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兴。
陈传兴：萤与日
本刊记者/隗延章 供图/陈传兴影像工作室
发于2019.11.11总第923期《中国新闻周刊》
陈传兴拄着拐杖，在书架之间缓慢走动，他今年67岁，身患免疫系统疾病，随身携带药物。他说话声音低沉、沙哑，说一会儿话，便忍不住咳嗽几声。
很难用一个身份概括陈传兴。他最为大陆观众所知的身份，是在系列文学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中担任监制，并亲自执导了其中的《如雾起时——郑愁予》《化城再来人——周梦蝶》。
而在台湾，他最早以艺术理论家闻名。台湾摄影家阮义忠那本启蒙了几代摄影师的作品《摄影美学七问》中，前五问都是陈传兴所答。他曾出版著作《忧郁文件》《银盐热》《木与夜孰长》《道德不能罢免》等书籍，主持翻译《精神分析词汇》。
纪录片导演、艺术理论家之外，他退休前的本职工作是台湾清华大学副教授，教精神分析、电影的相关课程。
都柏林公园窗中人影。爱尔兰夏天阴霾多雨，气候多变更甚英伦岛，都柏林城总被重重阴灰云块覆盖。随着夜幕慢慢降临，在黑暗中的窗内一双眼睛透过小窗格望向夜晚,最后转眼去面对幽暗房间。不具名的陌生人,在夜的城市里闪着微光。
（银盐纸基，60.96cm×76.2cm,1976~1980）
年过60岁，陈传兴对老去、死亡开始有很强的焦虑感，他公布了一个庞大的系列摄影展计划：第一个展览是留学前，他在大学期间的摄影；第二个展览是1976年到1982年在国外拍摄的黑白照；第三个展览是自1970年代开始至今的彩色作品；第四个展览是宝丽来拍摄的作品；最后的展览，则是他从1998年结婚生子至今的家庭摄影。
这时外界意识到，陈传兴在教授、理论家、导演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身份是摄影家。四年前，陈传兴完成了计划中的第一个摄影展。近日，他的第二个摄影展也已开幕，内容是1970年代下半期到80年代初，他在法国求学阶段拍摄的照片。“那是我生命力最旺盛的十年，也是从那时，我从自由摄影，变成有意识的拍摄。”陈传兴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摄影理论“盗火者”
1972年，正在读高三的陈传兴，决心去法国留学。他起初这样讲述原因，“我一直很讨厌美国，而且觉得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事，你要交那么贵的学费，然后你出国人家还考你，考托福、考你语言。后来我听说法国念书不要钱。”随后，他又补充，“还有就是，法国有新浪潮导演，有雷乃，有戈达尔。”
四年之后，陈传兴在台湾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毕业，当年9月，他到了巴黎。陈传兴念了一年语言学校，后考取了曾培养过雷诺阿、罗丹等艺术大师的法国国家高等装饰艺术学院学习摄影。
彼时，装饰艺术学院是法国国立学校中唯一有摄影系的学校。摄影系的学生，需要经过油画、素描、版画、雕塑全方位的训练。与此同时，摄影系免费提供的24小时开放的暗房，还提供底片、相纸、大画幅相机、镜头等耗材、器材。
雨后车站天台。钢构维多利亚车站和周遭建筑街道仍保持旧帝国的傲慢伟岸,行人多急促且面色凝重。
（银盐纸基，60.96cm×76.2cm,1976~1980）
对陈传兴来说，更重要的训练，来自于看摄影大师的原作。那时，他每周两次去往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四楼，戴上白手套，将摄影大师的原作放在桌面上，观看、分析。就在这两三年时间，他完成了对摄影的技术、视野的精进，以及对摄影史的整体认识。
现在看来，这似乎只是平凡无奇的求学生活。但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便能知道这不简单。彼时，台湾摄影理论几乎一片空白。台湾的留学生大多选择去美国，去欧洲的不足十人。正是这段时间的积累，让陈传兴在日后成为一个向台湾引进欧洲摄影理论的“盗火者”。
女童军与气球。（银盐纸基，60.96cm×76.2cm,1976~1980）
与此同时，陈传兴也开始在巴黎拍摄照片。上学路上，他随身带着相机，几乎每天都在拍，拍摄对象是他在巴黎见到的陌生人，有售卖钟表的商贩、在墓园见到的妇人，也有屠夫、牧羊人、卡车司机。这期间，他的作品积累了一万多张，他为这期间的作品起名为“混血观看”——拍摄时，他将在台湾那种野生粗放的拍摄本能与在法国经历的严苛摄影训练、大师洗礼获得的技术混杂在了一起。如今，关于这些作品，陈传兴不愿意做太多的解读。正如他的老朋友、摄影家阮义忠对他的评价那样，“他的影像跟文字一样，从来就不是要给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丢给你一则又一则的谜语。”
在诸神的黄昏
在巴黎，对陈传兴更大的影响来自于那个被他称为“万神都在”的时代氛围。“万神”，即符号学、结构主义、新历史哲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人文学科的开创者，彼时，他们的论述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陈传兴的记忆中，那时的著名学者，犹如明星。课堂有四五百个座位，提前一两个小时才能占到座。课堂上，外国观光客对着学者不断拍照。下课，警卫要维持秩序，给学者让出安全通道。这些艰深的学术著作，那时都是畅销书，拉康一本700多页的论文集，可以卖到二三十万册。
机场候机的阿拉伯人。底片上的霉斑与日光交织出宗教绘画般的图景。
（银盐纸基，114.3cm×152.4cm，1976~1980）
陈传兴就读的法国装饰艺术学院，对面是巴黎高师，旁边是居里夫人的实验室。“萨特还知道，其他什么精神分析，后来就问自己，我到底要干什么？如果只搞创作，那人生大概就是停在这一条路上。那是不是要多知道一点？”陈传兴回忆。
于是，他后来去了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读语言学博士，师承符号学之父麦兹。他读语言学，也从头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读普鲁斯特。博士论文则是《电影“场景”考古学》，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开始，只做“场景”一词的研究。
哀悼。（银盐纸基，114.3cmx 152.4cm，1976~1980）
伫立凡尔赛池边眺望远处的夫妇，仿佛望向逝去的时间。
（银盐纸基，114.3cmx152.4cm，1976~1980）
日后来看，陈传兴赶上的，恰是欧洲学术大师群星璀璨时代的尾巴。1970年代末的法国，被称为“诸神的黄昏”，这些著名的学者，逐渐患病、死亡、疯癫。福柯患上了艾滋病；罗兰·巴特，下课走在路上，被车撞死；新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研究者阿都塞，将自己的太太勒死在宿舍；而陈传兴在巴黎三大一起上课的日本同学佐川一政，将自己的荷兰女友吃掉，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至今仍被人谈论。
1986年，陈传兴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毕业，决定回到故乡台湾。他回到台湾的很多年，都只是以理论家的身份示人。阮义忠在办摄影杂志《摄影籍》《影像》时，几度想刊发陈传兴的摄影作品，陈传兴都不积极。直到陈传兴人近暮年，才终于决定将自己的摄影作品公之于众。他这次的展览在上海龙美术馆，展览被命名为《萤与日》，指的是“黑暗”与“光线”，即影像从无到有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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