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靠辯論帶來了哲學，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新思潮，而我們靠辯論帶來了撕X，帶來了白馬不是馬的詭辯。
——遇言姐
《奇葩說》第六季中，名畫與小貓先救哪個，讓誕式演講再次火爆。
美術館著火了，一幅名畫和一隻小貓，你救哪一個？
遇言姐說，這個辯題就很無聊。
無論救貓還是救畫都是個人喜好問題。
貓要是我養的我可能會救貓，畫要是我愛的我可能會救畫。
無論做出哪一種選擇都上升不到道德層面，跟價值體系關係不大。
這樣一個辯題明擺著就是讓大家撕X。
果不其然，辯手們開始了各種抬槓和煽情。
貓辣麼靈活，自己不會跑嗎？
畫釘在牆上拿不下來怎麼辦？
如果是搬不動的雕塑怎麼辦？
如果是拿不走的壁畫怎麼辦？
萬一你是那隻貓呢？萬一你是那幅畫呢？
畫我救了得上交，貓我救了還能擼。
美好的善舉也是藝術，燃燒的名畫也是藝術。
救貓是我對自己的臨終關懷，臨終時抱著貓比抱著畫舒服。
離題萬里，毫無意義，撕了半天，樂了半天，觀眾得到只是低層次的頭腦風暴。
遇言姐覺得：辯論的意義在於不同思想的碰撞，從而激發出深層次的思考和反省，而不是一群人利用話術進行白馬非馬的詭辯 。
許知遠曾質疑馬東，《奇葩說》的辯題水準還不及民國時代。
遇言姐說：何止不及民國，連東周都不及。
但這就是節目想要的效果，畢竟《奇葩說》的本質是綜藝 。
有人把這個貓與畫的命題比作60年代英國哲學家菲力帕·芙特提出的電車難題。
遇言姐說：這兩個辯題根本就沒有可比性，好嗎？
電車難題是個什麼樣的問題呢？
哈佛大學公開課曾引用過這部分內容：
講師Michael J. Sandel在探討正義的標準時舉了一個例子：
假如你是電車司機，駕駛時剎車失靈了，要麼撞向前方的5名工人，要麼撞向路邊的1名工人，你怎麼選擇？
如果你選擇打方向盤，撞向路邊那1名工人，那麼，按照這個邏輯往下推——
身為司機的你，旁邊有個胖子，如果你令他掉落軌道，剛好可以使電車停下，從而救了5個工人的性命。
這樣做可以嗎？
有什麼不同嗎？
▲電車難題讓我們審視的是結果型導向和正確型導向的各自利弊，從而可以深入瞭解人類價值體系的形成
電車難題衍生的是一系列關於公正、平等、民主、權利，眾多認知邊界的探討 。
如同Michael J. Sandel說的，聽完這門課你會更困惑了，但是這種困惑是有價值的 。
而在“貓與畫”這個命題中，我看不到什麼深層價值，更跟不上“說畫沉拿不動的楊超越表現出與精英的對立精神”這種節奏。
即便是不站在道德的至高點，也不能站在道德的至低點吧
話說，最近幾季《奇葩說》，沒有辯論性，也沒有真實性。
你再也聽不到肖驍說“我不希望朋友過得比我太好”，再也聽不到範湉湉說“青春肉體誰不喜歡”，再也聽不到姜思達當著全國觀眾出櫃。
野蠻生長的樂趣沒有了，換成了知道“大家最想聽什麼話，會有什麼樣的反映”、熟悉互聯網玩法的李誕，他說：
我要不要為了更多的人犧牲這一個人？我要不要為了人類的文明，犧牲這一隻小貓？
我當時聽是什麼反應？我差點一腳踹在他臉上。不要這樣想問題朋友們，不要這樣想問題，因為那不是遠方的哭聲，那是你想象中的哭聲。
你為了一個想象中的哭聲，你就把一個活生生的人犧牲掉了。
我身邊有很多這樣的知識分子朋友，他們知識多了之後，他就覺得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他也不苦其心志，他也不勞其筋骨，他就想怎麼天天犧牲別人。他每天就在想，我怎麼犧牲這個去就那個，我怎麼犧牲小的去救大的，我怎麼犧牲這個近的，去救那個遠的。
不要這樣，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維繫靠的是我這樣“自私”的人。
我們這樣自私的活著，但是不傷害別人，這個世界才能運轉。
而正是這些為了所謂宏偉的事業，為了一些遠大目標，不計後果地犧牲別人，犧牲別的小貓的人，頻頻地讓我們這個世界陷入大火。
遇言姐覺得救貓還是救畫，都不是問題。
但我真的很討厭李誕這種認領道德窪地，從而來諷刺一切理想主義價值觀的方式。
即便你不站在道德的至高點，也不能站在道德的至低點吧。
即便你不求瞭解藝術的永恆，也不能說名畫就該被燒掉吧。
當我們的價值觀由2000年前的“朝聞道，夕死可矣”、700年前的“留取丹心照汗青”、100年前的“十年飲冰、熱血難涼”變成李誕口中的“生命最大的價值是活著”，有句彈幕說出了遇言姐的心裡話——
雖然好笑，但我一點都不想買賬。
至於什麼“比蒙娜麗莎更美的是燃燒的蒙娜麗莎”、“比神秘的微笑更神秘的是燒沒的微笑”，更是段子手在扯淡。
李誕的這種所謂“接地氣”、“扔雞蛋”的詭辯，說到底還是源於“人間不值得”的喪感認知。
▲一句“人間不值得”的Slogan帶火了李誕
李誕永遠無法正面回應詹青雲拋出的論據：
在這幅畫延續出去的歷史長線上是無數個生離死別。
二戰期間，1萬多箱故宮文物從北到南，從南到西，輾轉10年，遷移萬里，那時的人們把它們看得比自己的命還重要。
李誕是這樣說的：
畫救出來之後我還不是要上交盧浮宮，這件事很快就會被下一個熱點所覆蓋，對於我沒有好處，也沒有人會記得。
