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
在水运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紫阳湖畔
武昌起义第一枪在这里打响
两江之滨
一个个老码头是武汉的骄傲缩影
如今，对于历经沧桑
看惯“百舸争流千帆竞”
的武汉人来说
码头是一种文化，一种回忆的寄托
武汉的码头文化与革命文化
我们生活在武汉。外地人谈到武汉，常常想到的是“火炉”（因为武汉夏天的酷暑而得名），或者 “码头文化”（而这个词又常常使人想到挤、乱、脏，还有“打码头”）。一谈到武汉人，还会想到“九头鸟”这个说法（所谓“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
“九头鸟”是什么意思？
给人的感觉是怪异。其实，据学者研究：“‘九头鸟’的形象早就出现在《山海经》，未经丑化，保持着夷殷祖灵——太阳神鸟的重要特质。《大荒北经》有神名九凤，它‘九首，人面鸟身’。”既然是“神鸟”，为何会转成“恶鸟”？与种种迷信传说有关：“明明是太阳神鸟却强调其致旱；仅仅是‘宵飞而夜伏’……就暗示它代表病亡或导致覆亡。”
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话题：我们该如何来认识，又该怎么多角度认识武汉这座城市？
不错，武汉文化是码头文化。就像天津文化也常常被称为“码头文化”一样。因为武汉是长江、汉水汇合地，过去南来北往商人常在这里做生意，码头就多了起来。所以，有“货到汉口活”一说。
汉口在明代曾名列“四大名镇”，与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河南朱仙镇齐名，曾经无限风光。到近代，晚清名臣张之洞督鄂，在武汉大搞“洋务运动”，建成芦汉铁路、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湖北自强学堂……使武汉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再度腾飞，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奠定了相当可观的基础。
武汉人永远记得张之洞。汉口的张公堤，是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为治理水患，拨款修筑的后湖长堤。此堤为汉口后来的崛起打下了基础。武昌有一条“张之洞路”，因为周边保留了张之洞兴建的实业、学堂、兵营等众多历史遗迹而得名。蛇山上的抱冰堂也是张之洞离鄂时他的门生、部下为纪念他所立的建筑，因张之洞晚年自号抱冰，取《吴越春秋》“冬常抱冰，夏还握火”之意以自励，故有斯名。汉阳月湖堤畔，还有新建的“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
此后不久，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一群湖北的普通革命党人首举义旗，为推翻封建帝制立下头功，令世人再次对湖北人刮目相看。到了“20 世纪初叶的10年间，汉口的对外贸易总额始终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常居全国第二位，‘驾乎津门，直逼沪上’”，于是有了“东方芝加哥”的美名。汉阳也一度因为制造业的发达而有过“东方曼彻斯特”的称号。这些都充分表明，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和都市版图上，武汉不可小看。
不可否认，“打码头”这个说法道出了武汉民风的一大特点。码头上竞争激烈，大家都想占地方做生意，拉拉扯扯、挤挤嚷嚷中，矛盾就层出不穷了。
武汉有一宝庆码头，很有名。宝庆，是湖南邵阳的古称。说到湖南人，也是民风强悍。他们来汉口码头做生意，与安徽人发生了矛盾冲突。双方经常扯皮打架，据说闹了百年。后来告到官府。官府的昏官决定，谁能穿上“红鞋”走三步，码头就归谁。
“穿红鞋”是古代一酷刑，即把铁做成的靴子烧得通红，让犯人把脚伸进去作为惩罚。安徽人一看就不敢了，而宝庆一裁缝（一说剃头匠）得到死后宝庆乡亲们养他的老婆孩子的承诺后一冲动就“穿”了“红鞋”，没走几步就倒下去了。于是昏官断定这码头归宝庆人，从此就叫宝庆码头了。
武汉籍作家邓一光曾根据这一传说写成一篇小说《窄街》。老作家刘富道在《汉口徽商》一书中也记录下这一民间历史的一幕 。这样的传说是码头残酷斗争的一个缩影。不过，也有地方史专家认为，从“打码头”中可见在汉口谋生之不易，表现出武汉人性格中坚毅强悍的一面。此说也道出了“码头文化”的一言难尽。
渐渐地，在武汉码头上就形成了好勇斗狠的民风。然而，这民风在历史上也曾经发挥过改天换地的作用。辛亥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武昌？原因十分复杂。与张之洞在这里兴办学堂、新军有关，也与湖北人好冲动的民风有关。
辛亥革命起事十分突然，是在革命党人的准备还不够充分时，因为制造炸弹出了意外，清军大肆抓捕革命党人，迫使革命党人提前仓促起义。而那起义的契机，竟然是革命士兵与反动军官吵架，革命党人一抖狠就把革命的烈火给“抖”出来了。
辛亥革命是武汉的光荣，普通士兵成为革命主体，火爆脾气就是导火线，而且一旦起义就爆发出强悍的冲击力，直至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武汉人“敢为人先”，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得特别突出。革命党人起事时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足以令人想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古语（武汉正在楚地！）。
又过了十多年，在大革命的风云激荡中，武汉成为“收回英租界”“二七大罢工”“中共五大”“八七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也显示出武汉“码头文化”的另一面来。关于辛亥革命，武汉作家罗时汉有《城市英雄》一书，谈那段历史风云的来龙去脉，值得一读。这样看来，武汉的码头文化与革命文化、红色文化也悠然相通。因为革命是暴动，革命需要冲动。
另一方面，码头上南来北往的物质流通、文化交流也拓展出眼界的开阔、凝聚出乡情的醇厚。老武汉的“黄陂会馆”“黄陂街”“湖南会馆”“湘乡会馆”“衡山会馆”“宁波会馆”“绍兴会馆”“山陕会馆”“江西会馆”“徽州会馆”“岭南会馆”“川主宫”（四川会馆）……据统计有八十多家，可谓会馆林立，风光无限。
武汉因此有“最具江湖气的城市”之名。也因此，才有了各路美食在此比美——从宁波的汤圆到湖南的米粉，从山西的刀削面到兰州拉面，从江浙的汤包到北方水饺……武汉小吃也渐渐因此名扬四海——热干面、精武鸭脖、周黑鸭……也因此，才有了各路戏班在此码头竞技——京剧、楚剧、汉剧、越剧、豫剧、杂技、说唱……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武汉曾有“戏码头”的美誉。当时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汉口码头云集各地商贾。浙商、徽商都在此投资、经营。汉口也成了“戏窝子”，各地的好戏、名角在此竞争，最热闹的剧院和最疯狂的票友在此狂欢。谭鑫培、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周信芳等戏曲界名角都曾来汉“拜码头”。1936年梅兰芳先生来汉，汉剧大师陈伯华与梅先生两家剧场同时上演《霸王别姬》，形成打擂之势。结果都爆满，引来一片赞誉之声，传为佳话。
可见不是所有打码头的结果都那么残酷。在码头上竞争，你要想打出一片天地来，还必须有率真的情感、过硬的本事、灵活的头脑，还得有一种感召力，其中就包含牺牲精神和敢于担当的义气。这是“码头文化”的另一面。
所以说，“码头文化”不应该只是贬义词，它是一个内涵很复杂的概念。码头上需要狠气，还需要义气，需要热情，需要邻里相帮。这种敢于担当的义气，豪爽豁达的一面，值得武汉人自豪和传承。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著有《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中国当代文学与美国文学》《新生代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等多部作品，在《文学评论》《文艺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两百余篇。
出品：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新媒体中心
监审：邓鼐 监制：吴晓君
文章来源：节选自《谈谈武汉文化的软实力》（《长江学术》2017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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