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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觀看的倫理：被取消的衝突

2019-11-12 06:21:37 拜德雅

電影與倫理：被取消的衝突

作者：麗莎 · 唐寧 / 莉比 · 薩克斯頓

定價：48.00元

拜德雅丨重慶大學出版社

也許，研究電影中的倫理問題，最顯而易見的方式就是思考銀幕上的行動者（agents）在面對倫理困境時的表現。最通俗的電影不厭其煩地表現“善良”與“罪惡”或者“德行”與“缺陷”之間的戰爭。很多好萊塢的敘事電影，不管類型如何，都將自己植入一個道德框架中。在道德框架中，美德常常表現為為了更大的利益而自我犧牲。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 Michael Curtiz, 1942）的結局，主人公為了民主的理想而犧牲個人的浪漫愛情和慾望。對自我犧牲的強調，作為猶太-基督傳統的一種遺產，是明晰可辨的。在神學驚悚片《驅魔人》（The Exorcist, William Friedkin, 1973）這種影片中，猶太-基督傳統有更加明確的體現，其中，善與惡不是用隱喻表現的，而是神學的絕對律令。

自我犧牲常常被拿來與其他傳統美德相提並論，比如：勇敢、忠誠和智慧。通常，主流的敘事電影向我們展示一個正在追求某種事業的英雄人物；經過道德編碼，英雄必須在追求的過程中展示各種美德。我們在緒論中提到的約瑟夫•庫普弗（Joseph Kupfer）的《美德想像》（Visions of Virtue），就直接探討這種道德的主人公。當然，對於他的統一主體（unified subject）觀念，我們也表達了保留意見。將庫普弗的“美德理論”（virtue of theory）用於電影，進一步的問題是它可能傾向於忽略真正行動者和被表現的代理人之間的差異。它忽視了電影媒介的特殊性以及電影機器（

apparatus）操縱和調節我們對英雄行為做出反應的方式。在古典好萊塢電影中，體現“英雄”角色的行動者往往是一個正直的白人。庫普弗的批評沒有消除人文主義主張的普遍主體（universal subject）模式（常常被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和酷兒理論解構）內含的中立（不偏不倚）的神話。庫普弗的說法正好體現了倫理理論對身份政治缺乏敏感的危險。除了一個例外，他所討論的美德的體現者全是白人男性、核心家庭和異性夫妻。

最近的某些電影探索了上述道德結構在“英雄”人物或者我們認同的焦點具有不同身份時遇到的情況。這正好讓我們從關注“美德理論”進入倫理-政治的領域，從普遍的自我進入多樣的主體（突出多樣主體的差異）。當婦女和（種族的和性別的）少數族群的成員佔據了傳統賦予男性英雄的道德追求或者困境時，故事毫無疑問地證實了這種對差異的敏感性。在這裡，肯定性表現（positive representation）的問題變得至關重要。

這種對差異的敏感性，非常吸引積極表現的理念，但是可能讓反人本主義的哲學家深惡痛絕，比如巴迪歐，他把這些話語稱為“‘倫理的’意識形態”，並且將它們與對“真理”的追求區別開來。通常，“肯定性表現”被輕蔑地貼上了“政治正確”的標籤。不過，被巴迪歐所忽視的是女性主義、後殖民思想和酷兒理論中的某些組成部分自我反射地質疑了身份的具體化並且拒絕將政治衝動固化在倫理意識形態中。另外，巴迪歐的重要嘗試——將普遍的範疇還原為寬容的新自由主義話語和列維納斯標榜的“他者的倫理”之外的一種選擇——可能有點草率。它冒險地假設這些思想和政治必須要做的工作（強調壓迫的真實例子）已經完成，並且由此認定我們覺得它們是應該淘汰的。本書的結構表明，我們發現並且承認這種工作的必要性。在開始考查這些徹底拋棄倫理學的常識性概念的做法之前，我們需要質疑表現的倫理與身份政治的潛力。這也涉及它們自己抵制身份/認同範疇的觀點，正如在酷兒理論、女性主義和後殖民思想的解構成分中發現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