等勉勵樸素勤勞之勸告，是因為他從心底希望家族壯大繁榮。曾國藩以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習於奢侈，繁榮只能延及一二世；經商貿易之家，勤勉儉約，則能延及三四世；而務農讀書之家，淳厚謹飭，則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則延澤可及七八世。樸素能令家族繁榮持久，又何嘗不能令國家繁榮持久？
於是朱子遍覽古籍，遵循大原則這些不能變得。而進行損益。大體以誠敬，忠恕之道的原則，以為禮之本。在實行的時候既能體現禮之文而又能重本務實。從而達到修身齊家，慎終追遠，以及教化民眾的意義。
在三代以前庶人（普通老百姓）是無廟的，而朱子於此時明確提出了“祠堂法”。這就是祠堂正式的起源了，從此祠堂開始正式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並且其重要意義一直影響至今。
在很多祠堂的牆壁上，往往掛有“家訓”、“族規”、“家法”內容的牌匾，它包含了以“忠信孝悌”為核心的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其中有些如“君臣父子”、“三從四德”等封建思想，是屬於我們需要批判的封建糟粕，但有些內容，如敬長老、孝父母、友兄弟、尊師長、睦近鄰、崇儉樸、恤孤寡、戒淫逸、戒奢侈、禁賭博等倫理規範，包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美德，對今天形成“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基本道德規範也能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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