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的9月1日。中華帝國都城北京發生了一場大面積的日食。
攝政王多爾袞大喜過望。
因為前幾日，臨時欽天監已準確的預測了此次日食的時間。
而作為一力主張入主中原的多爾袞而言。此次預測天象成功這是天佑大清的英明之舉。
其時，內閣大學士記錄：“……明朝二十年來不用新法，我大清國不過施行幾日，一測即驗，猶如合對兵符，真可謂為神奇者也！全可盡心詳錄新法，以傳為萬年之楷模”
就是說，明朝經常測錯日食，反而我大清朝進來才幾天，就驗準天象。
大清實乃受命於天，因此昭告天下。
日食
來得及時的天象
這一年發生的一切，讓這一時間成為讓天下百姓覺得詭異的時刻。
1644年4月25日崇禎帝在煤山自縊殉國，
6月3日，在北京城的李自成舉行了稱帝儀式，次日清晨離京。
6月5日，多爾袞進入並定都北京，清朝入主中原，
8月20日，清王朝決定遷都北京。
9月1日即預知發生日食。
所以，大清滿朝上下極受鼓舞，真是天佑大清，開始了一統中原的霸業。
可見此事對於大清王朝的重要性。
多爾袞畫像
天人感應在中國
而且，中國古代皇帝對於天象曆法之重視是超乎我們想象的，這部分來自於儒家及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法。
皇帝為天子，天子天子，當然上天之子還是要敬畏天象的。
所以，每逢日食、地震、災禍之時，再昏庸的皇帝都明白，這是皇帝老子要下罪已詔，公之於天下，輪到自已住偏房、食齋飯、節人慾的時候了。
這是中國古代對於帝王最大的約束。對於老百姓當然還是有好處的。
所以歷人的知識分子都強調要敬畏天命，北宋神宗朝，宰相富弼就說：“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
湯若望與順治帝在一起
這次預測日食為什麼這麼神奇呢？
就要說到開始的那個欽天監人士，著名的科學家及傳教士湯若望。
湯若望的這個曆法，來自於明末著名科學家、禮部尚書徐光啟、李天經主編的《崇禎曆書》，當然此書也是徐光啟與湯若望等人在西洋曆法基礎上改編的。
在崇禎朝時，皇帝已授命徐光啟組織制定新曆法，但傳統與新派思想的衝突，導致新曆法與舊曆法爭論極為激烈。
徐光啟與利瑪竇
新舊之爭
反對新曆法的人中，最典型的就是楊光先，楊光先是一個典型的程朱理學信徒。
此人果敢忠貞，不畏權貴，但卻過於死守聖人之言。曾在崇禎十年（1637年），居然抬棺死劾當朝大學士溫體仁和給事中陳啟新，被廷杖後流放遼西。
不久，溫體仁倒臺，楊光先被赦免回鄉。
他是一直堅決反對西洋曆法的中堅，堅持使用“回回曆”（即元朝郭守敬的《授時歷》），所以在明朝末年就曆法修改時，因為用新法還是舊法的事情就爭論十多年。
雖然徐光啟已經用新法在1629年準確的預測了日食，證明了當時明朝的欽天監的錯誤，但由於楊光先等一部分舊臣的反對。
直到明朝滅亡，也沒有確立新曆法。徐光啟此時早已去逝。
湯若望
禍至新朝
可笑的是，直到大清入關之後，湯若望留京，楊光先也入清朝仕大學士。這種爭論又延續到新朝。
由於多爾袞留用湯若望，受命欽天監事務。
湯若望馬上準確預測了前面所說的那次日食，加之其對於數學、水利、火炮、醫學、地理等事物的精通。使得在他在多爾袞及順治朝大受歡迎，孝莊皇太后稱之為義父，順治帝甚至稱其為“瑪法”（爺爺的意思）。
終順治一生都對湯若望尊敬倍至，深服其淵博的知識與高尚的人品，幾乎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
在臨終確立帝位的問題上，順治還問計湯若望，湯力薦康熙已出痘（出過天花），可繼大統。這從醫學上說也是很有道理的。
