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及文化話題

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我國內地尚有人稱南粵為“南蠻”、“文化沙漠”，這或許是出於南粵地區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緣故，實屬一種很局部的“妒忌”現象。

其實，嶺南地區雖自秦始皇時期起已被納入郡治範圍，但“南蠻”之印象確實不易扭轉，實際上一直到了唐代，中原人才開始普遍默認嶺南為“漢地”的一部分。

在字面概念上。嶺南地區早在二千年前已屬“漢地九州”

從“南蠻”到“漢地”，這並非僅是來自行政上的融合。嶺南屬“九州漢地”中的揚州，這是漢武帝時期就已是“名義上確立”了的事，不過現實中卻一直並未獲得人們的廣泛認可。

那麼在漢唐之間的八百年間，又發生了哪些事情、最後促成“嶺南漢地”概念的形成呢？

秦鑿靈渠征服南越後，嶺南地區閉塞依舊，稱“南蠻”在所難免

春秋戰國時，今日的嶺南地區屬“百越”，由大量地方部族所組成。不過，“南蠻”之稱卻並非來自嶺南地區，而是出於更偏遠的越南。

《禮記》裡稱“南方曰蠻，雕題交阯”，說的就是當地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的習俗；在中原人看來，如此有傷風化的事，自然是隻有尚未開化的“蠻族”才做得出來，所以“南蠻“之稱其實一直都充滿著文化上的歧義。

最初的“南蠻”之地指的是今天的越南等地

秦始皇在征討南越時一度遭遇頑強的地方部族抵抗，由於軍需運輸的問題，曾”三年不得進寸步“。在經過一番地理調研之後，秦軍發現，只要打通湘江與灕江之間的連接，軍糧便可由楚地進入南越。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就命史祿負責開鑿兩地間的運河，這就是“秦鑿渠”、後稱“靈渠”。

當時的南越尚未有大規模的統一性政權，秦軍由灕江入越後，無費多大力氣就統一了南越、開創了嶺南地區的郡治歷史。

可惜由於秦朝的統治時間太短，這時期裡僅在南越地區造就了具有抵抗實力的“南越國”政權。南越國只需以軍力封堵灕江水路，兩地間的軍事威脅就會被徹底隔斷！

靈渠，為嶺南融入中原貢獻了第一波力量

除“靈渠”之外，當時由中原進入嶺南的道路就只有位於粵北大庾嶺一帶崎嶇難走的山道，根本無法大規模行軍。對南越國來說，只要封堵住這兩處咽喉位置，外面再動盪都無法影響到嶺南了。

如此閉塞地偏居一隅，被中原人稱“南蠻”就在所難免。在秦亡之際的公元前204年，南海郡龍川令趙佗為求自保正式公開建國，並自封為“南越武王”。

漢武帝一統南越，貫通的僅是水路交通，史書中的“南蠻”稱謂未變

秦漢交替之間，南越政權本也無意與中央對抗，很快又於公元前196年歸附於漢高祖。可惜由於一向”藐視南蠻“的呂后從中作梗、斷絕了兩地間應有的融合性交往，南越王趙佗被迫於前180年宣告獨立為“南越武帝”，正式與漢朝分庭抗禮，直到漢文帝時期，趙佗才在陸賈的勸說下再度歸附於漢朝。

南越王趙佗的數次“獨立再依附”，同樣體現著這樣的期盼

趙佗的幾番“獨立再依附”確實是出於統一之下的共同利益，但在中原人看來，“南蠻”的無信無義自然已成了一種隱患。

漢武帝即位後一直就有意再將南越國收復為郡治之地，無奈人家南越王一直當著乖乖寶，漢武帝也找不到發兵藉口——關鍵是，也找不到能利於出兵的通道。因為一旦發兵，南越國緊扼靈渠與大庾嶺兩處位置，漢朝要征服南越，其代價必然不小且無百分百勝算。

如此到了公元前112年，南越國呂嘉作亂，漢朝終於有了兵發南越國的契機。

一開始時，有韓千秋自告奮勇從粵北陸路入越平叛，最後，自然是可想而知地全軍覆沒。其實，受到 的啟發後，漢武帝一早就找到了兵鋒指向南越的通道，韓千秋的全軍覆沒本為一種非必要的代價，漢武帝最後以“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進行表彰，其實只是用以激勵軍隊“討伐南蠻”的一種手段罷。

漢武帝以樓船征服南越，但嶺南的“南蠻”代稱未變

漢武帝的兵鋒之路就是由夜郎國牂柯江南下的水道，“十萬樓船大軍兵分四路合於桂陽“，秦始皇時期的靈渠通道僅是其中一路而已。

呂嘉沒料到情形會是如此，最後南越國之亂一舉被平復，自那時期起，嶺南地區從”九州“概念上就被歸於了”漢地”中的揚州。

不過，當時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後漢書》，有關南越國的記述依舊被歸入“南蠻(蠻夷)”序列之中，可見“南蠻”稱謂由於“深入人心”已久，連史書裡都無法輕易消除。

東晉南北朝：南越“漢地”之稱始現於佛教典籍之上

《後漢書》成書於南北朝時期，儘管書中還是以“南蠻”代指越地，不過所述地點多以交阯(越南)為主，對“長沙、南海”等郡治的“南蠻”稱謂已作了淡化，但仍未正式冠以“漢地”之稱。

