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史极有争议的人物，前半生从默默无闻奋斗到位极人臣。后半生争议很大，评价多以负面概之，“独夫民贼”“窃国大盗”“丧权辱国”，骂声不绝于耳，直接打入“十八层地狱”，似有妖魔化之嫌。
随着对他深入客观的研究，揭开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试着来还原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袁世凯与母亲合照
袁世凯，字慰亭，今河南周口项城人氏，出身当地大族。少年时曾发奋读书，立志考取功名尤爱古时兵法，常重金收购历代兵书典籍。但屡屡应试不中，引为一生遗憾。后怒而焚毁诗文书稿，愤愤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怎能龌蹉久困笔砚间以自误？”
袁氏少有大志，但并不是读书考试的料，虽“读书读到吐血，亦望金榜而兴叹”。这和很多奇人一样，读书不成，一样能取得大的作为。至此，袁慰亭走上“投笔从戎”的道路，开挂般书写他的传奇人生。
袁克定摄垂钓照
名扬朝鲜
袁世凯的发迹始于朝鲜。当时朝鲜仍然是大清藩属，袁跟从淮军将领吴长庆入朝平乱。战斗中袁世凯表现十分出色，率领队伍击杀乱党数十人，成功平息朝鲜王室政变。之后顶头上司吴长庆为他呈报请功，言辞中大加赞赏。
此后袁世凯留任朝鲜，协助训练新军，这也是之后“小站练兵”的预热。在朝期间，名望甚佳，同朝鲜上下打的火热，被誉为：“大得汉城都民之心”。1884年，朝鲜又发生政变，驻朝日军趁机搞事，被袁率清军击败，粉碎日本谋夺朝鲜的企图。
吴长庆照
经过此事后，袁世凯获得重臣李鸿章的重视，为日后得到重用埋下伏笔。但同时也因此受到日方的痛恨和同僚的嫉妒。因有人以“擅开边衅、挪用军款”等罪名举告，袁赋闲回乡，但很快得到李鸿章重用，重新回到朝鲜，全权代理清朝在朝利益，俨然是藩属朝鲜的“太上皇”一般，权势极大。
袁在朝鲜十二年间，表现可圈可点，成功阻止日本、沙俄对朝野心，李鸿章对其评价甚高：“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李鸿章能长年把持晚清大局，虽有过失，但在那种时局中，也是苦撑危局，他识人、用人的眼光还是十分老到的。同时也验证了袁世凯其人，颇具才干，堪当大任。
李鸿章
青云直上
由于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中亲睹清军战力不堪一击的惨况，加之中日战后朝野对“变法维新、救亡图强”的呼声日渐高涨。李鸿章等三名高官联名保举袁世凯组建“新军”，用原有少量新式军队作底子，又通过各省招募选拔，1895年袁于天津小站筹建新军，此时共7300人。
此后逐渐扩展为“北洋六镇”，每镇约12500人，这也成了袁某发家的底牌。新军中不乏日后的风云人物，如段祺瑞、徐世昌、冯国璋等人。
段祺瑞
以西方军制和训练方法练就的新军，也成为一支令人瞩目的武装力量。“戊戌变法”中，谭嗣同等人曾拉拢袁参与武装政变，包围颐和园，控制慈禧和其死党荣禄。但经过深思熟虑后，袁认为康梁一党，自保尚且危险，于是告发。后因此事，袁被评为十恶不赦的变法叛徒，但设身处地的思考下，袁世凯的举动不失为深思熟虑的正确选择。而且变法失败主因并非因袁告发所致，倒是因此加重了对康梁一党的惩治。
事后袁世凯受到“后党”（慈禧派）的极大信任，地位也随之急速提升。1899年，年仅40岁的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在李鸿章去世后，荣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官运亨通的袁世凯，于1911年，上任内阁总理大臣。
在此期间，袁继续开展洋务，开企业、修铁路、建新制，卓有成效，并在身边逐渐形成庞大的“北洋集团”，此时的他已经羽翼丰满。
对于袁世凯的骂名，主要出于以下事件：“二十一条”、“恢复帝制”、“宋教仁遇刺”。这些事件中，袁或有蒙冤、或因了解片面，其中的罪过到最后一股脑扣于其人一身。试想在清廷颠覆、列强觊觎、势力纷起、国家贫弱的混乱局面中，又岂是袁一人所能独撑危局呢？此种是否有偏颇、有冤情？
宋教仁案