爭議再起
楊光先也因清朝招撫入朝。
他激烈反對任用湯若望、南懷仁等人制定新曆法，他寫出《辟邪論》等文章加以駁斥，並屢次上書。
楊又讓前欽天監吳明煊，在順治十六年便上疏舉報湯若望天算錯誤，結果禮部查核以“詐不以實”的罪名，險些把吳明煊判了死刑。
但楊光先可謂在此事上與湯若望要死扛到底，數十年持之以恆。
順治十七年，楊光先又作《正國體呈》一文，於五月二十三、二十七日，兩次親赴通政使司具投，被通政使司正卿雅布蘭等駁回。
但終順治一朝，楊光先沒有佔到便宜。
康熙劇照
致命一擊
1664年3月25日，楊光先摘抄了湯若望《天學傳概》一書後的某些句子，把它當作擊敗湯若望的一把利劍。
7月26日，又再赴禮部呈遞，正式控告湯若望潛謀造反，曆法荒謬等罪名。要求依律將湯若望正法。
終於到1665年，皇天不負苦心人，清廷換了當家人，鰲拜等權臣上臺。
鰲拜派吏、禮部的幾十名大員對此案進行公審，權力下就無真相。
這時，湯若望已經七十三歲，老掉牙了，說話都說不清楚，“淬患痙控。口舌結塞”，只能由其弟子南懷仁代敘。
整個審訊過程，既查不出武力謀反證據，又不能駁倒天文歷算。
但讓當時的鰲拜等人很是滿意。
最後，清廷作出判湯若望絞刑，連同拘捕30餘人，並廢除了順治欽定的新曆法。時稱震驚中外的“康熙曆獄”！
楊光先，數十年努力終於鹹魚翻身，大獲全勝。
此時，楊光先出任欽天監監正，他引吳明煊為監副，以大統術治歷，停止推行新曆法。
奇怪的北京地震
這案子，奇怪的不僅是楊光先數十年持之以恆的要告倒湯若望，而且判案之後還有著竇娥案一般的戲劇性。
就在此案已經鐵板釘釘的情況下，北京城出了一件大怪事。
北京突然之間，接連五天發生地震，倒塌房屋數千間，連同大內紫禁城都感到劇然的震動。連拘禁湯若望牢獄之牆壁亦皆倒塌。
城內多處地面裂成很大裂隙。東堂房頂之十字，也亦被震落於地。狂風大作，吹掃城市，灰塵遮天蔽日，使北京頓成黑暗世界，一天之內還有繼續發生三次，在以下的三日中，每日都發生一次。
這次地震，這讓從未見過此事的北京官民惶恐不安。
這在古代可謂是天象示警，如六月飛雪。不得了的事情。
孝莊太后畫像
孝莊太后介入
果然，孝莊皇太后本來就對此事極為不滿，乘此時機介入此案，以太后之尊力主開釋。鰲拜等人思慮再三，而且又有地震等天人感應的效應，也覺得需要退讓。
湯若望才終免於一死，但最為遺憾的是潘國祥、朱廷舒等五名中國天文學家仍被處死。
兩個月之後，曾經的一代“帝師”湯若望，受此打擊含冤而死。
到了1667年，十六歲的康熙帝親政，決定重新處理此案。
康熙實驗判案
不過，康熙並沒有簡單的用權力來處理。而是決定用實踐來證明誰對誰錯。
這也許是中國第一個以科學實驗來判案的案例。
1668年11月23日，康熙帝決定用實驗來決定對錯，故召集楊光先、吳明烜、南懷仁等一起討論天文曆法，命他們各自到觀象臺，“預推正午日影之處”。
經過連續三天的實地測驗，南懷仁都推測無誤，而楊光先、吳明烜卻屢出差誤。
康熙帝又讓兩方相互指出對方曆法上的問題，結果南懷仁指出了吳明烜推算的種種錯誤，如“康熙八年閏十二月，應定康熙九年正月，又一年兩春分兩秋分等差誤”。
康熙並沒有簡單定案，而是作進一步驗證。
康熙又召集大學士圖海等二十名大臣同到現象臺觀看南懷仁、吳明恆進行“立春”、“雨水”等五項測驗，結果南懷仁“逐款皆符”而吳明恆卻“逐款不符”。
經過多次的實驗和調查，證明湯若望、南懷仁所制新曆法先進，精確度高。
平反昭雪
因此康熙決定停用“大統歷”，複用“時憲曆”，也就是今天我們在用的農曆，並恢復湯若望“通玄教師”稱號，南懷仁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
罷黜楊光先欽天監監正，刑部以附逆鰲拜罪處死。後經康熙開恩免其死罪。
