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太平天國起義後，西方傳教士、商人是歡欣鼓舞的，認為這是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認為是“文明的曙光”，太平天國會有好的 善待西方各國的，因而，對太平天國充滿期待。
與英國傳教士、外國商人的熱情相比，西方列強的政客們對太平天國運動又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呢？當他們看到太平軍勢如破竹，與他們簽訂條約的清廷隨時都有被取代的危險，都有一種莫可名狀的擔心。當然他們關心的不是清廷的命運，而是擔心新的政權之下，他們簽訂的各項條約還算不算數，在中國攫取的既得侵略利益還能不能得到保持。況且，他們的利益大部分都在長江流域一帶，而太平軍的勢力，正在這些地方得到穩固的增長和加強，侵略者能不擔心嗎？這樣，當上海的地方官希望列強幫助剿滅太平軍的時候，英、美、法等各國列強也是感到左右為難。
《倫敦新聞畫報》太平天國叛匪
在太平軍攻克安慶之時，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曾經於1853年2月26日給英國公使文鹹寫了一個秘密報告。報告建議對太平軍的發展形勢加強關注和干涉。阿禮國在報告中說，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武裝調停或武裝干涉可否擴張我們 （英國）的利益的問題，而是不去及時地、堅決地採取這類行動，則那些利益——商業的、稅收的——會不會被政治的解體和無政府狀態所徹底毀滅的問題了。”[1]
僅僅過了一週，阿禮國再次向文鹹提出建議：“大不列顛一國，或是在中國擁有艦隊的三個外國聯合起來，去制止這個毀滅性的戰爭，趁（中國）皇帝還據有能夠締結條約的地位時，向他取得這種干涉的報酬。”[2]當然，阿禮國頻繁地向文鹹提出建議，因為他這時候已經收到江蘇巡撫楊文定和蘇松太道吳健彰的求援信，他積極地向英國方面反映這種情形。
文鹹得到阿禮國的報告後，即向外交大臣巴麥尊報告說，如果清廷要求英國兵船幫助對付太平軍，考慮到英國的利益是可以行動的。文鹹在給巴麥尊寫報告後，即開始著手調配武力來上海，他命令原已受命開往新加坡的兵艦“哈爾米士”號輪船和在廈門的“撒拉曼特”號輪船開往上海，要求停泊在寧波的兵艦“拉特雷”號也原地待命，隨時接受調遣。文鹹再做出這些部署後，親自前往上海，準備與阿禮國協商幫助清軍的計劃。但是，他到達上海後，太平軍已經攻克了南京，形勢對清廷更加不利。也就在這之前，上海道臺吳健彰再次向阿禮國求援。基於這種緊迫的形勢，文鹹讓阿禮國向吳健彰作出答覆，說，現在英國公使已經到達上海，“高級當局之間的接洽比較方便了，如果兩江總督閣下要求援助，或就當前局勢與全權大臣有所洽商，應由總督正式行文致公使本人，而不要由次級官員轉達”；文鹹還表示，“一經收到來文，對其中內容當即予以最善意的考慮，並及早答覆”。[3]文鹹的意思很明確，對於兩江總督和上海道臺的請願，英國方面是樂意幫忙的。
洪秀全基督教宣傳冊中的插圖
但是，又過了三天，太平天國攻克南京的消息傳到上海。文鹹對戰事的進展不得不做出新的考慮，他感到清廷很可能有被取代的危險，這時候介入戰爭顯然是不和時宜的。他的結論是，清朝在南中國的統治權已一去不復返了。他認為外國的干涉只會無限期地延長戰爭與增加混亂。
文鹹感到，在局勢不明朗的情況下，無論是幫助了太平軍還是清軍，都是不利於維護英國的利益的。於是，他決定保持中立，可是南京被攻克後，上海的外商很擔心自己的生意和人身受到威脅，要他想辦法保護。文鹹沒辦法，於1853年4月8日要阿禮國召集在上海的全體英僑，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解決問題的辦法。經過會議討論，他們決定成立一支武裝，來保護英國僑民的安全和利益。他們把這隻武裝命名為“上海義勇隊”，由英國軍官擔任指揮官。第二天阿禮國召集英商代表開會，成立協防委員會，幫助英國海軍加強租界內軍事設備。四天後，阿禮國又邀集法、美領事、海軍軍官及各國重要商人開會，擴大協防委員會的組織。阿禮國強調各國合作的重要性，宣稱不準太平軍進入租界一步。法、美領事都支持阿禮國，併成為協防委員會的委員。