1913年，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进行。北洋系的“土包子”们哪见过这世面，结果操纵失利，席位被国民党阵营拿去
大半。国民党高层宋教仁被选举为国务总理。
离奇的事情发生了，同年三月，宋教仁于上海遇刺。负责督办的江苏警察厅先后捉住凶手武士英和他的上线应桂馨，随后顺藤摸瓜，查到时任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处。结果是武、应两人神秘死亡。而洪述祖对此案缄口不言，受绞刑而死，线索戛然中断。
国民党方面众口一词指责袁世凯所为，但袁矢口否认。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上司——国务总理赵秉钧嫌疑最大，但此人从小站练兵起，一直是袁的亲信。
至于是出于袁世凯授意，还是赵秉钧派人所为至今不得而知，成为迷案。但此事终究和袁是有所牵涉的，当时国民党已经是北洋系的对头，处处作对。铲除异己，集中权力，也是说的通的。
宋教仁
二十一条
这也是老袁被骂得最凶的地方，认为是他出卖国家权益给日本。
其实袁世凯对此也是深恶痛绝。之前他在朝鲜时，就成为日本最痛恨的“眼中钉”，甚至上了暗杀名单，只能未能刺杀成功。
日方初提出的《二十一条》，对中国损害极大，无理之极，如果全盘接受，则等同沦为日本“保护国”。北洋政府并未如外界所想的立刻全盘接受，而是以各种方法降低该约对中国的损害。
第一，拖。谈判共历时105天，达二十多次。
第二，故意向西方列强泄密日方要求，以期引起他国的关注与介入。
第三，谈判中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则收回一分权力。
事实上，也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果。日方删除了最不利于中国的第五号要求。而久拖未决也使日本到了忍耐极限，发出了战争威胁。以当时中国的情况，羸弱中国远非日本敌手。
为避免战争，袁世凯同意签约：“今第五号条约已删，相比最初提案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尚难以兵戎相见…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最后定案的条约，名《中日民四条约》，同日本最初要求已大不相同，已尽最大努力挽回了对中国的损害。胡适曾对此评价，“吾国此次对日交涉，知己知彼，既能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认为这是弱国外交的胜利。
是啊，对于强敌压境，威胁恐吓，要么开战要么谈和，知必败而战实无此理。由此联想到了更早时大宋朝的无奈……
此处有一惊爆花絮。当时日公使曾对袁言道：“国民党某要人正在日本积极活动…”以此威胁同意所提条件。闻知此事的袁破口大骂某人：“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
此事不是空穴来风，现日本外务省档案馆仍保存一份《中日盟约》，真伪尚待考证。
恢复帝制
目前考证认为袁在当时没有一个具体完整的建立制度思路。但看到当时的德国、日本采取的君主制度促使国家强大，袁应对此有参照模仿之意。
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动荡，袁世凯应该很清楚，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已经行不通了，而完全仿照国会议会共和制，对于袁这种权力欲极大的枭雄明显不适合。“君主立宪”这种折中的方式，更能获得他的认可。
于是在1915年底，经过各种折腾，准备成立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结果都知道了，天下大乱，各种反对势力纷起，蔡锷等发起“护国战争”，段祺瑞要求袁世凯交出权力自保，在内外交迫中，袁因尿毒症不治身亡。
作为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脱不开时代局限性，既有功又有过，还是分而对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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