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觀念誤區：沒有發現與夏朝共時的文字材料，所以夏朝無法證實

　　文字，常常被考古學家們視為一個地區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標誌，這一觀點是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L. H. Morgan）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會》中首次提出的。儘管，一些學者（比如童恩正、王震中等）已經認識到這個觀點太過絕對化，不可盲從（比如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就沒有使用文字），但對於重視實證的許多中國考古學者來說，在這方面卻仍然存在著偏執的追求。比如，對夏文化的考古探索就是一例。

　　目前，學術界有關於夏族起源的觀點共有六種，即豫西說、晉南說、山東說、東南地區說、四川說、甘青說。前五種觀點見於詹子慶教授《夏史和夏代文明》一書中，後一種觀點為易華、葉舒憲等學者在這些年提出。以上六種觀點，均無法從具體的考古遺址中獲得自證性的文字材料，既便是這些年名聲赫赫的二里頭文化，亦是如此。

　　在這種情況下，官方和民間曾有人提出一些觀點，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觀點一：期待有朝一日能從地下材料中獲得文字證據。這種觀點主要出自民間。這種觀點乍看有些道理，實際上卻經不起推敲。因為，這種觀點存在著一個預設條件，即夏人是已經創制了文字的，並且這種文字還應該能被研究者所識讀。這種預設條件成立嗎？

　　（1）按照《史記》的歷史年代框架，夏是殷商之前的政權。《尚書·多士》說：“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換句說，目前沒有可靠的文獻證據可以證明夏人已經創制成熟的文字；從考古事實來看，中國最早的成體系文字是商文字，這也呼應了文獻的記載。因此，指望著從地下發現與夏代共時的文字材料來證明夏的存在，那無異於說夏研究可以束之高閣了。

　　（2）按照筆者提出的“夏與商周並行”以及“夏分三段”的觀點來看，則中國歷史上的夏在其第三階段已經開始使用文字，這就是學者們所稱的“巴蜀圖語”（或稱“巴蜀文字”）。

　　雖然，學者們確定“巴蜀圖語”是一種文字，但具體要怎麼解讀，目前學界對此仍然比較茫然。筆者曾提出，《山海經》的原始文本可能就是採用這種圖語進行記錄，並在傳承時輔以口述的。這種判斷，筆者至今未改。實際上，這種記述和傳承方式，現在仍保留在東巴文化傳統中。因此，破解巴蜀圖語，從文化比較的角度進行切入應是可以考慮的一種途徑。

　　觀點二：獨立於史籍之外，靠鋤頭說話。這種聲音主要出自經過專業考古訓練的研究者。在目前已經出現大量考古材料的情況下，這種觀點之所以還能產生，主要原因還是受近現代古史辨思潮的影響，惟考古是真，對文獻過度懷疑，甚至把文獻中的夏視為“神話”。

針對這一種情況，朱鳳瀚教授指出：

　　對於西周至戰國時期的人來講，歷史上有夏人（即夏民族）和夏政權存在是個常識。如果將多種產生於不同地域文化系統或不同學派淵源的先秦文獻關於夏的記載均簡單地說成是虛構，甚至將夏說成是“神話”，與中國先秦文獻對夏的記述實況反差太大，而且這種推測由於無法拿出確鑿的證據，因而自身也成了一種很難令人信服的假說。

　　既然以上兩種觀點都不能採納，那麼，我們有什麼解決之道？筆者的答案是，談解決之道前，首先破除掉“沒有共時文字，就無法證實夏朝存在”的觀念誤區。之所以說這種觀念存在誤區，因為我們可以根據同樣的邏輯，套用上面的話來進行反問：

　　如果夏王朝沒有文字或者說沒有可以被學者識讀的文字，那夏的研究是不是可以就束之高閣了？甚至我們還可以更不客氣地說，如果什麼研究都要等著地下材料來張口說話，那研究的意義又在哪裡？