英國人的“不干涉”態度，上海道臺吳煦的前任吳健彰很慌張。但是，他為了給自己壯膽，扯虎皮做大旗地宣傳說，外國兵船即將入江協助清軍進攻太平軍，南京的收復指日可待。宣傳歸宣傳，文鹹再怎麼著也管不了大清國官員拿洋人作噱頭給自己壯膽。後來，文鹹在拜訪太平天國時，做了好一番解釋，才消除誤會。
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國壁畫
英、法、美三國都先後到訪過太平天國，表示 “中立”，實際上是在尋求其干涉的陰謀。在太平天國與清廷之間作出取捨。
通過接觸，英國方面對太平天國與清廷的情況作了分析，分析認為，在內戰形勢方面，太平軍“最近似乎遇到了挫折”，雖然攻克了南京，但似乎戰局並沒有取得進展。
在對華貿易前景上，揚子江為對華貿易提供了運輸上的便利；在長江流域有著不少的城市更有著許多的市場，這些地方的物品能夠通過方便的水運運到長江兩岸。況且，長江兩岸的一些地區蘊藏著大量的礦產，這對外國來說也是一個極大地誘惑。開放這裡，對西方來說獲得的利益將是無法估計的。
在對外政策上，感到太平天國“是極端排外的，在傲慢無禮方面甚至超過了現政權中的滿洲官員”,“他們以懷疑和不信任看待外國人，……把外國人看做下級和夷人”。對於通商問題，太平天國好像也不是太熱心 “並不是一個渴望發展商業、專意開放它的資源的鞏固的政權，而僅僅是一個和現存政權進行戰爭、力爭優勢、宣佈剿滅滿清王朝的軍事組織”，因此，要保障大英帝國在長江以南的利益，保障長江航運和貿易的正常運行，“更大的可能是通過與中國（叛軍）發生一次衝突而取得，而不是通過我們和他們可能存在的友好關係” [4]。
蘇州勤王府的大門
經過幾次接觸，列強雖然對太平天國心存不滿，但因為局勢尚不明朗，列強便在太平天國與清廷之間採取了“中立”的態度。然而，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之際，太平天國發生了內訌。太平天國在外交上不得不改變態度。
當時，內訌發生的原因是，東王楊秀清自恃為太平天國的創立、發展作出了貢獻，便有些飄飄然地居功自傲。太平天國建都南京後，楊秀清不滿足於自己的“九千歲”封號，要求洪秀全封他為“萬歲”，這不是赤裸裸的奪權嗎？洪秀全與太平天國的諸王們自然不能答應。1856年9月，韋昌輝放棄江西前線的戰事，回師南京，搞了一個突然襲擊，誅殺了楊秀清，接著又殺害了楊秀清部將士兩萬餘人，這場內亂大大地消耗了太平軍的士氣，聞訊的翼王石達開也放棄了湖北的戰事，匆匆地趕回南京，在洪秀全與太平天國軍隊的支持下，處死了濫殺無辜的韋昌輝。韋昌輝死後，混亂的局面很快穩定下來，主持軍政大局的石達開使得太平天國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可是，因為石達開主持軍政大局很得軍民的擁護，這便讓洪秀全對他產生了疑慮、忌憚，擔心有一天“尾大不掉”再出現第二個楊秀清。洪秀全的疑忌使得石達開很失落，便負氣帶兵出走，此舉使得太平天國的局勢更是江河日下。
從1857年5月石達開帶走太平天國精銳部隊出南京，過安徽，轉戰到四川，最後竟然落了個全軍覆沒的結局。經此形勢，忠王李秀成在形容當時的形勢時說，“朝中無將，國內無人，冀王將天王之兵盡行帶去”,“軍民之心散亂”。
太平天國進攻上海時的西門城牆
[5]太平天國面臨的危難形勢，給清軍的反撲提供了機會，1856年冬，曾國藩所領導的湘軍攻陷武昌，第二年又奪去了鎮江，1858年5月，清軍又收復了九江，清軍並在太平天國首都南京附近重建了江北和江南兩個大營，使得南京處於清軍的包圍之中。
南京被包圍了，隨時都有被攻克的危險，為了挽救危局，洪秀全召集陳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將領於1858年8月召開了一個軍事會議，會上一致同意“各誓一心，訂約會戰”，攻打清軍江北大營。會後，英王陳玉成即率部從舒城、三河發兵，一路南下滋州、烏衣，並佔領東葛、西葛，向清軍江北大營進發。
9月下旬，陳玉成、李秀成兩軍會師後，共同向江北大營發起攻擊，當時駐守在江北大營的欽差大臣德興阿、總兵鞠殿華在太平軍的猛烈攻擊下，清軍大敗，此戰太平軍共殲敵一萬五千餘人。德興阿狼狽逃竄至揚州，清軍江北大營被迫撤銷。
