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最值得称道的战争之一，持续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最终以汉朝的胜利而告终。

但是，如果查阅历史就能知道，身为游牧民族的匈奴一直被秦国、赵国、齐国、燕国等等东周诸侯压着打，甚至秦始皇在秦朝刚刚建立之初就对他们主动进行征讨，并且取得了绝对压制性的胜利。

那么，历来以强盛著称，有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霸气的汉朝，为什么会被匈奴欺负了七十多年呢？

这一问题需要从匈奴自身的势力消长、秦汉立国时所面临的环境变化以及汉朝内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三方面来进行考量。

匈奴在秦汉之际经历了两次最为重要的蜕变期

据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本来也是和华夏一样，都属于夏朝后裔，源出姒姓，只不过后来常年居于北方，没有脱离游牧习俗，逐渐与华夏诸国分离，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逐渐衍变成了四夷里处于西、北方向的戎和狄。

这时候的匈奴还比较弱小，因为过着游牧迁徙的生活，逐水草而居，部族林立，有各自的名称，比如经常出现在《诗经》等先秦典籍里的山戎、猃狁、荤（xūn）粥（yù）、义渠等等，都属于匈奴部族。

匈奴对中原的威胁不是秦汉才有的，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与中原的诸侯国结怨。西周的灭亡就是出自这些游牧部族的入侵，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之后，西周被犬戎灭国。而秦国能成为诸侯，也是因为周平王东迁洛邑时，秦襄公对犬戎的征伐。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三个北方诸侯国秦、燕、赵（晋）与匈奴接壤，经常受到袭扰，造成了些微的麻烦。

但从结果来看，基本上只要这些诸侯出兵征讨匈奴，都会取得胜利。比如春秋时期齐桓公助燕北击山戎，晋文公兴师伐逐戎翟，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攻破义渠，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燕国秦开袭破东胡等等，这时候的匈奴在中原诸国的眼中不堪一击，只不过因为各诸侯国的精力都放在了争霸与称王之上，对匈奴往往采取守势，主要的手段就是纷纷在边境修建长城。

战国时期的匈奴，自身还没有统一，各部族独立发展，所以形成不了太大的威胁。而在秦始皇逐一扫灭六国的时间里，北方的匈奴也在第一代单于头曼的带领下，完成了初步统一，并有逐渐强大的趋势，成为了秦国北方最不稳定的因素。

但是，这个时候的匈奴因为刚刚统一，国家也是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物资的来源主要还是靠掳掠，实力较为弱小。同时，周边还有着东胡、月氏、楼烦等和其并列的强大部族，自身也并不安全，实力自然也比不上汉朝时期的匈奴。被秦始皇派大军征讨，赶出秦国边界七百多里，主力基本上已经被消灭了。

秦朝末年，中原陷入楚汉争霸，内部动荡，而匈奴此时同样又经历了一场重要变革。

头曼单于的儿子莫（mò）顿（dú）杀父自立，并且灭东胡，逐月氏，吞楼烦，在逐渐统一了北方诸部族之外，还趁着中原诸国战乱，收回了曾经被秦国攻占的土地，势力急剧膨胀，成为了

北方最强大的国家，匈奴进入了最为鼎盛的时期。

刘邦的运气实在欠佳，遇到的正是莫顿单于统治下兵强马壮的匈奴国。

秦汉立国之初对比，汉不如秦

秦始皇扫平六国，是在秦国强盛到可以与六国联盟一战而胜的时候，所以逐一扫灭六国并没有伤到大秦根基。当内部竞争对手都已经解决之后，北方匈奴就成为了刚刚建立的大秦最不稳定的因素。

从历史记载来看，秦始皇本意其实是不想再进行战争的，但是匈奴的物资却必须要依靠对中原的掳掠，这就造成了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势必会有一战。

以秦始皇的秉性，在大秦帝国最为强盛的声势下，自然不会惧怕匈奴，所以集结军队，令蒙恬主动出击，多次寻找匈奴主力部队进行决战。以秦军饱经战火洗礼的战斗力，先进的武器装备，完善的军事勋爵体系，刚刚进入奴隶制的匈奴自然不是对手。

这一战，蒙恬将匈奴打得溃败，一直后退了七百余里，不敢南下。这也就是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