此案終於在康熙實事求是的精神下又重見天日。
被殺的潘國祥、朱廷舒五大臣平反昭雪。
1669年，康熙又親筆題湯若望的祭文：“皇帝諭祭……恤死報勤，國家之盛典。遽爾長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嗚呼，聿垂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有所知，尚克歆享。”
以慰湯若望在天之靈。
這場新舊曆法之爭，由明末一直打到清初，歷時三代皇帝，耗時近五十年，終於落下帷幕。
明思宗殉國處
何以如此複雜？
有時候，大家看起來覺得很簡單的一件事，為何能夠拖如此之久，搞得如此之複雜？
首先，此案已經說到了程朱理學與實用科學之爭。
很明顯，理學教條在實證科學麵前是根本佔不住腳的。
但是程朱理學在明清上升為統治哲學之時，存天理，滅人慾，“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祖宗之法漸漸成為一種不可更改的事情。
所以儘管在崇禎朝，徐光啟多次證明了此曆法的準確性，並於1621、1629年兩次準確預測了日食。崇禎帝始終是猶豫不決，雖然他已經認識到新曆法的優點。
但直到明朝滅亡，也沒有把此事給定下來。
華夷之辯與實用主義
此案之所以容易上升為政治之爭而遷延日久。
實際上也是藉助了華夷之辯，楊光先指責的重要一點就是湯若望是洋人。
但實際上這個又有什麼問題呢，我們現在學的牛頓定律、伽利略不都是國外學者的成果嗎？
楊光先卻荒謬地提出：“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但在當時，確實是利用了鰲拜、尤其是受理學影響的漢臣看不慣洋人的心態。又把事件弄得更為複雜。
以至形成大獄，冤殺了五位中國天文學家。
中國之法與吸收國內外科學的認識。
而好笑的是，楊光先自以為數十年來所主推的回回曆就是祖宗之法，
此法元代忽必烈所定的。表面上《授時歷》 是元初時中國科學家郭守敬所著，但實際上郭守敬所著的歷法與也是在阿拉伯天文學家紮馬魯丁合作下，使用的天文儀器、阿拉伯曆法及數學原理基礎上都是從阿拉伯人那是學習過來。
而楊光先卻以為這才是中國之法，不可擅改。豈不知此也是西學東漸之物。
寧夏紮馬魯丁與回回曆法紀念館
再追溯《授時歷》的上一代唐代曆法，既使是著名的唐代《大衍曆》，表面上是由僧一行的《大衍曆》制定，其實也是編譯應用印度天文學瞿曇悉達《九執歷》的成果。《大衍曆》中測量月亮黃緯的表格，就罕見的使用了360°分度體系。
瞿曇悉達首次使用點符號來表示0，填補了中國算籌體系沒有零記號的空白。
收錄古印度《九執歷》的唐《開元佔經》
前兩大曆法與徐光啟編篡《崇禎曆書》的道理是相同的。
雖然，中國採用了國外的先進科學知識，而同樣的中國四大發明也傳之於世界。實際上，可以說這是一種科學無國界的問題。
中華文明本來就是一個開放包融體系的產物。
《九執歷》中給出的正弦函數表
看清楚了就不是問題。
看清楚了這個問題，所以到了1912年，中國近代化的先驅們，就毫無顧忌的以公元紀年與中國農曆同時使用。至共和國建立仍然沿用公元紀年，就形成了現在大家常用的陽曆與陰曆之說。
後來的楊光先們
不禁讓人想起，晚清那些激烈反對恭親王、李鴻章修鐵路、改科舉、辦學校的士大夫們，張口閉口以夷變夏，何以為國，卻盲然不知國將不國。
實如梁啟超指摘倭仁等所言：“誤人家國，豈有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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