此役後，曾國藩的湘軍試圖控扼南京的糧袋子三河鎮。三河鎮是太平軍儲備軍糧、武器彈藥的基地，如果三河鎮淪為敵手，後果不堪設想，三河鎮守將便向天王洪秀全告急，洪秀全急令陳玉成、李秀成回援。11月15日，是一個大霧天，能見度很低，陳玉成、李秀成突然向清軍李續賢部發起攻擊，李續賢被擊斃，太平軍再次取得重大勝利。
由戈登少校率領的崑山洋槍隊在操練方陣隊形
兩次大戰鼓舞了太平軍的士氣，南京北面的威脅也得以解除。但是，清軍江南大營駐紮著四萬多兵馬仍然對南京造成極大威脅，況且江南大營欽差大臣和春為實現圍困南京的目的，在南京的東、西、南三面修築了大量的戰壕，並使三點形成一線，築有大小營盤一百三十餘座，圍困著南京，洪秀全想改變這種局面，便向列強示好。
對於列強來說，雖然對太平天國心存不滿，但也急需改變局面。因為根據1858年簽訂的《天津條約》，外國人可以憑頒發的執照到內地遊歷，長江通商。但是長江中下游大多被太平軍控制，要實現條約所規定的內容有很大困難。特別是英國，根據條約，其將在長江流域獲得巨大利益，因此，英國人要想實現《天津條約》所規定的在長江中下游掠奪中國權益的條款，就要與太平天國打交道。1861年1月21日，駐華公使再給侵華艦隊司令何伯的信中說，“顯然，在不列顛船隻能安全地航行於長江以前，必須和叛軍達成某些協議。他們佔有長江沿岸的一些據點。……總之，我大膽地認為：必須有一支強大得足以引起重視的海軍武裝力量，出現在南京；還必須告訴叛軍當局，我們不是以敵人的身份出現的，也沒有想參與正在激戰中的中國內戰，但是，我們需要從他們那裡取得足夠的保證，保證不列顛船隻為了商務的目的來往於長江上下游不致於受到在他們的命令下的惡意干涉。根據叛軍領袖最近的表現，我並不認為他們將拒絕給我們以上述的保證。”[6]
本文根據《晚清官場的洋大人》改寫
丁韙良在其著作中也說過：“北京被聯軍攻破以後，太平軍仍佔據揚子江兩岸許多重要的、堅固的據點。其時，滿清皇帝已逃往熱河。額爾金爵士曾嚴重考慮與革命軍首領舉行會談。”[7]
事實上，《天津條約》的簽訂，英國人希望實現長江通商，內地遊歷等條款，在尋求太平天國接受的問題上，也像對待清廷那樣，具有強權性質。《天津條約》簽訂後，英國侵略者就履行特權問題開始了試探性活動。結果，太平天國拒絕了英法美等國的要求，這使得英法美等國把外交的天平滑向了大清，大清正需要聯軍的幫助，於是，以“借師助剿”名義下的戰爭不可避免的發生了，西方成了幫助清廷鎮壓革命起義的儈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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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嚴中平：《太平天國初期英國的侵華政策》，《新建設》，1952 年 9 月號。
[2]嚴中平：《太平天國初期英國的侵華政策》，《新建設》，1952 年 9 月號。
[3]丁名楠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1卷，第103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
[4]茅家琦：《太平天國與列強》，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5頁，。
[5]茅家琦：《太平天國對外關係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頁。
[6]茅家琦： 《太平天國對外關係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頁
[7]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香港1958年版，第8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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