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秦始皇之所以主动发起这场战争，其实是为了打出一个时间差。在蒙恬与匈奴的多次交战中，秦始皇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了修建长城的举措，同时又迁移人口来此驻扎，彻底断绝了匈奴再像之前一样南下掳掠的路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历过春秋战国近五百年的战乱，秦朝的建立其实也是在千疮百孔之下的，和匈奴一样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秦国之前的底蕴养秦国一隅足够，但还不足以支撑天下。所以即使在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秦始皇也提前做好了防守的准备。

而汉朝面临的情况要比秦朝更为严峻。

这里有一个时间上的错觉，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而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也就是说，秦始皇实际上才比刘邦大三岁而已。两者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是因为跨越了战国、秦、汉三个时期，显得时间比较久远。

秦朝建立之前就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大一统的国家还没等到有足够的时间来修生养息，就接连北击匈奴，修筑长城，随后又是短命而亡，楚汉争霸，战火重燃，这对中原地区的军事、经济上的打击都极为巨大。所以刘邦当时面临的环境还不如秦始皇统一的时候，起码秦朝还有秦国几百年的底蕴在，但汉朝是真正的一穷二白。

而这个时候的匈奴却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完成了空前的统一，此消彼长之下，汉朝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凭借秦朝留下的长城来据守，也只能保证在匈奴的抢掠里不至于损失太大，并不具备和匈奴作战的条件。

白登之围与和亲之策：一次意外导致的战争和一个小人物的传奇

汉朝建立是在公元前202年，有鉴于秦朝的短命而亡，汉初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未施行分封制而引起的。所以在郡县制的基础上，又分封了几个诸侯国，作为中央的屏藩，施行郡国并行制。

而就在公元前200年，大汉立国仅两年之后，韩王信因为匈奴的压迫和汉朝对异姓王的怀疑，突然勾结匈奴，起兵叛乱。这一次实属突发事件，汉朝虽然已经驰援了被匈奴围困的韩王信，但并没有做好和匈奴决战的准备。但由于韩王信与匈奴的突然联合，直接威胁到了汉朝中央的安全，刘邦不得不率领三十二万大军北上迎敌。

韩王信的部队不堪一击，但匈奴国力的强盛却是远超刚刚建立的汉朝。可是刘邦在与匈奴作战时，反常地取得了节节胜利，于是不顾劝阻，轻率冒进，终于在白登被匈奴团团围困。后来还是靠着贿赂冒顿单于的爱妾阏氏，才得以脱身。

这一战下来，刚刚建立的汉朝更是雪上加霜，不得不开始以和亲的方式来换取喘息的时间。于是汉匈之间就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亲政治，双方小摩擦不断，但几乎已无大战。

按照中原地区的发展速度，在汉朝“三十税一”的政策下，百姓终于得到了养息的时间，逐渐富足起来，但为什么却没有对匈奴进行征讨呢？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改变了历史的小人物，他就是中行说。

中行说这个人比较传奇，他本是汉文帝时期汉朝宗室女子陪嫁到匈奴的宦者，看似并不是很起眼，但是《史记》当中对他的描述很奇怪：

老上稽粥单于初立，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

中行说是宦者身份，在西汉时期并不一定是阉人，从他可以反抗去匈奴的行程来看，似乎是有点地位的，并且还公然表露出去匈奴就与大汉为敌的意愿，却没有受到惩罚，这些迹象表明，中行说应该是在陪嫁人员当中比较特殊的存在。

而其所行之事同样怪异，这个汉朝看不上眼的小人物在匈奴混得风生水起不说，给老上、军臣等单于所出的计策都十分狠毒，往往能切中汉朝痛点。这种谋划战略在当时来说足以称得上惊才艳艳，说明中行说是一个十分聪慧、睿智的人，那仅仅因为被强行派遣到匈奴就对汉朝恨得咬牙切齿，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是值得怀疑的。

如此聪慧之人能被汉朝远送至匈奴，让一个不愿意离开汉地的人对故国百般刁难，背地里一定是有原因的。只不过史料有缺，现在已经不可考证了。

就是这个小人物，阻止了匈奴汉化的过程，在他的劝说下，匈奴放弃了汉朝舒适的衣服和肥美的食物，保持着游牧民族的饮食、骑射以及战斗力，并且极力倡导匈奴在和亲的同时要不停地骚扰汉朝边境，对汉朝内部的诸侯王们采取拉拢、分化的策略，将病死的牲畜扔进汉朝驻军的水源，以此来制造瘟疫。种种计策可谓直击要害，让汉朝的修生养息受到了极大的阻力。