　　饒宗頤先生曾言：“學術是追求和探討的無窮過程，出土資料是對學術研究的挑戰與檢驗。”其旨即在於此。

走出誤區之路：突破研究觀念，重視歷史年代框架的重建

　　從先秦文獻的記載來看，夏的存在是一個不用有任何懷疑的事實；從考古發掘的角度來說，則夏王朝的存在仍是一個待證實的問題。就考古發掘的現狀而言，完全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夏王朝的考古文化已經被考古工作者發掘出來了，但是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卻沒能把它識別出來。如是，則我們應首先檢討自己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

　　自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之後，這一研究方法長期為學界所倚重。但是，在夏研究這個課題上，由於潛在的夏代考古文化無法提供自證性材料，這時，試圖運用“二重證據法”來進行研究就顯得有心而無力。

　　此後，饒宗頤、葉舒憲等學者又先後提出所謂的三重證據法、四重證據法。饒宗頤所謂的三重證據法是把王國維所提到的地下材料析為考古材料和文字材料兩部分，本質上與王氏之說無別。葉舒憲教授所謂的四重證據法是把證據材料分為傳世文獻、出土文獻、比較材料、實物與圖像四類。

　　以上這些思考，固然有可取益之處，但都是從拓展證據來源角度而言的，而沒有涉及先秦史研究中的另一個問題，也是更重要、更基礎的問題，那就是歷史年代框架。先秦史研究與中古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相比較，有一個重要區別，那就是整個先秦史的歷史年代框架本身存有疑問。當然，之所以筆者今天能這麼果斷地說，是因為筆者已經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這些年來，筆者閱讀過大量的學術著作和學術論文，可以比較明確地說，目前中國先秦史學界對此有意識的人仍然極其罕見。

　　在夏研究的這個課題上，就證據角度而言，我們一方面無法否定自證性文字材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們又沒有機會獲取可識別的潛在夏文化提供的自證性文字材料。因此，當一個史學研究者汲汲於從證據角度進行突破時，便不可避免地會在夏研究的這個問題上陷入困境。

　　然而，如果我們從歷史年代框架的角度來觀察，就會發現自證性文字材料在夏研究中並非不可或取。這裡，筆者可以打一個比方：

　　重建先秦史，就像蓋一座樓。與一般的樓不同，這座史學之樓可以分解為各個部件分別完成，且各部件之間的聯結處有卡扣的位置。重新確定一批可用的歷史概念，相當於是為建造先秦史這座大樓提供更優質的材料；重新確定一個更為可靠的歷史年代框架，相當於是為建造這座大樓提供一個更好的規劃設計。我們現在所有的漢語文獻，就相當於這座大樓的建造說明書。試想一下，如果其他材料都齊全的情況下，我們會不會因為沒有建造說明書，就認為這座樓造不出來呢？我相信大多數人的回答是，在沒有說明書的情況下，同樣可以把這座樓建造出來；只是建造時遇到的困難肯定會特別多，但絕不至於達到無法做下去的地步。

　　現在我們所持有的有關於夏史記載的文字材料，就像是一個以前的大樓建造說明書寫作者的後人根據回憶重新寫下來的材料。這些材料有些記載可靠，有些不可靠。如果要全盤否定這些材料，那當然是不可取的；但完全迷信，那肯定也有問題。

　　在西漢時期，司馬遷利用他所知道的材料建造了這座先秦史的大樓。兩千年後，結果我們發現司馬遷建造的這座大樓存在佈局錯誤的問題。做一個比較蹩腳但容易理解的比喻：這座樓原本應是一套聯排式別墅，但卻被司馬遷造成了疊拼式的。

案例：筆者近些年的對“夏”的一些研究所得

　　古史重建，至為關鍵者有二：一是要有一批准確的歷史概念，一是要有一個可靠的歷史年代框架。在年代框架研究方面，筆者提出了“夏與商、周並行”和“夏分三段”等觀點。這些觀點已經在《 》、《 》、《 》等文章進行了概要的介紹，可以參閱。關於“夏”概念的研究，目前筆者發佈了兩篇文章，分別是：《 》和《 》。