法顯和尚首次在公開典籍上以“漢地”稱呼廣州

公元412年(東晉義熙年間)，法顯和尚正從印度乘船回中原，船上載有各國商賈及一位沙門(指未受戒的年輕修行者)，最初的計劃登岸地點為廣州。

由於遭逢暴雨，船上商賈均心生惶恐，商量說“坐載此沙門，使我不利”，計劃將船上沙門棄之於附近海島。法顯說：“汝其下此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意思是說，等我到達漢地(廣州)將此事告之官方，你們就自己看著辦吧！船上商人一時害怕，終於停止了此害人之舉。

後來由於“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船隻一直到了山東青島一帶才登岸，法顯在記述此事時以“漢地”代指廣州，也漸漸成了佛教典籍裡的傳統。

《佛國記》也影響了其他佛教典籍對嶺南的代稱

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達摩東行最初抵達的“漢地”也是廣州，作為當時權威典籍的佛教記錄都如此述說，於是“漢地”逐漸開始替代“南蠻”之說，不過還是僅限於字面之上。

隋唐時期：嶺南影響中原的事件開始劇增，“漢地”稱謂從此真正奠定

隋文帝時期，“南蠻”特指的是當時的東南亞諸國，嶺南地區的歷史記錄開始正式納入官方的“漢地州郡”範圍，這事情其實始於一件讓隋文帝感念於心的歷史大事。

隋開皇九年（589年）時，隋文帝已統一了中原大部，但嶺南地區一直尚未歸附，而且派至嶺南進行安撫的韋洸一直“逡巡不敢進”。

南朝時的嶺南原有兩大勢力，一是北燕皇帝馮弘被北魏打敗後，其後代逃往宋朝時(南朝宋)被安置於嶺南的新會郡，新會馮氏成了嶺南“有職無權”的望族；二是南梁時高涼(茂名)冼氏的強大地方勢力。

“冼夫人文化”從政治文化層面上確立了嶺南在中央王朝裡的地位

後來，馮寶與高涼冼夫人聯姻，馮氏在嶺南的威信終於建立起來，“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馮寶死後，一時間“嶺表大亂”，冼夫人又平定了動盪局面、讓嶺南安然過渡到南陳時期。

隋文帝派韋洸南下時，晉王楊廣讓陳後主寫信給冼夫人證實“陳已亡“，為保地區太平，冼夫人“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而後率眾歸附。

這時番禺的夷王仲宣又趁機作反，連韋洸都中箭死了，冼夫人又聯合接任的裴矩擊潰了仲宣叛軍，最後“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隨裴矩一道巡視了嶺南二十多州縣，所到之處，無不在其威信下表示臣服。

隋文帝感慨萬千對高熲和楊素說：“韋洸率兵二萬尚不能度嶺，而因為冼夫人，裴矩三千弊卒就平定了嶺南！”

以國公禮制記錄嶺南史事，“南蠻”稱謂由此消失

在相關歷史記錄中，馮寶被追贈廣州總管和譙國公，冼夫人被冊封為譙國夫人，一切行文均以國公的禮制為標準，僅造反的仲宣被冠以“南蠻夷王”。

自此，與嶺南有關的所有隋朝官方記錄中才再無出現“南蠻”字樣！

唐玄宗時期，張九齡奉令在梅嶺開鑿大庾嶺路，嶺南與中原間的交通瓶頸被徹底打通後，水路陸路都能自如抵粵；因為所有海上的舶來品從此有了更為龐大的內地市場，唐代嶺南的港口經濟由此迅速崛起——政治與經濟融合至此，唐代之後的史籍中就再也沒有見到“南蠻”的統稱字眼了，代之而來的就是“漢地”或具體的地方州縣名稱。

六祖惠能北上時也說自己來自“嶺南漢地”，可惜有齷齪者竟刻意隱匿這一點，故而在《六祖壇經》等部分唐代典籍中，六祖惠能竟成了“河北人”(數代之前的原籍)，連毛主席在談及惠能時也引用過有關的錯誤典籍(1958年北戴河會議)，可見有關歧視之深影響有多大了。

從漢武帝到唐玄宗時期，這期間足足歷經八百年、嶺南地區在文化上也足足被“瞧不起”了八百年。

文化是什麼？文化首先是一種認同

即便是一直被漢唐稱“南蠻”的越南、柬埔寨等地，宋朝時也以開始具體的“占城、真臘”等名稱表述為“外國”，這其實也是整體文明進步所帶來的變化，因而在不久的二三十年前、我們尚能從國內部分學者嘴上聽到“南蠻”一說時，那簡直是太不可思議了！

出於和諧大計，這裡我就不再詳述從前往事，不過從中我們也可看出，一旦沒有了經濟和文化實力上的充分融合，即便表面上被尊為“漢地”，實際上還是一直受某些“天朝上國”人所輕看的！

比如嶺南“鳥語花香不絕”、當年的蠻夷小漁村如今“窮得只剩下錢”之類論調，不信的話隨便網上一搜索，肯定不會讓你失望......其實真正失望的應當是那些一直無法打開心扉的人吧，畢竟今天都已是“9102”年了！說好的“開放、包容”在哪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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