半个多世纪的修养，汉朝为什么迟迟不对匈奴动手

除了匈奴在外对汉朝的压迫之外，汉朝的内部因为立国之际就存在的隐患引发了政权内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这个隐患在汉武帝时期终于得到了解决。

秦朝二世而亡，然后就是楚汉争霸、大汉立国、诸王争锋、吕后乱政、文景之治、七国之乱，

新生的汉王朝内部的发展可以说是步履维艰，其中拥有庙号的皇帝被换了四个，除此之外傀儡皇帝还有三个。而如此多事的时代算起来才仅仅73年。

为什么汉朝内部会出现如此动荡？是因为刘邦取得天下的方式存在了问题。

这些动乱事件参与的势力有中央有地方，有宗室有外戚，有地方诸侯也有外部势力，人员杂乱，事情纷扰，看似毫无关联，但如果仔细分析就能发现，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一件事物——皇位。

这就是汉朝面临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的难题，如何来论证刘邦的“帝王合法性”。

在刘邦之前，所有做过天下共主的人都是贵族，而分封下来的诸侯是功臣、宗室、前朝君主的后代或者古代先贤的遗脉，最差的都有一个贵族头衔，甚至就连与刘邦争霸的项羽都是如此。所以，当刘邦以亭长出身的卑微身份当上了皇帝，就相当于颠覆了千余年的历史传统，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个解释很重要，因为如果不能让人信服，那么就意味着皇帝的身份不再尊崇，任何人都可以去争夺。刘邦等人通过战争的手段推翻了秦朝，打败了项羽，从而登临至尊，那么其他人也可以通过战争等手段来推翻刘邦等人的统治。这构成了一个合理的逻辑。

这个问题第一次摆在了统治者的眼前，而汉朝之前的尝试都失败了。

汉初施行黄老思想，讲求无为而治，希望通过百姓的富足来收获民间的支持，但是“三十税一”的政策下，三十亩地才收一亩的税，百姓富足的同时，让地方势力迅速坐大，同姓诸侯王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起兵叛乱，异性诸侯王在刘氏的怀疑下，同样起兵争夺皇位。道家并没有解决这一难题。

阴阳五行家企图用“五德更替”和“五行轮转”的方式来解释汉代立国的根本，但是黄帝、夏、商、周、秦、汉之间到底是相生还是相克？短命的秦朝到底算不算五德中的一员？汉朝具体是水德、火德还是土德？这些问题阴阳家内部争论不休，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法家延续着一贯的高压统治，将矛头对准朝堂上不稳定因素，所以张汤、郅都、宁成等等酷吏掌权，但引起了贵族内部的一致反对，朝野反抗的势力暗流涌动。

这些为了解决“帝王合法性”的方法纷纷失败，汉朝内部动荡不休，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往往都流失于内耗之中。

可以说，正是这一件关乎国运的大事耽误了汉朝对匈奴的反击。

这个问题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解决，儒家终于登场。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春秋大一统”和“天人感应”学说，将刘邦取得天下的行为人定为“天命所归”。天命所在，刘氏就是唯一的正统，所有觊觎皇位者，皆为逆天命。

这一说法的提出，将皇权提高到极致，也将儒家与皇权彻底绑死，后世封建王朝里，所有不以儒家为正统的皇室，就是质疑自身的合法地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施行正是因为儒家解决了“帝王合法性”难题所取得的战果。所以，儒家的独尊不是因为皇权的支持，恰恰是因为它给皇权提供了必需的养分，儒家独尊是因，皇权稳固是果。

汉武帝时期给“帝王合法性”难题划上了句号，皇权稳固下，地方的削弱就是必然，整个国家开始逐渐凝聚成一股力量，共同面对来自北方的那个强大威胁，终于在公元前129年开始了对匈奴的全面反击。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综合分析，汉朝不是不如东周诸侯和秦朝强大，匈奴势力有了极大增长，更主要的是汉朝内部出现了极为严重的隐患。种种因素的叠加，才使得这个以强盛著称的王朝被匈奴欺负了七十余年。