　　現在，我們應用“夏與商、周並行”的觀點來對“夏”概念做進一步的討論。在研究“夏”這個概念時，目前人們比較關心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

　　（一）夏人是原始漢語的使用者嗎？

　　漢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目前仍無定論。按照當今學者劃分的語言譜系，漢藏語系包括漢語、藏緬、苗瑤和侗傣（或稱壯侗）四大語族。先秦時期，夏人的核心部族主要包括原始的戎族與狄族。其中戎族的語言與今天的藏緬語族有直接的源流關係，也與漢語具有同源關係。因此，我們可以說夏人是原始漢藏語的使用者之一，但不能說是原始漢語的使用者。

　　我國最早的成體系的文字為商文字，其代表性文字是甲骨文。鄭張尚芳教授對商代甲骨文和金文的基本框架（如句法的SVO“主動賓”結構、“定中”結構）、封閉類詞（如代詞、否定詞、數詞等）以及基本核心詞彙等方面進行研究後，確定殷商文字與後世的漢語一脈相承。從族源來說，商族及其統治下的夷人是今天漢族的主要來源（另文說）。因此，

從這個角度來說，甲骨文中有沒有“夏”字，可以直觀地說明夏人是不是原始漢語的使用者。

　　（二）甲骨文有“夏”字嗎？

　　根據目前的研究結果，甲骨文中並沒有出現“夏”字。當然，也有少數學者如葉玉森、曹定雲、顧乃武等認為甲骨文中有“夏”字，但諸說均罕有響應者。

　　（三）漢字的“夏”最早是什麼人使用的？他們跟夏人有何關係？

　　既然夏人不操原始漢語，甲骨文中也無“夏”字，那漢語文獻中的“夏”字出自哪裡，使用者是誰？

　　從出土材料來看，目前可以明確判定為“夏”的漢字首見於西周共王時期的史牆盤（《集成》10175）。該器鑄有284字，於1978年出土於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是我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的文物。此外，西周晚期的賸匜（《集成》10285）、仲夏父鬲（《集成》668》）、伯夏父鬲（《集成》720）、伯夏父鼎（《集成》2584）等青銅器也含有“夏”字。我們都知道，在傳世文獻中，周人有自稱為“夏”的文化傳統，這些出土材料與文獻的記載正好是相符合的。

　　徐中舒、沈長雲等學者曾明確指出周人為白狄。固然，白狄進入中原的族群有相當部分在後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參與了漢族的形成，但總的來看，白狄與後來的北方民族具有更為密切的關係。換言之，周人使用漢字，只是一種被“中原化”的結果，並非基於其自身的文化傳統。在《逸周書·克殷篇》中，周武王所用劍稱為“輕呂”，該詞在《史記·匈奴列傳》作“徑路”，為單于所用武器。“輕呂”為“徑路”同源異譯詞，美籍德國漢學家夏德（F. Hirth）指出他們是突厥語qynghrāq（Kingrak）的音譯。高本漢、白鳥庫吉、岑仲勉等學者皆贊成此說。這說明，白狄人的原始語言與古代突厥人的語言為源出一系。當然，推及到商周時期，這個所謂古代突厥人的語言應該怎麼叫，我們目前還找不到合適的名稱。

　　（四）甲骨文怎麼稱“夏”？

　　前面說，甲骨文中沒有“夏”字。但根據筆者提出的“夏與商周並行”體系，則知甲骨文中必有稱夏人之詞。那麼，這個詞是什麼呢？

　　在《 》一文中，筆者提到成湯所克的“夏”，在敦煌寫本《六韜》殘卷作“西夏”，清華簡《尹誥》作“西邑夏”，清華簡《尹至》作“西邑”。這裡的“西邑”一詞，實際上就見於武丁時期的殷墟卜辭中。