他為這種“少數派精神”洋洋自得：
你們都想著文明，想著理性，只有我想著我自己。
很奇怪，好像只有我是這樣的人。
這是李誕慣用的自保手法——
當他察覺到問題帶有他想要避免的深度時，就會拋出戲謔來自嘲，以“一切無所謂”、“還不都是一樣”、“認真你就輸了”的姿態打個哈哈，四兩撥千斤地消解掉進一步的探討。
再說了，互聯網的記憶或許是短暫的，但人類文明的記憶並不短暫。
誰說我們不記得在炮火中拉著一萬箱文物穿越大半個中國的先人？
誰說我們不記得文革中當眾圓寂以阻止法門寺地宮被破壞的住持？
他們為的是得點好處嗎？
他們為的是被人記住嗎？
每當我在博物館中看到那悲聲塞責，字字泣血的《祭侄文稿》，看到那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溪山行旅圖》，看到那“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的秘色瓷，遇言姐都會發自內心地感激那些捨身取藝的先輩們。
他們讓我有幸見識到人類曾經有過如此輝煌的文明。
至於李誕說的“藝術最大的價值就是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也被蔡康永老師一句“藝術是我們這些必朽的人類想留下點不朽的東西”，以及羅振宇那句“藝術寄託著人類對永恆的追求”一秒碾壓。
如同《三體》的結尾，在太陽系的二維化來臨時，聯合國發出最後一項命令：將文物散落在太空中，讓它們單獨被二維化，這樣它們的結構就能完整地保存下來，成為宇宙中一座記錄人類文明的墓碑。
守墓人羅輯獨留一幅《蒙娜麗莎》，喃喃自語：
我不知道你在這兒，知道的話我會常來看你的。
這是多麼動人、多麼偉大的描寫啊。
淺薄和牽強，不因為標新立異而改變
李誕總是說自己警惕宏大敘事， 懷疑精神領袖。
他說自己懷疑崇高，是扔雞蛋的那個人，總想把一切偉光正的人與事拽下神壇。
這種“喪”的來由，李誕的解釋是——
自己去《南方人物週刊》實習時，目睹有記者因為跑春運口就可以不用排長隊拿火車票。
那一刻李誕頓悟了，既然如此，何不跟隨世界的法則，趕緊讓自己運行起來。
遇言姐覺得，如果一個人的價值觀可以如此輕易地土崩瓦解，那麼很可能，它本身就沒有被建造得有多堅固 。
大徹大悟的李誕說：
你執著於錢，執著於酷，執著於傻×或者執著於牛×，都是執著。
你執著於自己跟別人不一樣，其實都一樣。
所有的時代都是一個德行，就是想活在時代的淺薄裡。
關於這句話，遇言姐特別不能認同。
它自以為是地消解掉了人類進步的可能性，認為好壞、對錯是不重要，否定了理想、信仰、追求……這些美好情操的意義。
我更加認可許知遠說的：
我始終堅信一代一代人，大家內心是渴望崇高、渴望美好、渴望深刻的，始終是這樣。
人間是值得的，還是有很多東西值得堅守與捍衛。
我更加認可陳沖說的：
我向往偉大的人格、道德的勇氣，就像《 約翰·克里斯朵夫》。
你很難想象，一本法國的舊書會在當時的中國青年中產生如此巨大的震撼。
▲許知遠說自己跟跟梁啟超有點像，開放、真誠、搖擺，不夠強力。陳沖說自己有英雄主義情結
我就是low、我就是慫、我就是垮，你能怎麼著？
相對於李誕式的油膩，許知遠和陳沖這種坦坦蕩蕩的，毫不油膩的作風倒更像是少年。
這種反差令遇言姐想起了羅曼·羅蘭那句被引用爛了的話：
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就是認清了生活的真相後還依然熱愛它。
而李誕說自己從來不崇拜什麼英雄主義，“歷史的維繫是靠的我們這種自私的人”。
遇言姐說：這句話說得既淺薄又牽強。
這種不真誠的態度讓我覺得他跟詹青雲的交流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無論詹青雲如何提出具有建設性的話題，李誕總能將自己包裹在一個自洽的金鐘罩中，站在低緯度的他總能以“你們去高大上，我就是這麼low”的方式拒不出兵。
▲李誕說：“我一直以來是個沮喪的人，認為人生沒有絲毫意義，夢幻泡影。”
曾經，古希臘靠辯論帶來了哲學，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新思潮，而我們靠辯論帶來了撕X，帶來了白馬不是馬的詭辯。
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歷史的維繫是靠的我們這種自私的人，而那些為了宏偉事業和遠大目標的人，頻頻讓我們這個世界陷入大火。
為了抬槓而抬槓，甭管觀點怎麼歪，只要能在話語上把對方按在地上摩擦那就算贏了。
說到這兒，遇言姐想起來有一期討論“精緻窮”的。
▲難道貧窮不是比精緻更應該被關注嗎？
大家都在討論楊超越月薪800塊錢，買了條700塊錢的裙子是什麼感受。
但是，這個問題最有討論價值的部分難道不是體力勞動者800塊/月的工資是否太低？是什麼造成了楊超越這種年輕人的貧困？
當越來越無聊的《奇葩說》，沒有真實、沒有真誠，只剩下李誕式的詭辯，而我一點都不想買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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