　　根據測年數據，三星堆青銅文明毀滅於約公元前1260年。從殷商世系表來看，這一時期在位的商王為武丁之父小乙，因此在武丁時期的甲骨文中出現對夏人的記載並不是偶然的。在甲骨文中，武丁有時對西邑進行祭祀（《合集》7865），有時又詢問西邑是否會作崇為害（《合集》7864正），這些都表明西邑是一個具有神性的祭祀對象。

　　2016年，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蔡哲茂研究員發表《夏王朝存在新證：說殷卜辭的“西邑”》一文，指出甲骨文中的“西邑”就是夏。他說：“西邑與祖先神、自然神的性質非常接近，應該不是地名人格化，而是指夏王朝的王室歷代亡靈。”這個說法是可信的。

　　（五）漢語中有哪些“夏”的同源詞？

　　由於周人的原始語言並非漢語，同時周人在中國歷史上又有極大的影響力。這樣，在漢語文獻中就不可避免地會形成大量的與“夏”同源的字。今試舉幾例：

　　1）華。

這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一個字。在先秦文獻中，姬姓之族累見被稱為“諸夏”或“諸華”。並且，“華”字在表達族屬的意義時，往往會涉及禮儀、道德、教化等方面的內容。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夏”是一個文化概念，本身不是族稱。

　　２）雅。雅、夏相通，這也是治先秦史者所熟知的。《詩經》的“大雅”，《墨子·天志下》則引文作“大夏”，與上博簡《孔子詩論》相同。

　　3）疋。三體石經的“夏”字從日從疋，今隸作“昰”。《大雅》、《小雅》、《爾雅》的“雅”，古文本作“疋”。可知，疋與夏也是同源字。

　　4）假。假字在先秦文獻中非常重要，這裡多說兩句。《詩經·商頌》有三篇禱歌，皆含“假”字。其一為祀成湯之《那》篇：“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其一為祀中宗之《烈祖》篇：“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又言：“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其一為祀高宗之《玄鳥》篇：“四海來假，來假祁祁。”以上諸文之“假”，說者過去往往訓為至、或為格，從假字的義項演變來看，此說十分牽強。

　　今案：“假”當為面具古稱。上文《詩經》中的假，應即假面降神之義，故假亦可因此而代指先祖之靈。以假本為面具之義，則假的不真、憑藉、讚美等各類義項的產生會變得更為合理。

　　從音讀來說，假字古音為見母魚部字，夏為匣母魚部字，假、夏二字旁紐迭韻，古音極近；從意義來說，《爾雅·釋詁》均釋夏、假為大。由音義比較可知，夏、假有密切關係。從字形上說，在甲骨文中，鬼是一個戴面具進行祭祀的人。在金文中，夏字也是一個作祭祀舞蹈的人。古代的祭祀舞蹈，往往會帶有面具。因此，從文化的角度說，鬼、夏有密切關係。

　　筆者在《 》中談到，鬼字與吐火羅語的“太陽（Kaun）”同源，可表“君”或“巫”之義，這說明鬼可能為狄人祭司集團的稱號。狄人是古代夏族的核心部族，而假、夏音義相近，文化相關，則說明鬼巫文化是古代夏人的一個核心文化。三星堆文明具有典型的神權政治特徵，從鬼巫文化入手，當為研究三星堆文明的又一個有力突破口。

參考文獻：

1、詹子慶：《夏史和夏代文明》，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

2、沈建華：《“無法而法”為至法“三重證據”貴求真》，《文物天地》1996年第4期。

3、鄭張尚芳：《夏語探索》，《語言研究》2009年第4期。

4、曹定雲：《古文“夏”字考：夏朝存在的文字見證》，《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

5、朱鳳瀚：《論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係》，《歷史學》2003年第6期。

6、蔡哲茂：《夏王朝存在新證：說殷卜辭的“西邑”》，《中國文化》，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